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陆前的蒋介石：一碗梅菜扣肉可以吃一礼拜
核心提示：翁元（时任蒋介石侍从官）：有的时候烧一碗梅干菜扣肉，那个时候没有电锅，每一餐蒸完饭，上面就摆那碗梅干菜扣肉，扣肉蒸一蒸，拿出来吃，吃完第二天还没有冰箱，因为梅干菜扣肉是不容易坏，那个时候是六月嘛，气侯还不是很热，所以他（蒋介石）再加上几个素菜，就是简简单单，他曾经跟我讲，他那一道菜可以吃一个礼拜呀。
对李宗仁来说，空有代总统的称谓，却没有国库的控制权，是他没法指挥大局的主因，而人在溪口的蒋介石同样认为，李宗仁无法掌握局势并且守住黄金，这到底是权力者的狂妄想象，还是历史事实呢？
黄金在跨海的运送过程，真的是风平浪静吗？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心可以禁得起黄金的考验吗？
黄金，究竟是照耀出那个时代人性的光芒，还是人性的贪婪呢？一个跨世纪的历史谜题，即将揭晓。
1949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人在溪口的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中华民国的命脉，当时仅是国民党总裁的他生活俭朴。
翁元（时任蒋介石侍从官）：有的时候烧一碗梅干菜扣肉，那个时候没有电锅，每一餐蒸完饭，上面就摆那碗梅干菜扣肉，扣肉蒸一蒸，拿出来吃，吃完第二天还没有冰箱，因为梅干菜扣肉是不容易坏，那个时候是六月嘛，气侯还不是很热，所以他（蒋介石）再加上几个素菜，就是简简单单，他曾经跟我讲，他那一道菜可以吃一个礼拜呀。
解说：蒋介石下野后，在溪口停留了一段时间，从这一段记录溪口生活的影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蒋介石难得的悠闲，可是这段悠闲的日子却维持不久。
楼文渊（时任蒋介石侍从官）：4月22号的那一天，就是李代总统不是到了杭州啊，要请蒋公啊，去见面啊，待一待，后来大概花了几个小时，李宗仁就回南京去了，那个时候中共已经渡过长江了，南京已经都很紧张，蒋公到了溪口时候大概交代下来了，就是准备要，要离开溪口。
解说：蒋介石希望维持大陆政权，李宗仁打算在海南重振旗鼓，两人有着不同的盘算。
符和积（海南岛中共党史研究者）：紧接着美国的特使，参议院诺兰，也飞来海南，来海南考察，这里的关系呢，明眼人就看出来了，就这个考察干什么呢，因为（要）你蒋介石下台，给李宗仁代总统。
解说：1949年春天，国共内战战况激烈，原本期望能够划江而治的李宗仁，希望逐渐渺茫。而远在溪口的蒋介石则是不动声的运筹帷幄，一国三府的状况，在中华民国政府内持续着。
面对这样的情势，李宗仁作出了反击，他向白宫提出了控诉。1949年2月15号，美合众社以一份报道，来安抚李宗仁的不满，暂时引退的蒋介石仍在发布命令，仍保有足够的总统权力，蒋经常对国防部和中央银行总裁发出各种指示。
翁元：他（蒋介石）在溪口的时候，成立了这个总裁办公室，事实上，党的总裁的身份是可以控制到军事的这个指挥权还是在他手上。
解说：李宗仁无法掌控政府的决策，也指挥不了除了桂系以外的军队，面对解放军长驱直入的大军，他无能为力，国共和谈的过程中，李宗仁曾经要求蒋介石应该离开中国。
翁元：各方面的，包括北平的和谈的一些代表曾经到了溪口，就告诉老先生一定要他出国，他（蒋介石）说：我这个老百姓身份，我留在自己国内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坚持不肯，他们就希望把老先生，最好是你
到国外去，他这和谈才能够成功。
就在解放军进城的同时，共产党新政权立即着手控制经济，押运人民币的解放军大队长张振国来到了南京，此时南京的金库也早已被国民党空军逐批净空。
张振国（时任解放军运输大队队长）：南京一解决，我就第二天下午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就过江了，就把这个钞票，用汽车把这个南京浦口车站，后来就，那么南京解放了，无锡解放了，上海即将解放。那时候，我们的部，我们就到了，把钞票搬到了无锡，无锡，无锡的银行仓
解说：就在押运人民币的解放军大队长张振国到了南京后不久，他又接到继续往上海移动的命令。
他带领着八大卡车的人民币和他的部队，从济南一路南下，行经徐州、南京，在距离上海232公里的丹阳等候。
张振国：南京这个房子门窗都给老百姓都拆掉了，这个中间，他部队还没进，国民党逃走，所以这个钞票就摆在车子不下，就是我们押车的人，就是跟着睡在汽车底下。
解说：这一次的移动，象征着解放军的进军正在往中华民国政府最重要的国际都市前进着，也代表着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区域正在逐渐缩小。而最后一波的黄金抢运，也在暗地中迅速展开。
