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原名王见安，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永佳河镇桃花沙河王家村人。1924年，王见安放火烧了欺压自己的地主的房子，然后去武汉到吴佩孚部当兵，并更名王建安。因对旧军队中的恶习不满，王建安于1926年返回家乡，召集了60个贫苦农民建立一支武装队伍，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后担任红四军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历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建安一生战功卓著，为人刚直磊落，是我军一位杰出的领导人。2016年12月，在河南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李德生同志诞辰100周年”书画巡展上，本刊记者采访了前来参加活动的王建安之子王海波，他向记者回顾了父亲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迟到”的上将军衔
王建安参加革命早，在军内职务较高，历经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功勋卓著，对党忠心不二，但为何没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反而在1956年才被授予上将军衔呢？对此，王海波说：我父亲这个人，从来不跟我们说过去的事，在家里也从来不说部队里的事，也不写书，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家里人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后来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和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
据说当年解放军高级将领评衔小组把名单递交过目时，在授予上将军衔的建议名单中在王建安的名字下圈注了一下，写到：此人骄傲自满，授以中将为宜！评衔小组一看的意见，倍感棘手，按照的意见办吧，不少军功资历不如他的都跻身上将，名单公布以后岂不议论纷纷。但不按照的意见办吧，主席又有明确指示，怎么办？只有拖，拖到1956年，评衔小组再向陈述应当给王建安授予上将的理由，觉得评衔小组言之有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这也就是我父亲在1956年被补授上将军衔的缘由。
为何说父亲“骄傲自满”，是父亲曾经因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与他的上级领导陈毅拍了桌子，后来这件事传到了中央，于是有了对父亲这一口头“评价”，但是父亲的这种表现，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并非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因此，后来评衔小组再次向陈述王建安应授上将军衔的理由时，还是表示同意了。
父亲是行伍出身，带兵打仗要雷厉风行，未免会养成脾气大的性格。这一点，就连在全国都出了名脾气大的许世友上将也有同感。我在南京工作期间去拜访许世友将军，谈及此事，许世友说：当年你父亲是红四军政委，我是红四军军长，我跟你父亲都是牛脾气，会上意见不合时，经常拍桌子骂娘，但是会下不拆台，所以我们把部队带得生龙活虎，总是打胜仗。现在很多人听不得批评意见，会上当面不说，背后搞小动作，很不好。你爸爸改不了，还是那个脾气，很多人不适应。
开诚布公 坦率直言
王建安直言率性，不善含蓄，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后期，提议，让中央军委通知王建安来北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但王建安认为当时“四人帮”很是嚣张，政治局势不太明朗，而且中央军委让王建安担任顾问的文件是通知不是命令，可以不执行，就没有上京赴任。“”结束后的1977年，由徐向前元帅负责中央军委顾问工作，调王建安来北京，王建安就问，让我来北京干什么呢？徐帅说，中央最近一直在考虑，现在的军队究竟能不能打仗的问题，许多部队嘴上说起来很能打，但真是那么回事吗？老王啊，你是指挥打仗的，要让你下去做些调查，你是中央军委顾问，你就代表中央军委、代表我到基层部队去搞调研，你想去哪支部队检查就去哪支部队检查，把真实的情况摸上来。
1977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南方一个城市驻军调研，得知这一消息后南京军区詹大南副司令带一军
军长、政委，要求陪同。可王建安却讲部队工作很忙，不要陪。谈话不到十分钟就让他们走了。第二天早晨四点钟，王建安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出发前往硬骨头六连考察。天刚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车就在营门外停住了，他特意嘱咐司机要等起床号响后，车才能开进营区，而自己却下车朝连队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层官兵们此刻还多在梦乡里，王建安独自来到连队操场、猪圈查看。王建安就穿着一身旧军装，也不佩戴领章帽徽，年轻的饲养员性格很开朗，还以为王建安只是一位当过兵的老军人，王建安问一句，他就回答一句。王建安问：“小伙子，你养的猪够肥的，每周能宰一头吗？王新军个人资料简介”“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猪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参观检查，从旁边那个连队的猪圈借来3头。硬凑在一起的猪不合，把耳朵都咬裂了。”与饲养员交谈过后，战士们已经起床了，王建安随即进入了战士的宿舍。看到连队的内务卫生整齐划一，床单平整得像刚熨过一样，棉被叠得有棱有角，有的还压上一个方凳。王建安顺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湿，就嘱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听到的回答却是：“那可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
