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巴⾦
⽂化⼤⾰命到底死了多少⼈
1980年邓⼩平在回答意⼤利⼥记者法拉奇问到⽂⾰死了多少⼈时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是那样⼴阔。总之，⼈死了很多。”⽂⾰结束后叶剑英讲话，⽂⾰整了1亿⼈，死了2千万⼈，浪费了8千亿⼈民币。⽂⾰结束时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这真是空前的浩劫，⼏百万⼈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命之名公开进⾏！”
“⼏百万⼈含恨以终”？⽂⾰中究竟死了多少⼈？说法不⼀，⽆从确定。正如1980年邓⼩平对意⼤利⼥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
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是那样⼴阔。总之，⼈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百年⾎淋淋的中国》说，⽂⾰中丧⽣者的数⽬⼤约为七百七⼗三万⼈。这个数字可能偏⾼，但是应在⼆百万以上。
⽂⾰中死⼈集中于⼏个时期，⼀1966年红⾊恐怖杀⼈10万
以6⽉1⽇《⼈民⽇报》发表社论《横扫⼀切⽜⿁蛇神》正式开场的⽂⾰，宗旨就是“横扫⼀切⽜⿁蛇神”。
这“横扫”，始于对⽜⿁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11万4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7千8百多户⼈家被抄。浙江嵊县，8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1千万户。
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杀戮以“五类分⼦”为主的⽜⿁蛇神。在中国⼤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的刑具棍捧⽪带。杀与⾃⼰⽆冤⽆仇的⼈是要有精神⽀柱的，⼗⼏岁的中学⽣将⽼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死，靠的就是⼀册⽑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岁的中学⽣组成的不可能造成如此⼤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这边……，把五类份⼦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合作，将凡有“五类份⼦”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殴打。
对于任意打死⼈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分清楚，他还说：“众打死⼈，我不赞成，但众对坏⼈恨之⼊⾻，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的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的，你们就要犯错误。”
6⽉间，打⼈之风刚开始盛⾏，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泽东的关于发⽣打死⼈事件的指⽰：“打就打嘛，好⼈打好⼈误会，不打不相识；好⼈打坏⼈，活该；好⼈打坏⼈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这个最⾼指⽰之后，打死⼈合法化，在这批打死⼈的⾼潮中，⽑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
代表。⽑只是没有当⾯表彰他们打死⼈的⾏为，他利⽤他们制造恐怖⽓氛以压制对⼿。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放⼿让学⽣随意打死⼈，运动过后⾃⼰会被追究。8⽉22⽇⽑泽东亲⾃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命学⽣运动》的⽂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出动警察⼲涉镇压⾰命学⽣运动。警察⼀律不得进⼊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凶杀⼈睁⼀眼闭⼀眼。
最⾼指⽰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远弗届。后来官⽅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1千7百余⼈，那就是说，⾄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10万⼈。
蔡铁根原是南京⾼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初抄家，发现他的⽇记本⾥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1970年3⽉11⽇，狱⽅⽤⿇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上的⿇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毙了。
⼴东海南岛⽩沙县决⼥医⼠官明华前，⽤⼀节⽵筒塞进她嘴⾥，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宁夏银川市决“共产主义⾃修⼤学反⾰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吴述樟前，⽤板⼦压住⾆头，不让他们发声。
贵阳市建筑公司⼥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两个多⽉，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号，在她嘴⾥塞进压⾆物，外⾯再扣上⼝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主席语录》，在⼀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
⽢肃静宁县⼥技术员⽑应星被毙前，刽⼦⼿割断其喉管。
主持辽宁党政军全⾯⼯作的⽑远新等，批准了对反⾰命犯施⾏决前予以这⼀“新⽣事物”。第⼀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学青年教师贾承厚。⾄1975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30多⼈在⾏刑前被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个⼥管教员见状，惨叫⼀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初期⾃杀者约20万⼈
除了被杀，更多的⼈⾃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在如此⼤的范围内、⽤如此多不同⽅式结束⾃⼰的⽣命。仅陕西省，⽂⾰中⾃杀的党、政⼲部就有两千多名。
巴⾦回忆道：⼤家都像发了疯⼀样，看见⼀个熟⼈从⾼楼跳下，毫⽆同情，反⽽开会批判，⾼呼⼝号，⽤恶毒的⾔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湖北省委召开⽂化⾰命积极份⼦万⼈⼤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怕运动中死⼈，我看死⼈不要紧。我们没有搞⾮法⽃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天下⼤乱达到天下⼤治”。他导致这场运动的疯狂。有⽂⾰学者估计，⽂⾰初期⾃杀的⼈当在10万⾄20万之间。
武⽃为⽂⾰死⼈第⼆波⾼峰，⼀年死⼈30到50万
1967-1968年的武⽃是死⼈的第⼆波⾼峰。全国性的武⽃起于67年新疆。⽑泽东号召夺权。新疆⽣产建设兵团⽯河⼦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援，想⽤武⼒解决。双⽅交⽕，死伤百余⼈。军队⼤获全胜。
这便是1⽉26⽇的新疆“⽯河⼦事件”，全国武⽃的第⼀。此后各地武⽃绵延不绝，直⾄1968年底⽅渐平息。