解说：1949年4月下旬，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失守前，整个上海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这个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上海，是整个大陆的金融中心，失去上海，对蒋介石来说，如同失去了最耀眼的国际招牌。
蒋介石派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坐镇上海，试图做最后一搏。此时，汤恩伯心中挣扎的是，镇守上海的22万国民党军和上海国库仅剩的20万两黄金，如何在解放军尚未攻打进城时顺利撤走。陈晓楠照片
林桶法（民国史学家）：汤恩伯那时候是做了一些处理，他把资源委员会的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的话，都做一个清单，能够运的特别是粮食，还有各方面的话，能够运的都运到台湾来。
所以他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话，包括他跟蒋介石的报告里面的话也谈到说，基本上撤退算是非常的成功。
解说：汤恩伯的部队进驻上海时，上海金融秩序大乱，政府所发行的金圆券形同废纸，币值狂贬两万倍。
李思德（时任上海印钞机厂员工）：这个是一千，这票面也小嘛。
解说：住在上海的李思德，是当年上海印钞厂负责印制金圆券的员工，当时厂内印制金圆券，最高面额一张高达500万元，而当时的500万元，其实只能买两套烧饼油条。
李思德：那个大机器，德国的海德堡的大张的，刚刚印好了出去，一过时候它又不值钱了，那么它又怎么办
呢，它就车子就在门口等，跟卖烧饼一样的，刚出炉的，刚印好了，它还没什么呢，马上就装车了。
范元健（时任海关总署职员）：那天我记得去领薪水的，我跟船长讲，我说我要派二十个人去，他就骂我，晓得吧，他说你领薪水，你派二十个人去干嘛，晓得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要背钞票，没有办法那个了。
解说：金圆券不值钱，老百姓交易只能仰仗黄金和银元，这种印铸孙中山的头像，统称为孙小头，另一种印铸袁世凯的头像，叫做袁大头。
1949年的上海街头，黄牛贩卖银元，成为大家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一，另外，上海老百姓对黄金也有个相当特殊的称呼，黄鱼。
这种十两重金条叫做大黄鱼，一两重金条叫小黄鱼。
徐宝明（上海银行博物馆副馆长）：那时候买房租房都是用大黄鱼来计量的，可能你要一栋别墅的话，就是五根大黄鱼，就是顶一个别墅，如果你要行贿的话，那个时候要办一些事，就是你这个给他一根小黄鱼，又小，没人知道，放在口袋里面又安全。
解说：1949年5月12号，上海战役开打，当时主要的战火都集中在上海城外，不久，蒋介石看局势已经不可
为，汤恩伯陆续接到了蒋介石五封的亲笔信，信中下了明白的指示。固守上海的22万名国民党军，约有6万名的蒋介石核心部队，列为主要撤离名单。
从东北撤退，来到上海驻守的国民党军政治大队队员王启星，是这批撤离的名单之一。
王启星（时任政治大队队员）：后来我们住在吴淞，吴淞口那里，住在火车里面，后来不住民房了，住火车里面，结果没有睡觉，晚上马上走，到了船上，就是上船，马上就走，那时候已经到共产党已经到上海，攻到那里了。
解说：一边撤离军队，一边得维持兵力守住上海，汤恩伯心里清楚，上海战役根本无法支撑太久，在蒋介石写给他关于抢运最后一批上海黄金时，他在信上说，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以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一百万元。但我们从汤恩伯写给中央银行的公文中发现，他并没有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留下2万两，而只留了5千两黄金在上海，其他的19.5万两黄金全部运往了台湾。
但是这一次的黄金运送所遇上的困难和过去不同，变化的局势，变化的人心，让黄金运送的过程中出现了斑斑血迹。
解说：1949年5月，国民党军在上海战事吃紧，此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心中清楚，如何将最后一批
黄金安全撤离上海是第一要务。和前四次运出黄金的状态不同，此时，中央银行内部的阻力加剧，中华民国政府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也是国民党创党大老黄炎培的儿子，激烈反对最后一批国库黄金运离上海。后来黄竞武的命运和上海这些共产党的地下党人一样，立刻遭到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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