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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相辉
(北京大学中文系ꎬ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8-03-22
[作者简介]沈相辉(1990-)ꎬ男ꎬ江西萍乡人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ꎮ
[摘㊀要]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ꎬ范式转移时代ꎬ 革命 与 危机 并存ꎬ故新旧范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在所难免ꎮ在国学研究中ꎬ无论国学所充当的角是信仰还是知识ꎬ都必须以稳妥的态度对待ꎮ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着范式转移的同时ꎬ整个知识界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范式转移ꎬ即自然科学逐渐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ꎮ在此背景下的国学研究ꎬ要有大文化观的视野ꎬ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ꎬ注重对国学精神的汲取而非外在形式的复古ꎬ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并行而非局限于学术ꎮ唯此ꎬ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才更有实现的可能ꎮ
[关键词]㊀国学㊀范式㊀信仰㊀知识㊀视野㊀方法
[中图分类号]G122㊀㊀[文章编号]1002-3054(2019)03-0035-10[文献标识码]A
[DOI]10 13262/j bjsshkxy bjshkx 190304
㊀㊀库恩(ThomasS.kuhn)曾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 范式 这一概念ꎬ他认为范式 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 ꎬ[1](P176)所谓 共有的东西 ꎬ即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循的信仰㊁价值㊁技术等的集合ꎮ 范式 概念的提出虽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之上ꎬ但对人文科学的研究也不无启发ꎮ以国学的核心经学为例ꎬ学界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ꎬ传统的做法是将其视作儒家伦理道德的载体ꎬ藉此可以窥见圣人的微言大义ꎬ达到 内圣外王 的崇高境界ꎬ由此发展出绵延数千载的经学ꎮ清代以前的学者自不用说ꎬ即使是以考据学著称的早期乾嘉
学者ꎬ他们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也多是希望由小学而通经学ꎬ以此窥见圣人大义ꎮ然而ꎬ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经学观开始逐渐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ꎮ
一㊁信仰与知识
㊀㊀早在20世纪60年代ꎬ周予同先生就曾做过一个重要的论断ꎬ经学时代已经结束ꎬ经学史的时代则刚刚到来ꎮ尽管后来有些学者对周先生这个观点不完全赞同ꎬ[2]但也并不否定其主体的合理性ꎮ就学术研究来说ꎬ如今的学界基本已无纯粹的经学研究ꎬ更多的是经学史的研究ꎬ这不得不说是学术范式的一大转变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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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仔细考察乾嘉学派内部ꎬ可以发现ꎬ经学文献研究范式早在乾嘉时期便开始表现出转移的倾向ꎮ这可从段玉裁与顾广圻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中看出ꎮ二者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而引起的矛盾ꎬ在为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开始凸显
ꎬ后来二者就«礼记»学制问题而交恶则是这种矛盾的激化ꎮ以往学者讨论段㊁顾交恶的原因ꎬ虽都提到了二者校勘思想上的差异ꎬ[3]但鲜有注意到背后所代表的范式转移倾向ꎮ乔秀岩在其«古籍整理的存真标准»等文中却独到地指出了段玉裁与顾广圻㊁王引之等乾嘉学者的一个重要区别ꎮ乔氏说道:
