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有用和无用
实用————————不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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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 （生活）
人的存在，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
人不简单是
为吃饭穿衣而存在
更重要的是
为美（趣味）而存在。
为心灵（灵魂）的自由而存在。
为思想（的乐趣、独立、自由）而存在。
为理想而存在。
为真理而存在。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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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刘瑜——（以剑桥大学为例）
【“自由思想”——无用，却有用】
说到对文明的贡献，剑桥大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就是它产出过的科学家了。牛顿，达尔文，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图林，发现DNA结构的Crick和Waston，写《时间简史》的霍金……以及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来的科学家们。
我想这事难道很费解吗？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的国子监成立时间大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如果牛顿出生在中国，20岁的他，冥思苦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飞并把这个困惑告诉他人时，他爸爸会不会一巴掌扇过去，说：你吃饱了撑的是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不赶紧讨个老婆去！ （对比、假设论证）
我以前在国内读研上课时，可怜的老师时不时被学生这样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教点对我们工作有帮助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是也有一帮这么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而如果有人这样问，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不够吗？ （假设论证）
我觉得剑桥就是一个正常的大学，……可能体现在这里的人比较爱读书、爱思考上吧。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生活在一种原罪感里，时不时就得检讨自己“不事生产”、“象牙塔里的精英”、“脱离众”（要有用）什么的，这种原罪感抑制人们探索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在剑桥，你就是研究霍布斯的某一个概念一辈子，也不会老有人追着你问“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啊？”有好奇心、钻研精神、清高、我行我素的人不需要生活在自我辩护的状态里。我邻居，一个老太太，80多岁，走路都颤颤巍巍了，一辈子就是个家庭妇女。那天楼道上碰见，她跟我说，她准备重读阿奎那的著作，然补充了一句“唉，好久没用拉丁文了，拉丁语退步了，读起来可能会慢一点呢”。看，读英语还不行，非要直接读拉丁语的。80多岁的老太太，读什么阿奎那呢，没什么用吧，但是很理直气壮。我喜欢那种理直气壮地认为很久以前的历史、很遥远地方的生活、很奢侈的文字艺术与自己其实很有关系的人，一个这样的人在剑桥待着不会觉得突兀。【举例论证】【应该给无用之物以一个容身之地。宽容的环境】
【功利主义者（有用主义者）的狭隘】
泰勒斯的故事
有个人嘲笑他说：“你自称能够认识天上的东西，却不知道脚下面是什么，你研究学问得益真大啊，跌进坑里，就是你的学问给你带来的好处吧！”这一挖苦又引来一阵笑声。泰勒斯从坑里爬上来时，拍了拍身上的土，镇定地回答：“只有站得高的人，才有从高处跌进坑里去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知识的人，就像本来就躺在土坑里从来没有爬出来过一样，又怎么能从上面跌进坑里去呢？”泰勒斯又笑了笑说：“明天，会下雨。”果然，第二天真的下雨了。
两千年之后，大哲学家黑格尔也说过一句话，与之遥相呼应，他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来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王小波
【思想之大用：给人快乐】
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思想（做无用之事）无罪】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种罪恶。
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
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
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
王开岭：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实的功用传统和崇尚使用价值的习性，“实”一直被奉为正统高高矗立。以实为本、以物为大、以形为体、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以效为能——物用性，尤其显著和速效的有用，从来充当着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镑砣。无论术、业、技、策，皆有一副实用和物质的面孔……“没用的东西”，作为一句训斥式的中国老话，既是一种物格评价，也是一种人格评价，既可诽物，亦可骂人。
两个多世纪前，当烧开水的壶盖扑哧作响时，谁能想到那个对它心醉神驰的少年，会成为历史上的“瓦特”呢？事实上，那盏小小壶盖早已被沸腾之水鼓舞了几千年，也被忽略了几千年，作为一副情景，它缥缈无骨，一个眼光实际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西方有谚：“如果你盯着一样东西长久地看，意义就会诞生！”这是一句很虚的话，也是一句伟大的话，许多世间的秘密和真相就蕴于此。瓦特的幸运在于，他没漏掉这样一个秘密！是性格帮助了他，是对细节的重视程度、是打量事物的那种“陌生感”、是沉湎幻想的习性——帮助了他！牛顿也如此，爱因斯坦也如此……较之众人，他们注视世界的目光里，都多了一股迷离和朦