武⽃中死了多少⼈？陕西省数据，勉县死亡85⼈、蒲城34⼈、安康县784⼈。⼭西武⽃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廊⽀持⼀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即阵亡2百多⼈，双⽅死伤不计其数。全国在单次武⽃中伤亡最⼤的是四川泸州。⼀仗打死2千余⼈，另有8千多⼈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死亡较多的地⽅之⼀，嵊县战死191⼈。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武装镇压萧⼭、富阳两县。在萧⼭打死27⼈，⼤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打残319⼈，烧毁房屋1200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众组织，⽤机扫射，⼆⼗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屠杀殆尽。
虐杀战俘也是武⽃死⼈的⼀⼤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军⽀持的⼀派动⽤⼤炮攻克对⽅据点后，将俘虏都⽤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的从肛门穿进、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杀20⼈。乱打滥杀包
括⽭戮、⼑砍、⽯砸、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包、⼿榴弹炸死，甚⾄⼀次活埋了13⼈。⼭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
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积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过的酷刑，这⾥全⽤上了。
江西宜丰县的⼀派到相邻的上⾼县去武⽃，死了4⼈。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祭魂，会上悍然杀了3名从上⾼县抓来的⽆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州街头所见：⼈们咬著⼔⾸，抬⼫游⾏。在中学门⼝，看到因武⽃死亡的学⽣的讣告，上书‘享年⼗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路看到路树吊⼫的景象。那些⼫体⼤多被打破头颅、鲜⾎迸流。从⼀德路到⼈民中路短短⼀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具这样的⼫体。
⼀年多的武⽃期间，全国⾮正常死亡⼈数应在30万⾄60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死⼈最多，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数应在五⼗万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泽东横扫⼀切⽜⿁蛇神的⾼潮，是⽂⾰中死⼈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个县平均⼀百左右死于清队。
金恩圣
在这场运动中，⼆百多⼈⾮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被揪⽃，236⼈死亡。宝⼭县揪⽃1702⼈，死亡达334⼈。”
⼈⼝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65⼈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家的桦⽥⽣产队竟有41⼈被揪⽃致死致伤。
各级⾰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者。他们私⽴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强加⼦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
⼯⼈本不是⽂⾰的⽬标，但⽑泽东指⽰：⽂⾰是国共两党⽃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也成了⽃争对象。北京⼆七机车车辆⼚是⽑泽东亲⾃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的⽼⼯⼈中，900多⼈被审查，14名⽼⼯⼈⾃杀。
知识份⼦集中的地⽅是清队重点。湖南⼤学⾰委会成⽴后，被捕的有三百多⼈，⾃杀18⼈，折磨致死6⼈，中科院上海分院有
六百多⼈被诬为特务，2⼈活活打死，10⼈打成残废，4⼈⾃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杀获救未死。
赵健民案⼀万七千余⼈冤死
1969年1⽉，康⽣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仅此⼀案，云南138万⼈被牵连，17000余⼈被打死、61000多⼈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打残9661⼈。⼀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毙’的布告。有的⼈被活活打死，补上告⽰了事。
1968年2⽉，江青、陈伯达、姚⽂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纪是刘邓反⾰命司令部的代⾔⼈，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持⽅纪这伙⼈就是反⾰命。两天后，王⾃杀⾝亡，⽅被投⼊监狱。江青⼜说“天津市公安局与⽅纪同伙，是⿊窝”，该局1200余⼲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
⼀打三反与清查五⼀六运动
1970年的“⼀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反⾰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百姓不相⼲，反不到⼩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打三反”其实只有“⼀打”，并⽆“三反”。1970年春始的“⼀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中对⽴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王秀珍说“对这批新⽣反⾰命不能⼿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学等六所⼤学就有120多⼈被逮捕、监禁、5⼈被逼⾃杀，3⼈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主席语录》”，在“⼀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号”。
⽂⾰后最⾼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1970年‘⼀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70⼈中，1970年判处的有68⼈；天津市错杀的28⼈中，1970年判处的有22⼈。”
“⼀打三反”之残酷，只⽐“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记载，便把“清队”和“⼀打三反”合⼀⽽谈：省⾰委派⼯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打三反”，审查、⽃争了3千余⼈，“造成⾮正常死亡62⼈”。宝⼭县“⼀打三反”和“清查516份⼦”结合，共清出5千多“有问题的对象”、“41⼈被迫⾃杀”。
