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讲述“镜头中的慈父”
作者：宋佳
来源：《祖国》2013年第01期
作者：宋佳
来源：《祖国》2013年第01期
他在摄影圈中无人不晓，国际摄影艺术圈里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任何大明星；12岁时父亲送给他一部相机，从此摄影成为他半个世纪的追求；他做了12年的贴身摄影师，拍摄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展现了不为人知的普通一面；他的声音洪亮，极富激情和感染力；他就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摄影界首次获得“荷赛”奖项的摄影家，原杨尚昆次子杨绍明，1942年5月生于延安的他，从青年起就常常为领袖人物拍照，、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亲切地称他“小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绍明成为新华社一名摄影记者。
近日，记者有幸采访到了杨绍明，去感受这位红墙内的摄影家带给我们的不同的感官世界。和杨绍明对话，你一定会被点燃。他声音洪亮，极富激情和感染力。在谈到激情来源于何处时，他说，人的激情源于理想、源于教育、源于生活。
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准備接见先进人物代表，他们刚在前排就座，说说笑笑间，杨绍明已经按下了快门。照片中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生动，神采飞扬，照片题为《领袖们》。
摄影情缘
杨绍明透露，中央领导人很多爱拍照。比如周恩来，喜欢在工作之余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刘少奇在家做木工活时，也爱让夫人王光美给他拍照做纪念；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朱德像个小孩子，拉着杨绍明帮他和夫人康克清照了一张雪中合影，这成了朱德最喜爱的照片，一直挂在床头；邓颖超则特别喜欢和小孩子一起合影。
杨绍明回忆起自己与摄影的情缘时说，“刚开始给领导人拍照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对话’，只是服务。那时候我是一个‘小朋友’，见到我常常说，‘小二，老朋友好久不见了！’现在回忆起来非常幸福，那是珍贵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杨绍明的摄影素材以及创作意识，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杨绍明的人生起点，始于延安宝塔山下。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在延安出生了。出生后不久，杨尚昆夫妇就赶
往抗日前线，邓颖超怀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他感叹：“伯钊（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三过草地，走到延安，生下这个娃娃不容易啊！”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杨绍明本可以选择更优越的发展方向，但他不从政、不经商，自打12岁那年父亲送给他第一台莱卡M2相机开始，就迷上了摄影。把摄影当作毕生追求的梦想，这让杨绍明在“红二代”的圈子里显得很特别。
学照相伊始，杨绍明就是拍人物，先拍父母，然后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父亲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我几乎成了中南海里的一个摄影小帮手。谁家要团聚，就会叫：‘小二，给我们来张合影。’我也很用心，照完以后自己冲胶卷，自己放大。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像侯波、杜修贤、孟庆彪等等，我得空就向他们请教。”杨绍明说。
1961年，杨绍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说虽然自己当时是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的专业，但之前的求学经历却让他刻骨铭心。当年，他被邻居公认为神童，一直是中南海的孩子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偏科，数学成绩不好，杨绍明中考没有考上。“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当年，在所有孩子里一直非常器重我，他还曾开玩笑说‘这个
刘晓庆有几个儿子和女儿杨小二将来可以当中央委员，候补期18年’，因为他觉得我机灵，聪慧。但中考以后，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每天耷拉着脑袋不敢看人。记得那是1958年5月25日，我跟随等去十三陵水库，问‘小二你没有考上高中？’我说是。他问什么原因？我说数学不好。说，没有关系嘛，你不要老是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没考上去接触工农众也很好，干部子弟要和众交朋友。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在的激励下，我狠下功夫，最终以平均分85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
杨绍明在高中时，就用相机留下了中央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访苏，杨绍明拍下站在舷梯上挥帽告别的照片；1961年，在首都机场和章士钊聊天，这张照片入选全国影展；他还拍了贺龙读毛选、陈毅打乒乓球、李宗仁回国等。到1966年“”开始，杨绍明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
在对为中南海的领导人拍照片的回忆中，杨绍明为我们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我拿着照相机到处转，在北戴河大雨过后出现一道长长的彩虹，我想把跟彩虹连起来，因为他是中国人民革命奋斗的一个象征。当时我跟很熟，就悄悄拿着照相机，等他游完泳正在沙滩上休息时跟他说，‘毛伯伯给你照一张相吧。’用湖南话说：‘小二啊，听你指挥
啊。’我当时心想我怎么可以指挥啊？我说，“请您站在台阶上吧。”当时穿的是中山装，是最好的料子，非常精神，看起来容光焕发。我说：‘毛伯伯，请你轻松一点’，我们不能象很多业余爱好者那样太过于随便来逗笑，因为他是领袖我是后辈，我又说：‘请您轻松一点’，就说：‘我很轻松啊！’，这时我按下了快门。的神采，和彩虹、大海连接在一起。这幅16开的彩相片成为《中国青年》杂志一期封面。现在到《中国青年》杂志还可以查到。 ”
