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攻打栗子寨
——马万兹著
前 言
2010年9月28日，我应邀参加了石柱中学百年华诞庆典活动，看以学校发展如此美不甚言，回忆我们的中学时代，感慨万千……。
我参加并亲眼目睹了1967年八、九月由解放军部队介入两派组织大武斗，攻打栗子寨的历史悲剧，一批批无辜的农民、工人、学生、干部为此遭祸丧生。所以，我把它写出来，批露于世，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我们的艰难历程，记住这场历史悲剧，珍惜他们今天幸福美好的学习生活。
于2011年12月21日
说到1967年涪陵大武斗——攻打栗子寨，那些人心惶惶的日子，必然想知道“贸匪”、赵树金。
赵树金和“贸匪”（红贸军）
赵树金出生于1919年1月1日，山东省肥城县汶阳人，贫农出身，实践文化。21岁（1940年）在山东当兵（抗日），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47年7月进军西南任军事教员，1950年至1952年在贵州军区步校、重庆军区步校战术系任主任，1958年调成都军训处任干训科长，1963年调涪陵军分区任副参谋长，1966年11月转业到涪陵专区商业局任政治部代主任（干部行政级别为13级）。1967年1月21日赵树金正式参加“红贸军总部暴烈战斗队”（专商局机关的造反组织）一般成员，但红贸军总部什么事都请示他，总部开什么会都要他参加，所以他就成了不是队委的队委，不是常委的常委。并说，“‘红联司’在，就有我直树金，‘红联司’不在了，也就没得我赵树金了。”
由于赵树金是相当于地委书记专员的13级干部（当权派），红贸军是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支持的J（他爱人朱翠业参红贸军），初期作为军分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军分区“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红联司”也理所当然。然而“红联司”被“忠实派”其他革命造反组织视为“官办”的组织，于1967年2月11日而被砸掉，后又由涪陵军分区支持恢复，并从而导致了涪陵中对立的两大派的形成。造反派们要发扬“2.11革命造反派精神”决心砸掉由赵树金这个“当权派”控制的“红联司”就是必然的了。
李方丁于是赵树金47岁的那一年，在一个错误的时刻，一个错误的地方，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出场了。他的出场直接导致了涪陵初期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他的出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67年涪陵“二月镇反”的结果。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方面，由于从他一出场开始，他就一直成为1967年2月11日之后涪陵中两大派组织“保”和“反”的核心人物并被推向风口浪尖，于是，他在“保”他的那派组织中威信越来越高，也就越陷越深；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大局的变化。特别是在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和1967年6月17日成都军区“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即“涪陵五条”）下达，否定了“二月镇反”，明确宣布反对“红联司”的“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最忠实的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革命造反兵团”等四大组织是“革命的众组织”之后，涪陵的军队又转向不再支持赵树金和他所在的“红联司”，致使他和他所在的众组织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所在的众组织，于是，这位47岁的山东汉子用他在仅仅不到一年之中的几个不理智的行为（凭着他才从涪陵军分区转业而知情的优势，直接策划和指挥了1967年8月5日涪陵最早的抢劫涪陵军分区军械库的武器并直接导致涪陵武斗升级到最高级别、策划指挥1967年8月11日在龙潭袭击解放
军车队，打死23名解放军和24名众，经他批准杀死了对立派众33人）换来了20多年的监狱生涯（死缓改刑）。
一 8.7“借”
石柱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初期12.6假夺权，1967年3月“镇反”，5月7日中央下达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6月17日成都军区下达“涪陵五条”后，四川省、涪陵两派组织派性斗争激烈，涪陵“忠实派”、“红联司”两大派组织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武斗升级，到7月，重庆、万县、长寿等地两派组织先后抢劫军火武器，涪陵以赵树金为首的“红联司”为了生存、发展，几次开常委会商量，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1967年8月5日赵树金以他从军分区转业不到一年的知情和余威在军分区参谋刘XX等几位军人暗中支持下里应外合，同“红联司”几位常委密谋策划、布置、安排指挥“贸派”组织一夜之间抢劫了易家坝军分区军械库
其经过是：1967年8月5日晚上10点随着广播声为信号，按照白天“红联司”常委会上赵树金的安排，“红联司”的人都到齐了。况道成、彭周吉负责搞钥匙，开仓库；黄XX带三兵团到易家坝警戒，防止8042部队；王XX、余XX带一兵人团到易家坝警戒；周XX守家。赵树金同通信员陈正华、杨明世、李玉祥来到易家坝大树下。
况道成、彭用吉为了拿到军械库S科长的钥匙，夹断通往军械库的电话线，再用电话骗S科长来军分区开会。
过了一阵，况道成、彭用吉两个在易家坝厕所边见有来人，便问：“干什么的？”回答说：“是我。”又问：“你是谁？”回答说：“我是涪陵军分区军械科SXX。”况道成说：“你是不是‘二.七’的？”回答说：“我不是‘二.七’的，我是涪陵军分区军械科SXX。”况道成说：“搞不清楚，委屈你一下。”就搜S科长的身。况道成说：“这是啥子？”S科长说：“钥匙。”况道成说：“搞不清楚你是不是‘二.七’的，先把你的东西保管起来。”之后黄年福按赵树金安排带S科长到高干招待所去。黄年福动员S科长，问武器放在哪里。S科长不说。
况道成就把钥匙拿去，直接打开易家坝军械仓库大门。早已安排到此的“红联司”1000多人抢走各种5000余支，轻重机400余挺，迫击100多门，炮弹和子弹500多万发。（后来加上他们后来搞的一些县、区、乡武装部和民兵的武器，大约在1万支以内。）
当晚涪陵军分区立即将抢军火库之事件报告了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震惊了上边。上级视为严重事件，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人民众，尽力避免大的流血伤亡……
1967年8月6日凌晨四点左右，川涪工总负责人况太志、“二.七”战斗团负责人吴大才、政法公社造反兵团负
责人马泽林、“忠实兵”负责人罗成盛等几位造反派头头被紧急通知到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开会。告诉他们几个小时前“红联司”抢劫易家坝军火库武器之事，几位主要负责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震惊、害怕和恐惧。支左部队的几位首长对他们进行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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