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1
  多少年过去了?在风雨中吟啸、在花雨中徐行、在诗词里观照人生，叶嘉莹先生走过来的是一路坎坷，似乎应验了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一句话。先生历尽生活的百难，一生有多少说不出的苦，幸好诗词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发表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
  “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线售票时，5秒钟全部售罄，后来还得了电影金鸡奖。而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灵的镜头上，在佐藤聪明《秋兴八首》的配乐中，在先生吟唱诗词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经历先生传奇的一生，无不感动不已。
  导演陈传兴先生说：“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到河的彼岸。”先生曾有两句诗“要见天孙织锦成”和“柔蚕老去丝难尽”，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因她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从没有停止过教书，她希望她的学生和所有像她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就像顾随先生早年对她的勉励和郑重的托付一样。
  在今年庚子初夏，扬州广陵书社印了一部《驼庵迦陵师生酬唱集》，顾名思义，内容就是顾随先生和叶先生的诗词唱和。书是传统的木板手工雕版，用上等贡纸手工印刷，并作经折装，并配以宋锦函套，限量印成红、蓝、黑三，可谓尽善尽美。这折子先生曾握在手中摩挲良久而不能释，那是文字因缘骨亲，更是他们师生传承永继的见证。
  2016年，我想从台北飞天津探望先生，先生在电话里头说：“我实在太忙，一般很少跟人聚首见面，我已经太老了，自己有很多事情要收拾和整理都来不及……”先生这么一说，听来是拒绝我的探访。然我不死心，过了一段时日，又致电先生，不意先生竟答应11月19日早上与我相见，我便在前一天清晨直飞北京，
转车天津，航空陆路，抵达先生家已是傍晚五点半了，我这突然提前到达，一下子似乎打乱了先生的生活节奏。
  然先生还是和我聊了许久，说起了上回在台北与周梦蝶先生的晤面，谈及痖弦先生曾在电影院外面看到她的往事。在先生为我带来的书一一签名后，我打算离开之际，照顾先生的阿姨突然问先生说炸酱有多煮，要不要留我下来吃炸酱面?
  因阿姨这么一问，先生就没有让我这万里而来的客人离开，说：“我实在太忙，我要去准备明天下午的讲稿，今期《中国文化》中有我《要见天孙织锦成》的演讲整理稿，你自己坐着看。待会一起吃饭，没准备，只有简单蔬菜，炸酱面不知道你是否吃得习惯?我吃得简单。”而阿姨一边煮面，一边对我说：“先生只要有演讲，都一直做准备，常常到晩上两三点都不睡觉……”
  不久，阿姨端出了两碗面、一大碗炸酱、豆芽、毛豆和菠菜，先生便每样分出半碟给我，然后我们各自舀了炸酱拌面，食不言，我就厚着脸皮静静地陪着先生吃了一顿晚饭。我猜先生平日是不留客人在她家用饭的，这次应算是特例。我现在偶然想起这一件事时，还是觉得非常得意，因为能和先生一起吃饭，此生难得。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2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蒋欣 叶祖新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
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