段玉裁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学家ꎮ他非常尊崇«十三经»和«说文»ꎬ对«十三经»中的各种经书和«说文»进行综合性的研究ꎬ想要建立一个谐和完美的经学体系ꎮ他无凭无据地设想一个完美的经书体系ꎬ相信经书原来是完美无误ꎬ只是因为后人误解或者不理解ꎬ文本被篡改ꎬ所以要复原那最完美的经书体系ꎮ经过研究ꎬ他发现很多有关经书和古代寓言的规律ꎬ认为完美的经书应该符合这种规律ꎮ实际上ꎬ他发现的规律包含着较大的主观因素ꎬ而且历史形成的古代文献不可能处处符合一般性规律ꎮ我们应该理解ꎬ段玉裁是有理想的ꎮ他一辈子做了一个经学梦ꎬ想要编制一套理想经书ꎬ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ꎮ可惜年轻人很冷静ꎬ很清醒ꎬ王引之㊁顾千里(顾广圻字ꎬ笔者注)都不能共有段玉裁的梦想ꎮ[4](P15)
段玉裁研究经学文献ꎬ是心怀经学的梦想ꎻ而在王引之㊁顾广圻眼中ꎬ«十三经»也好ꎬ«说文»也罢ꎬ都只是文献而已ꎬ本身并不意味着经学的伦理道德ꎮ所以ꎬ王引之说 吾治经ꎬ于大道不敢承ꎬ独好小学 ꎮ[5](P147)他还说: 吾用小学校经ꎬ有所改ꎬ有所不改ꎮ 假借之法ꎬ由来久矣ꎬ其本字十八可求ꎬ十二不可求ꎬ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ꎬ则考文之圣之任也ꎬ吾不改ꎻ写官椠工误矣ꎬ吾疑之ꎬ且思而得之矣ꎬ但书无佐证ꎬ吾惧来者之滋口也ꎬ吾又不改ꎮ [5](P148)王引之不轻易改字ꎬ与段玉裁将经书假借字作为校勘工作的重点相比ꎬ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ꎮ段玉裁的外甥龚自珍评价王引之学术的归旨在于 用小学说经ꎬ用小学校经而已矣 ꎬ[5](P148)可谓一语中的ꎮ段氏的改字ꎬ在王引之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ꎬ其中颇有讽刺段氏之意ꎮ乔秀岩认为ꎬ王引之的一席话ꎬ 等于否定段玉裁一辈子汲汲追求的梦想 ꎮ[4](P16)而顾广圻对待
段玉裁经学梦想的态度ꎬ不仅不理解ꎬ甚至有些冷淡ꎬ近乎无情ꎮ顾氏«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三书»结尾云:
至于四通中有阁下代«学制备忘之记»作解ꎬ以贬孔㊁贬仆ꎬ而其实并非孔之旧解㊁仆之解者ꎬ不复详答ꎮ兼有一言奉告ꎬ自今以后ꎬ愿阁下于仆一切之说ꎬ仍日日移书相贬ꎬ傥贬之而当也ꎬ仆必立刻作答ꎬ以谢阁下之赐教而志吾过ꎬ贬之而皆若前三不解者耶ꎬ仆唯有不答而已ꎮ仆生平是曰是ꎬ非曰非ꎬ恐所答有不如阁下意ꎬ又将以为罪ꎬ何妨置之耶?幸勿仍以不答为罪而责其必答ꎮ承索拙记ꎬ昨聊刻以省同人转写之苦ꎬ非便欲遍送ꎬ故竟不再奉到ꎮ违晤匆匆ꎬ岁月如驶ꎬ诸惟自爱不宣ꎮ[6](P112-113)
将段氏«经韵楼集»与顾氏«思适斋集»一比较即可知ꎬ段玉裁在看到顾氏这封信之后ꎬ确实仍继续 移书相贬 ꎬ而顾氏还真就未再回复段玉裁ꎮ而对于段玉裁索书之请ꎬ顾氏竟然以 非便欲遍送 相拒ꎬ细品其语ꎬ实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意ꎮ段玉裁与王㊁顾等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ꎬ正是导致他们在学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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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分道扬镳的根本所在ꎮ
段玉裁与王㊁顾等后辈的不同ꎬ是其个人的特立独行呢ꎬ还是有所秉承呢?实际上ꎬ对清代经学史稍作查考就可发现ꎬ段氏的经学梦想是继承自他的老师戴震ꎮ段氏«戴东原集序»云: 先生之言曰: 六书㊁九数等事ꎬ如轿夫然ꎬ所以升轿中人也ꎮ以六
书㊁九数等事尽我ꎬ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ꎮ 又尝与玉裁书曰: 仆生平著述之大ꎬ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ꎬ所以正人心也ꎮ [7](P3459)他的