最受人欢迎，包括受外国人欢迎的一张照片《退下来的》，当时穿拖鞋，把两腿放在沙发垫子上看报，这张照片非常受欢迎，成为第31届世界新闻比赛的获奖作品。后来我到荷兰，见到很多评委，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这张照片好？他们回答，这张照片在家里，穿拖鞋很放心的看报，旁边还有太太和孙子，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我想，他们也是人，摆起一副当官的架式还是人民的救星吗？所以我把他们拍成常人。 ”杨绍明说。
十年动乱仍坚定革命
杨绍明说，他先后经历了战争年代、和平年代、十年动乱以及改革开放。在成长道路上，
对他影响至深的只有“革命”二字。“如果我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摄影家，是因为我首先是一个比较坚定的革命者。”解放战争时期，杨绍明和家人经历了高山车祸、深夜抢过敌人封锁线等艰险。在延安时期，他见过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见过给朱德写传记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他说：“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从小就属于革命、热爱革命。”
十年动乱中，杨绍明因为家庭原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6年5月23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撤职受批判。“父亲那时一落千丈，而我大学马上要毕业，江青、康生来到北大煽动学生造反，康生说党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杨尚昆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当时我就在台下，话音刚落，我顿时就被同学围起来成了‘革命’的对象。”此后，杨绍明常常被拉出来批斗，“我记得斗我的时候，陆平和彭珮云是陪斗，陆平当时是北大校长，彭珮云当时是北大党委书记。拿着长把我的脑袋扎破了，我昏了过去，被扔在地下室里，幸亏同学晚上偷偷帮我把头皮缝起来，我才活了下来，如今我头上还有被红缨扎的伤疤。”
1968年，杨绍明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一个部队农场种水稻，之后又被派到河北隆化中学教书。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外界传言，杨尚昆曾参与了当时抓捕“四
人帮”的秘密行动，谈到此事，杨绍明坦言，他和父亲完全不知情。“但我跟父亲是有联系暗号的。我当时正好去北京出差，外交部一些干部子弟对我说‘小二（有）好事，江青被抓了’。我想怎么让爸爸知道呢？晚上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辗转到在临汾的父母。我告诉爸爸周信芳死了，周信芳是著名的京剧演员，海派，‘四人帮’也是海派。父亲说知道了。这是一种默契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杨绍明才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平反，被分配到新华社担任摄影记者和编辑，工作8年，后来被评为高级记者。
镜头中的慈父
1907年8月3日，杨尚昆出生在四川省（现属重庆市）潼南县双江镇长滩子四知堂。杨绍明告诉记者，四知堂有一个反腐倡廉的典故。“以前，当地有个叫杨震的官员，有人晚上送来银子贿赂他，并小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其他人知道，这点意思你就收下吧。杨震响亮地回答‘你知，我知，没关系，天知就是神知，神都知道了，不行！你拿回去吧！’这个典故一直被父亲拿来教育和警示我们，要行得端、做得正，不能自欺欺人。以后就有了这三个字‘四知堂’，鞭策后人不能受贿，不能搞自欺欺人的玩艺儿。”
当问到杨尚昆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时，杨绍明激动地说：“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共产党的理想。简单说，就是三个字‘为人民’！再用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别看说出来字数少，做到是很难的。” 2007年，杨绍明历时3年，赶在中央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父亲精心制作了一本画册《风云画典——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书中收集了500多页近千幅杨尚昆同志的历史照片。
杨绍明最喜欢的照片是父亲在86岁登黄山时拍的。当时父亲戴着墨镜，遥望黄山内外，心情好像豁然开朗。后来做成了《风云画典—一位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家》的封面照。”父亲是个很达观的人，那样曲折复杂的历史，他都挺过去了，很淡定。看着这张照片，杨绍明常常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些？
杨绍明说，父亲最让他自豪的，是他从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政治斗争错综复杂，他却能让干部和老百姓觉得信服、公正。父亲也讲过自己常当“不管部部长”，意思是别人都不愿意管的事情，他来管。父亲作为政治家，对党是极为忠诚的。最重要的一次是全国人口普查，不是他分管，但他主动担当，受到好评。父亲言谈举止有时很幽默，到广东工作期间，一次在广州市委的大会上，他鼓励干部爬山游泳，并风趣地说打打麻将也可以，
因为广东人爱打麻将，父亲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在家里，父亲常教育我们要孝敬母亲，十年动乱，不管是在广州还是回到北京，父亲都将大房间让给母亲住，自己睡小的。母亲病逝时，医生急于将母亲送进太平间，父亲发火说：“尸骨未寒，让我们再多坐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当众发火。后来，父亲在母亲的墓碑上刻下“终生伴侣，永恒怀念”。
楊绍明说：“父亲一生钟爱读书，藏书粗略统计不下5万册，其中不少是绝版。曾和父亲说："你的书柜比我的好，我们交换吧。"父亲一口答应。后来，我们把的《二十四史》连同书柜都捐给了重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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