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1
  多少年过去了?在风雨中吟啸、在花雨中徐行、在诗词里观照人生,叶嘉莹先生走过来的是一路坎坷,似乎应验了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一句话。先生历尽生活的百难,一生有多少说不出的苦,幸好诗词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发表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
  “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线售票时,5秒钟全部售罄,后来还得了电影金鸡奖。而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灵的镜头上,在佐藤聪明《秋兴八首》的配乐中,在先生吟唱诗词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经历先生传奇的一生,无不感动不已。
  导演陈传兴先生说:“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到河的彼岸。”先生曾有两句诗“要见天孙织锦成”和“柔蚕老去丝难尽”,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因她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从没有停止过教书,她希望她的学生和所有像她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就像顾随先生早年对她的勉励和郑重的托付一样。
  在今年庚子初夏,扬州广陵书社印了一部《驼庵迦陵师生酬唱集》,顾名思义,内容就是顾随先生和叶先生的诗词唱和。书是传统的木板手工雕版,用上等贡纸手工印刷,并作经折装,并配以宋锦函套,限量印成红、蓝、黑三,可谓尽善尽美。这折子先生曾握在手中摩挲良久而不能释,那是文字因缘骨亲,更是他们师生传承永继的见证。
  2016年,我想从台北飞天津探望先生,先生在电话里头说:“我实在太忙,一般很少跟人聚首见面,我已经太老了,自己有很多事情要收拾和整理都来不及……”先生这么一说,听来是拒绝我的探访。然我不死心,过了一段时日,又致电先生,不意先生竟答应11月19日早上与我相见,我便在前一天清晨直飞北京,
转车天津,航空陆路,抵达先生家已是傍晚五点半了,我这突然提前到达,一下子似乎打乱了先生的生活节奏。
  然先生还是和我聊了许久,说起了上回在台北与周梦蝶先生的晤面,谈及痖弦先生曾在电影院外面看到她的往事。在先生为我带来的书一一签名后,我打算离开之际,照顾先生的阿姨突然问先生说炸酱有多煮,要不要留我下来吃炸酱面?
  因阿姨这么一问,先生就没有让我这万里而来的客人离开,说:“我实在太忙,我要去准备明天下午的讲稿,今期《中国文化》中有我《要见天孙织锦成》的演讲整理稿,你自己坐着看。待会一起吃饭,没准备,只有简单蔬菜,炸酱面不知道你是否吃得习惯?我吃得简单。”而阿姨一边煮面,一边对我说:“先生只要有演讲,都一直做准备,常常到晩上两三点都不睡觉……”
  不久,阿姨端出了两碗面、一大碗炸酱、豆芽、毛豆和菠菜,先生便每样分出半碟给我,然后我们各自舀了炸酱拌面,食不言,我就厚着脸皮静静地陪着先生吃了一顿晚饭。我猜先生平日是不留客人在她家用饭的,这次应算是特例。我现在偶然想起这一件事时,还是觉得非常得意,因为能和先生一起吃饭,此生难得。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2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蒋欣 叶祖新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
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