这是⽂⾰中最后⼀次⼤批中国⼈⾃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打三反’中⼗四⼈⾃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打三反⼤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阴暗⽆光，⽆法张贴⽑泽东标准像；⼩孩呼喊“⽑主席万岁”说了⼀句“哪⾥能活⼀万岁”，成“现⾏反⾰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九七○年六⽉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的⼈员。军管会以“反⾰命”罪将他们决。该县“⼀打三反”中拘捕254⼈，决17⼈，判刑12⼈，戴“反⾰命”帽⼦25⼈，20⼈⾃杀⾝亡。
1970年8⽉的⼀天，⼈⼝仅30万的省会银川市近10万⼈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13名青年学⽣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修⼤学”。因⼀名⼥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杀，其余12⼈，3名“死刑，⽴即执⾏”。被决者之⼀的吴述樟年仅22岁，最⼤的罪恶时：曾在《⽑
主席语录》“再版前⾔”的“⽑主席的指⽰，⼀句顶⼀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字。
2⽉22⽇，⽢肃省会兰州的万⼈宣判⼤会结束后，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是⽢肃师范⼤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泽东，认为⽑泽东的“阶级⽃争，⼀些阶级胜利了，⼀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千年的⽂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
2⽉17⽇，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宣判⼤会，22岁的吴晓飞被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说⽂化⾰命“是⼀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主席”，江青“是⽂化⾰命中⽆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的杀⼈⼤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其中⼀半以上是政治犯。”四⽉的⼀天，当局⼜宣布次⽇将判处60多名反⾰命份⼦死刑。可是，第⼆天上午九时，有线⼴播突然通知，宣判⼤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杀⼈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批反⾰命份⼦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多数是平民百姓。1970年⼗⽉，⼴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沙县⼀名⼥医⼠官朋华在监狱⾥还写⽂章骂林彪，便亲⾃⽀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决前怕她呼喊⼝号，特⽤⼀节⽵筒塞进她嘴⾥，穿上铁丝扎在脑后。⽐北⽅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明⼀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尺零六⼨长□监房⾥，经常关上⼗四、五个⼈，每⼈只有⼋⼨宽的地盘。……⼀杀⼈，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个⾼⾳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就进来拉⼈：‘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排摄
⼈魂⼉的声……。”
由于“清队”、“⼀打”、“清查五⼀六份⼦”三场运动，⼀个连著⼀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万⽆辜的⼲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反⾰命和‘五⼀六’份⼦，加以迫害，成千上万⼈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正常死亡数，也应在15⾄20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是⽂⾰中的⼏个⼤事件的⾮正常死亡。⽂⾰⼗年间总死亡⼈数相当⾼，北京市因冤狱⽽死的即有9千8百多⼈。上海被“⽴案审查”的有24万余⼈，被折磨致死、⾃杀的超过1万⼈，被逼疯、打残的更多。⾄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5百⾄1千⼈。譬如陕西安康县，⽂⾰中“⾮正常死亡1千3百⼈。”
官⽅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亿⼈以上。”“去台⼈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10多万。”
⽂化⼤⾰命期间受迫害（受虐）⽽死者部分名单（既有⾃杀，⼜有被虐杀或称“受迫害⽽死”或死因不明，但他们都是含冤、含恨离开⼈世的）
⽂⾰期间受迫害致死的领导⼈.名⼈部分名单
姓名职务或职业死亡⽇期
1.刘少奇1969
2.彭德怀国防部长、元帅1974
3.贺龙国家体委主任、元帅1969
4.陶铸国务院副总理1969
5.张霖之煤炭⼯业部部长1967
6.贾拓夫原国家计委第⼀副主任1967
7.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将1969
8.张学思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1970
9.⽥汉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1968
10.赵树理作家1970
11.邵荃麟⽂学评论家1971
12.侯⾦镜⽂学评论家1971
13.邹⼤鹏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67
14.刘秀峰建筑⼯程部部长1971
15.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1969
16.何伟教育部部长1973
17.南汉宸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1967
18.陈正⼈第⼋机械⼯业部部长1972
19.钱瑛监察部部长1973
20.廖鲁⾔农业部部长
21.徐⼦荣公安部副部长
22.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3.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4.王其梅西藏军区副政委1967
25.刘仁北京市委第⼆书记1973
26.谢家荣中科院地质所1966
27.沈知⽩⾳乐学家1967
28.李嘉⾔古典⽂学专家1967
29.喜铙嘉措佛学家1968
30.胡先（马肃）⽂学评论家1968
31.陶然⽂学评论家1966
32.陈翔鹤⼩说家1969
33.伊兵戏剧评论家1968
34.彭柏⼭⼩说家1968
35.张宗燧中科院物理所1969
36.杨伟名陕西户县城关镇七⼀⼤队农民党员1968、5、5
37.潘天寿著名画家1971
38.盖叫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江南第⼀武⽣1971
39.叶渚沛冶⾦学家
40.张家燧昆⾍学家
41.吕荧美学家1969
42.周信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1975
43.刘芝明⽂艺活动家
44.蔡楚⽣电影导演
45.杨朔诗⼈作家
46.孙维世导演
47.陈翔鹤作家
48.郑君⾥导演
49.巴⼈⽂艺评论家
50.孟超诗⼈剧作家
51.焦菊隐导演
52.魏⾦枝作家
53.肖也牧作家
54.周洁夫作家
55.曹荻秋上海市长1976
56.傅连璋卫⽣部副部长1968
57.陶勇海军副司令员1967
58.张国峰⼭东省公安厅厅长1968
59.⾼⼼泰淮北市委书记1967
60.刘国璋宜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