早饭过后，军、师、团、营领导陆续赶到六连，来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场的王建安。在王建安的劝说下，陪同人员渐渐离去。王建安决定只和连队同志一起开座谈会，会上没有领导参会，让连队干部战士们畅所欲言，把心中想说的话都掏给了王建安。他分别召开干部和新老战士三个座谈会。检查中王建安发现连队
训练中掺了不少假的东西。比如，一部分人练习这个课目，另一部分人练习那个课目；成绩不好的，上边来参观时，干脆不准到训练场。了解情况后，王建安又决定将随后六连的军事表演改为连队防御土工作业，可六连不会。
调研过六连后，王建安接着又检查了不同军兵种的六个连队。这次视察部队结束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并在调查报告中做了总结，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部队战斗力下降明显，不能适应现实战争。根据王建安的报告，军委决定1978年开展“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全军大练兵运动。
调查报告出来后，中央和军委的各位领导都受到很大震撼，也十分重视，并迅速组织全军大练兵，使部队战斗力下滑的局面得以扭转。一年后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中国军队取得胜利，这与头年大练兵如火如荼开展不无关系。
王建安批评人常常不分场合，不留情面，越是对领导越不客气。有人对王建安的批评不满，告到叶剑英那里。叶剑英提醒王建安：“有人告你的状呢！”王建安说：“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吧。”叶剑英笑了笑：“你批评得对，我们照个相吧！”叶剑英以此表示对王建安的支持。
王建安在1979年中纪委恢复工作初期担任中纪委常委。凡是涉及军队的信访件，中纪委领导一般都批转给王建安阅批。王建安对他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从不袒护和包庇，对高级干部存在的问题总是如实地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映。曾在王建安的调查报告上亲笔批示“总政要特别注意这种调查报告，随时掌握干部的情况，适当时加以调整。”有一次，机关在印发王建安向军委的报告时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评的军委某领导人，王建安没有同意。他说：“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不但书面材料要发，我见到他还要说。”对与自己发生过冲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视、不排挤。某军区有位副参谋长曾因工作和王建安争吵过，但当他了解到该同志是个德才兼备的干部时，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了对他晋升建议。
廉洁奉公 严于律己
在生活上，王建安坚决反对搞特殊。中物资紧缺，凡物品均按计划供应。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可他家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又某日，王建安视察某地收音机厂，回住处，见桌上摆两只收音机。将军问明缘由，说是厂领导送给他的礼物。王建安对送礼的行为深感不满，随即命厂长跑步取回，并送其一份党风廉政准则。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人格，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对他两袖清风地为人民办事的优良作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这种情况已有了不少先例。于是，有位领导同志向他建议：也给玉清办个手续吧！王建安却坚决拒绝了。
王建安将军一生俭朴。喜穿布衣布鞋，戴国产手表。1977年进京后一直住单元式老房，卧室无地毯，无沙发，一桌，一椅，一床，床为条木拼成的硬板床，短去一节的一条床腿是用砖头垫齐的。将军去世后，李先念至家中转了一圈，感慨道：“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这么俭朴！”
1954年，王建安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军委顾问，尔后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建安在建国后一直担任副职，他的一些上级都是昔日的部下。叶剑英元帅曾对他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五不将军 特殊贡献
王建安将军有四子，均在外地工作。组织上考虑他四个儿子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回一两个到身边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让。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有一天，将军夫人闻知按规定可以调一子女于身边工作，试探问将军：“我们年纪都大了，是否也调一个孩子回京，好有个照应。”将军答曰：“子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只要我还没有死，他们一个也别想调回来！”后来，果如其言，王建安突发心脏病去世，四个儿子俱在外地，无一人能赶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再后来，王建安夫人病重时，四个儿子轮流从外地赶回北京，值班陪护母亲，母亲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各自单位工作。可没过多久，母亲却突然因病去世，四个儿子也因都在外地工作，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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