«东原先生札册跋»亦云: 其言 非从事于字义㊁制度㊁名物ꎬ无由以通六经 之语ꎬ言 非知天理之外不外于人欲ꎬ则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ꎮ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ꎬ此正人心之要 ꎮ [8](P180)今日言及戴震ꎬ多称赞其在小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ꎬ而不知在戴震本人看来ꎬ生平最为得意的著作当是«孟子字义疏证»ꎮ戴震所追求的是 正人心 的经学ꎬ而不是小学ꎮ«孟子字义疏证»虽名为 字义疏证 ꎬ实则是经学思想的研究ꎬ所以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看作是清代前期新理观确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9](P267-278)戴震之外ꎬ如陈澧㊁[10]许宗彦[11]等学者都追求以小学而通经学ꎬ在他们看来ꎬ小学只是 轿夫 ꎬ是工具性的东西ꎬ经学才是 轿中人 ꎬ才是最终的目的ꎮ而这种由小学通经学的主张ꎬ到王引之㊁顾广圻这里便被放弃了ꎮ在王㊁顾等人看来ꎬ学者所应该做的ꎬ是辨别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顾广圻)ꎬ帮助后人疏通文字字义(王引之)ꎬ对于具体的经学思想ꎬ则靠读者自己去体会ꎬ学者本身并不负有教化人心的责任ꎮ因此ꎬ王㊁顾等人自身并不曾要建构自己的经学思想体系ꎬ于他们而言ꎬ经学文献中的每一个字词ꎬ都只是知识点而已ꎬ并不比史部或子部文献中的字词来得神圣ꎮ
当阮元将心怀经学梦想的段玉裁与为知识而知识的顾广圻召集起来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ꎬ自然就会出现一些矛盾ꎮ笔者之前读«经韵楼集»中段玉裁«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七篇ꎬ及«与黄绍武书»等文章时ꎬ甚感奇怪ꎮ段玉裁如此德高望重之学者ꎬ何必与顾广圻一区区后生如此斗气?实在太有失长者风范了ꎮ且顾广圻回复完段玉裁第三封书信之后ꎬ就未再理睬段氏ꎬ段却继续移书相驳ꎬ这又何其尴尬ꎮ对于段氏的行为ꎬ不能仅仅只从校勘方法上的差异来解释ꎬ更不能谓其缺
乏气度ꎬ而应从段玉裁的经学思想来解释ꎮ于段而言ꎬ学制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ꎬ更是事关他整个经学体系的建构问题ꎮ经学是段玉裁的梦想ꎬ是他的信仰ꎬ所以哪怕牺牲掉他长者的风范㊁学者的气度ꎬ他也要不惜一切地去捍卫这个信仰ꎮ而在顾广圻这里ꎬ学制问题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ꎬ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观的高度ꎬ而且顾广圻本人也没有建构经学体系的企图ꎬ故而在他看来ꎬ段玉裁的行为无甚意义ꎮ或许在顾广圻心里还暗想ꎬ因为一个小小的学制问题而遭到段氏如此严苛的批评ꎬ又被时人冠以目无长者的恶名ꎬ自己何其的委屈ꎮ所以他在回段玉裁的信中说: 然则进退罪也ꎬ为阁下之朋友亦难矣哉! [6](P105)
尽管段玉裁一度对顾广圻㊁王引之等后辈十分赏识ꎬ后者也一度对段玉裁执弟子之礼ꎮ但在如何对待经学文献上ꎬ段玉裁与顾㊁王等人之间却分歧甚大ꎮ这种相互的不理解ꎬ一旦发生正面交锋ꎬ便会出现如段㊁顾交恶这样的事件ꎮ归根结底ꎬ造成这种不理解的潜因ꎬ乃在于学术范式的不同ꎮ段所恪守的学术范式ꎬ是遥承汉儒的ꎬ主张由小学而通经学ꎻ顾㊁王所走的路ꎬ表面上虽仍推崇汉学ꎬ但骨子里已经放弃了汉儒对经义的追求ꎮ我们不妨将顾㊁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范式转移的倾向称之为
经学文献研究的革命 ꎮ顾㊁王的 知识革命 ꎬ在段玉裁看来便是 信仰危机 ꎮ在 革命 与 危机 之间ꎬ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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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
和的矛盾ꎮ如何处理这些矛盾ꎬ无论是对于 革命 的一方ꎬ还是 危机 的一方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ꎮ今日学界对于 国学 一词的讨论颇多ꎬ强烈反对 国学 之名者有之ꎬ坚决主张 国学 者亦有之ꎮ歧说纷出ꎬ莫衷一是ꎮ甚者彼此攻讦ꎬ大有干戈之意ꎮ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ꎬ大抵即在信仰与知识二端ꎮ以国学为信仰者ꎬ必对国学怀有一种强烈之使命感ꎬ故其言论中常有一股情感ꎮ以国学为纯粹知识者ꎬ则更在乎其学理层面之知识ꎬ故对国学之讨论ꎬ常常理智多于情感ꎮ是以所说虽为一物ꎬ心中所求却不同ꎬ终究难以相互理解ꎮ轻则如王引之与段玉裁ꎬ虽道不同ꎬ然并无直接冲突ꎻ重则如顾广圻与段玉裁ꎬ互相攻讦而交恶ꎮ
钱大昕«答西庄书»有云:
学问乃千秋事ꎬ订讹规过ꎬ非以訾毁前人ꎬ实以嘉惠后学ꎮ但议论需平允ꎬ语气需谦和ꎬ 一事之失ꎬ无妨全体之善ꎬ不可效宋儒所云ꎬ一有差失ꎬ则余不足观 耳ꎮ[12](P603-604)
类似段玉裁与顾广圻之间这样的矛盾ꎬ在学术范式转移的时代ꎬ是在所难免的ꎮ矛盾或许难以解决ꎬ可未必需要像段㊁顾一样ꎬ由师友而发展为仇雠ꎮ若能如钱大昕所说ꎬ在学术问题上议论平允ꎬ语气谦和ꎬ则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缓和ꎬ从而实现平和的过渡ꎮ今日之国学研究所面临的即是一个学术范式转移的时代ꎬ在此时期内ꎬ机遇与挑战并存ꎮ以钱大昕所说态度去抓住机遇㊁迎接挑战ꎬ或许更能促进国学发展ꎮ