胧的东西，多了一抹遥远、深阔和缤纷的彩。
那股迷离，那抹遥远，就叫“虚”吧。虚，往往折射出一种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超前眼光；实，通常代表一股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近物需求。虚未必能转为实，但“实”，往往诞生于最初的“虚”。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费城，一个叫富兰克林的男子，正做着一桩惊世举动：他擎着风筝，在雷雨交加的旷野上奔跑，大喊着要捉住天上的闪电，并把它装进自己的瓶子……百姓觉得这是个傻瓜，学者以为这是个疯子，可就是这位不可理喻者，最终被誉为避雷针的创始人。
有人说了，富兰克林的念头虽一时看来荒诞不经，但最终实现的仍为一种物用价值啊？不错，避雷针是一种“实”，但这“实”却发轫于“虚”——一种不合常态的大胆奢想，没了那股虚的精神冲动，一切都谈不上。若把“虚”仅仅当作一种潜在或变相的“实”来期待，若把演变和衍生“实”的大小作为评价“虚”的珐码，那“虚”的弱势和险情仍未减弱，“虚”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善。所以，“虚”——应彻底恢复它的独立和自足角，并在这个位置上给予尊重与呵护。
对待想象力，对待奢念和幻想，对待非理性和非经验的自由与浪漫，东方的态度往往比西方要苛责、刻薄得多。比如我们的成语资源中，竟有很大一个板块被用来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非理性：“荒诞不经”“痴人说梦”
“缘木求鱼”“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空中楼阁”“不识时务”“不可理喻”“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玩物丧志”……遗憾的是，如此磐重的务实传统并未分娩出一种严肃的实证品格和缜密的科学理性，反倒在世俗文化上脱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习气来。待人遇事、识物辨机，无不讲实用、取近利、求物值、重量化，贪图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见影……于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也就在“务实”的旌旗下浩浩荡荡了。远的不说，放眼当下——资源上的采掘、消耗，建设上的规划、改造，教育上的考评、量化……哪个不短视、短效得惊人？
西方呢？当然有务实传统，幸运的是，它同样有浪漫和务虚的传统。西方对“无用之物”的欣赏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启蒙运动，从天文、艺术、宗教到对社会制度的憧憬和民主设计，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到形而上和哲学思辩，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康帕内拉《》与欧文的“和谐公社”，从《荷马史诗》到安徒生童话和凡尔纳《海底两万里》……都散发着一股儿童式的缥缈和虚幻，都在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诸子经典和显学们就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为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筹谋积虑，处处讲究天衣无缝、圆熟得体，满透着一股吊诡之气和沉暮之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中国文明为“早熟儿童”——希腊文化为“正常儿童”。的确，作为欧洲文明始先的希腊人，不仅长着
一副儿童的额头，还有着明亮的神情和轻盈的举止，健康且快乐着；而中国文化从周礼开始，就满脸皱纹和心事重重了，除了“跪”和“叩”，行动上也多了“杖”和“拐”，不仅步履蹒跚，且哭丧着脸。
如果说，中国文化资源有严重缺失项的话，我想它们应该是：神话、童话、形而上、科学理性和非政治“乌托邦”……这些缺失恰恰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心计文化而非精神文化，是抑制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脚文化”而非“头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存的磨盘，原地打转。
作为一种浪漫的人文传统和理想主义习惯，西方的“虚”非但未妨碍“实”的繁荣——更给后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激励和机遇。西方文化形态是多元、开放、兼容的，在每个时代的生存格局中，总能恰到好处地为梦想者、保守派和实干家预留出相应的空间及比例，且彼此和谐、互为激荡。不难发现，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每轮“虚”的文化涨潮之后，都会迎来一场新的社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腾跃。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文社会的兴起和中世纪的终结，英国启蒙运动催生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古典自由主义和“百科全书派”之后的《人权宣言》，“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美国《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在东方史上，你很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荡的时代。经验化、功利化和实物化的生存格局，注定了社会精神的沉闷、压抑和空耗，借助“实”的巨石，封建体统在它的“超稳定状态”中一趴就是两千年。1215年，当英国贵族与国王在羊
皮纸上签署有“法制”意义的《大宪章》时，中国士大夫还在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危殚精竭虑。1620年，当登上北美大陆的百名流亡者浪漫地宣誓将开辟一个以民权为本的新国家时，荒怠颓废的大明朝刚清算完改革大臣张居正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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