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 作者：刘仕雄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一时间，战争乌云密布，“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国民党重兵向宜宾一带集结，妄图将红军纵队一举消灭。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红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
李常顺东主席的接见……”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一簇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余泽鸿同志送给她的结婚礼品”；阚思颖是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红特工刘鼎（阚思竣）。
纵队司令变节
“刘湘曾经向部下表示过他对红军入川的原则：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蒋介石对刘湘的“剿匪”态度非常恼怒，“发来急电斥责刘湘，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现在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刘湘则表现得非常“努力”，但始终以不伤其自身实力为前提，因此，密令宜宾（第六区）专员冷薰南、泸州（第七区）专员裴刚负责招降红军干部，“剿、抚”并举，以“抚”为重。遵照裴刚指令，叙永县县长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妻子秘捕并送泸州关押，并写密信给王逸涛，以逼其“投诚”。
不久，正在重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就收到了来自泸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电，内容是红军纵队司令受降了。蒋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电示各部：“现川滇黔边区赤区，由前伪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泽鸿指挥，战斗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军事自必急转直下，肃清当在指顾间矣……”同时，蒋介石命令“将王逸涛通缉案撤销，各军政机关、各部队，以后文告电令及报载关于川南残匪，应一律改称余泽鸿匪部，勿再
称为王部。”国民党《新蜀报》对王逸涛的叛逃进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区专员秉承蒋（介石）、贺（国光）意旨，设法招抚，两次派员深入王之滇边老山……推诚招抚，王逸涛因不赞成共匪策略，遂下决心投诚反共……来泸隐居专署密室，由专署代呈委座，准予反共自新……”蒋介石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1935年11月7日，刘湘电令宜宾、泸州专员：“顷奉委座号蓉行参战电开，拟康处长泽全节放王逸涛，请予以川南招抚特派员名义，发派赴第七区潘司令官处，专报招抚事宜等除准照办，经费由行营发给并给委外，并暂由陈师长万仞指挥。”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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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涛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担任朱德警卫员是老红军。因此，在长征中组建红军纵队时，他担任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叛变，使中共梅硐区委雪上加霜。
宜宾专暑密电
中共梅硐区委是1935年3月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由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的地方党委和政权组织。此前，王逸涛曾带领红军到过梅硐，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区委及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
此时的梅硐山区已是血雨醒风、乌云密布。一天，“别动队”侦悉长宁梅硐藏有6名红军伤员和女红军的情况，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署迅速下达秘密通令：“本区辖境已无股匪，惟查长宁所属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红军纵队在司令员叛变、政委徐策在战斗中牺牲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政治部主任余泽鸿挺身而出，担任川南特委书记、红军纵队政委，率领红军纵队与强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在川滇黔边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各县县长纷纷向上司告急：声称红军纵队“声势浩大”，“形势严重，有进窥县城企图”，地方“团力不足”，要求派劲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国民党军无法脱身“追剿”中央红军。叛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以使川南战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泽鸿的痛斥。
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余泽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煅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宾专员冷薰南在致长宁县长李鸣和的电报中称：“查余匪系该县红硐场人，虽不谙军事，然志向坚决，曾一再宣言：‘有三支也要革命’，确系共党中坚分子……”12月27日，王逸涛在接受《江安通讯》记者采访时也称：“在泸州川南师范时，（泽鸿）即与我私交极好，我脱离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泽鸿执迷不误”、“在泽鸿本人，本事极好，若得反共，不啻为国家民族增一坚
强分子”。不甘心失败的王逸涛加紧搜捕女红军李桂红，因为他知道李桂红是余泽鸿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红才能招降余泽鸿。因此，王逸涛组织大批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清共委员会、“模范”保安中队等地方反共武装开往梅硐，捕开大网“缉拿”两名女红军。“别动队”与梅硐区委的较量悄悄地展开了。
黄二嫂“撒粪”退敌
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热情照顾女红军。李桂红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她家只有两间房子，一张床让给我（李桂红）和阚思颖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红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缝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
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李桂红后来回忆到：“我和阚思颖各有支小手，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突然发生地震，草房摇动，敌排长全身浅得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逃命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不甘心扑空的敌人第二天又来到黄二嫂家搜查，目的是专门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新煜、复妹弄在窖坑里，敌人把窖坑打开来看，是我们三个人住在里面，因为窖坑是女红军住过的……这时两个女红军已换掉在松林里去了。”
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
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王逸涛留下的情报人员，邓楷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身边的人员，特别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树三家秘密联络站的几个人员。
在岩洞里，女红军不断回忆着在、朱德、周恩来身边工作时的情景，想念着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友。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指着“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问身边的一个女红军是什么？女红军告诉：“照肺用的仪器，宁都时带来的”。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女红军点点头，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这个剧情中女红军的真实原型就是时任苏区政府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红。伟人的谆谆教诲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红军的脑海里萦绕，战友、亲人的脸庞在眼前浮现，让两名女红军忘记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险。晚上回到众家里时，她们不忘摘上几朵红妍妍的杜鹃花带去，这是女红军唯一能送给众，表达谢意的“礼物”。以后，“红杜鹃”就成了乡亲们谈论女红军的暗语。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
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众只称李桂红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省府指令：“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锣，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