二、视野与危机
㊀㊀近几十年来ꎬ中国很多人文学者都感觉到各自所在学科内学术范式转移的倾向ꎮ同时ꎬ如果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知识世界ꎬ我们还能发现另一个更大的学术范式转移ꎬ那就是科学革命ꎮ在人文科学进入范式转移期时ꎬ自然科学更是一路高歌猛进ꎻ而尤其令人诧异的是ꎬ自然科学的势头远较人文科学猛烈ꎮ众所周知ꎬ欧洲的科学革命始于17世纪ꎬ但自然科学之地位超过人文科学却经历了长达近3个世纪的努力ꎮ而中国的科学革命ꎬ就目前来看ꎬ其速度发展之快ꎬ远远超过了西方ꎮ自然科学迅猛的发展势头ꎬ无疑给人文科学造成了巨大的危机感ꎮ
事实上ꎬ中国人文学科强调 科学 的研究方法ꎬ滥觞于新文化运动之中ꎮ1915年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ꎬ其第六节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结尾云: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ꎬ羞为浅化之民也ꎬ则急起直追ꎬ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ꎮ士不知科学ꎬ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ꎬ惑世诬民ꎬ地气风水之谈ꎬ乞灵枯骨ꎮ农不知科学ꎬ故无择种去虫之术ꎮ工不知科学ꎬ故货弃于地ꎬ战斗生事之所需ꎬ一一仰给于异国ꎮ商不知科学ꎬ故惟识罔取近利ꎬ未来之胜算ꎬ无容心焉ꎮ医不知科学ꎬ既不解人身之构造ꎬ复不事药性之分析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ꎬ无理由之信仰ꎬ欲根治之ꎬ厥维科学ꎮ夫以科学说明真理ꎬ事事求诸证实ꎬ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ꎬ其步度诚缓ꎬ然其步步皆踏实地ꎬ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ꎮ宇宙间之事理无穷ꎬ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ꎬ正自广阔ꎮ青年勉乎哉![13](P9)
陈氏认为科学乃根治想象之不二法门ꎬ举凡士㊁农㊁工㊁商㊁医等行业ꎬ莫不需科学之良方以根治其弊病ꎮ随后陈氏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说到: 要拥护那德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㊁礼法㊁贞节㊁旧伦理㊁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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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ꎮ要拥护那赛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㊁旧宗教ꎮ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ꎮ [13](P242)陈氏拥护 德先生 与 赛先生 的主张ꎬ得到了胡适㊁李大钊等人的支持ꎮ以胡适为例ꎬ他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新思潮 的意义»一文中提出 评判的态度 这个概念ꎬ且以尼采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句名言来加以阐释ꎮ在对待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上ꎬ胡适主张分三个方面来 重估 ꎬ即反对盲从㊁反对调和㊁主张整理国故ꎮ三者之中ꎬ胡适认为只有 整理国故 算是一个 积极 的主张ꎮ而他整理国故方法的第三步ꎬ即 是要用科学的方法ꎬ作精确的考证ꎬ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ꎮ[14](P162)结合陈㊁胡等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ꎬ在当时大力提倡 科学 ꎬ既是政治上的需要ꎬ也有助于学术的进步ꎮ但何以当时提倡的是 科学 而不是其他呢?根本在于陈㊁胡等人受西方思想影响巨大ꎬ而当时西方的科学革命正如日中天ꎬ陈㊁胡所接触到的西方学术思想ꎬ本就已是自然科学主导下的思想ꎬ故陈㊁胡等人的主张自然也就会带有浓烈的 科学 彩ꎮ
段仲仪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科学思潮ꎬ具体表现在人文学科中便是胡适所主张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ꎮ胡适的这一思想ꎬ后来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ꎮ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ꎬ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ꎬ在当时确实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ꎮ目前学术界所出现的 民国热 ꎬ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国时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对后世的巨大影响ꎮ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虽有共同性ꎬ但亦各有特点ꎮ因此ꎬ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人文科学的研究之中ꎬ虽然某种程度上可
以有效促进人文科学的发展ꎬ但若不考虑人文学科本身的特殊性ꎬ则极易导致东施效颦的窘迫处境ꎮ以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为参照来看ꎬ人文学科在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初期ꎬ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矛盾并不突出ꎬ故而进步和成绩是主要的ꎻ但当人文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ꎬ随着相关学术问题研究的深入ꎬ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各种矛盾便逐渐凸显出来ꎮ在这种情况下ꎬ人文学科的研究ꎬ若再过分强调 科学 ꎬ往往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ꎮ先举一个较为显著的例子ꎬ国际上知名的SSCI(SocialScience
CitationIndex)与A&HCI(Arts&HumanitiesCitationIndex)ꎬ以及国内的北大核心㊁CSSCI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ꎬ基本都是参照自然科学领域内的SCI(ScienceCitationIndex)㊁EI(EngineeringIndex)等评价体系建立起来的ꎮ这种量化评价体系表面上看十分 科学 ꎬ但近年来却引发各种弊端ꎬ因而遭到许多人文学者的批判ꎮ[15]再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ꎬ王兆鹏等学者曾使用计量分析法来制定文学排行榜ꎬ并称 指标设置越多ꎬ越趋向于科学㊁合理 ꎮ[16]尽管傅璇琮等部分学者认为 其研究结论是科学可信的 ꎬ[17]但更多的人却是像陈尚君等学者一样深表质疑ꎮ[18]无论是整个人文社科的评价体系ꎬ还是局部的古代文学研究ꎬ过度地强调 科学 ꎬ本身就是一种 迷信 ꎮ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ꎬ在«规划»的指导下ꎬ 向科学进军 成为当时各行各业的口号ꎬ连人文学科的研究也都强调自身的科学性ꎮ1988年ꎬ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口号ꎮ在这种时代大思潮之下ꎬ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ꎮ自然科学的这种荣光ꎬ也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所向往ꎬ于是加快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便成为当时人文学界的一大特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西方各种新理论也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ꎮ需要指出的是ꎬ那时西方的科学革命早已成功完成了 逆袭 ꎬ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ꎻ西方的人文科学在引进自然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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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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