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道教文化、关学及其意义
抗美援朝精神
 
火影晓
每当人们登上华山,无不想起宋人寇准的五言绝句: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据说,这是寇准(961- 1023,北宋宰相,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七岁的时候,其父大宴宾客,饮酒正酣,客人请小寇准以附近华山为题,作《咏华山》诗。寇准在客人面前踱步思索,一步、二步,到第三步时便随口吟出这首五言绝句。)
如果不是廖传,寇准七岁三步成诗,岂不让今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诗中说:凡登上华山之巅的人,都能看到那天、那日、那云。那天高在咫尺,那日近在眼前,那云就在脚下,天下没有比华山更高的山了。
华山,古称“西岳”,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海拔2154.90米。
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境内,距西安 120 公里。它南接秦岭,北瞰黄渭,是大西北进出中原的门户,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
华山有极为丰富的人文景观:
徐正曦唐嫣山高则有仙
华山的神话和故事传说有:巨灵劈山、沉香劈山救母、吹萧引凤等。)
山高皇帝近
《史记》中就有黄帝、尧、舜华山巡游的记载。之后又有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唐玄宗等数位帝王到华山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山高骚人来)
自隋唐至今,李白、杜甫等骚人墨客咏华山的诗歌、碑记和游记不下千余篇,摩岩石刻多达上千处。)
山高景秀
华山之上,奇峰峻岭、幽谷险道、灵泉古洞、趣石秀木、祠庙宫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得浑然一体、卓然天成。
 
 
风景秀丽的华山,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道教有名的“洞天福地”,历来是道教徒向往的修炼之地。历代道教徒修真养性的遗址和文物遍布山中,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这些人的许多神奇的传说和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五代道教学者陈抟了。由于他久居华山,并对中国哲学思想和道教都有较大影响,使华山在道教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一、华山的道教胜迹
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南的华山,海拔约二千多公尺,广十里,属秦岭东段。自古以来为我国“五岳”中之西岳,又称华岳。《水经注》说:“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踏,开而为两,今脚迹在东首阳下,手掌在华山,今呼为仙掌,河流于二山之间也。”“西方为华山,少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远而望之若花状”,又相传“山顶有千叶莲花”(见《初学记》),故名“华山”。因其西边有少华山,故华山又名为太华山。
华山主要由南峰(落雁)、东峰(朝阳)、西峰(莲花)、中峰(王女)、北峰(云台、五云)五峰组成,其中主峰落雁、朝阳、莲花三峰峥嵘耸峙,鬼斧神工,有壁立千仞之势。南峰不仅为华山峰中之最高峰,也是五岳中最高的山峰,千山环之,若羽林执戟,站在峰顶俯瞰山,气势磅礴,屈大均《登华记》谓它“五岳之最,中天而立”。宋寇莱公有诗云:“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峰顶有池水一泓,常年清澈不涸。西峰最幽奥,石态生动,有石叶如莲辦覆崖巅,其下有石龟却立,昂首欲行,峰顶有白莲池,劈斧石,相传为沉香劈山救母处。五峰绵延,雄伟峻秀,杜甫曾赞它为:“西岳峻岭竦处尊,诸峰罗列似儿孙。”卫光称它:“太华五千寻,重岩才沓起,势飞白云外,影倒黄河里。”明朝袁宏道在《华山记》中云:“华之骨,如割云,如堵碎玉,天水烟云,杂然缀壁。”
华山的名胜大致可以分为十七处,从华麓开始,谷口、第一关、第二关、云门、千尺幢、云台峰、御道坊、通天门、中污、西峰、南峰、东峰、中峰以及环列诸峰,最后到西岳庙,只有历经十七处,方能尽窥全山风光。然而过了青柯坪,道路险峻,其中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均为三面临空,只能沿陡峭的石级,攀铁索而上。至苍龙岭,鹞子翻身,空中栈道等处,则更加艰险。因而,只有勇敢者才能达到“仙境”。
华山仙峪的车箱潭,又名车子涡,深不可测。据《水府记》云:“天下一十八水府,华山车箱潭乃第七水府也。”在封建时代,这里是人们祷雨的场所。宋仁宗明道中(公元1032—1033年)每岁遣使投金龙玉筒。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还被封为“丰润侯”(李榕纂《华岳志》)。华山怪石林,邃洞遍布。《云笈七签·洞天福地》中讲华山洞又叫总仙洞,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四洞天。华山石洞中,以水帘洞、西元洞、正阳洞和昭阳洞为最大,它们的经营年代多已无法确切考证。其中水帘洞在岳北,又名石仙洞,“深三百,中有瑶台玉室,树则苏茅芳林,泉则石髓金精,遥望方园可丈余。鸟道绝通,人迹罕到,时出异云气。洞口上有丹石间青,石似丹青。画出仙人之状,冠披衣服无不周备,高下大小如人形,号曰石仙人。上有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见《华岳志》)西元洞是十大洞天中的第四洞天,在岳西,也叫极真洞天。《华岳志》称它“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风云草木与外无异。宫阙楼台尽是七宝所成,旁生紫林芳花,玉髓金精,乃洞天之境。”
另外比较大的山洞还有朝元洞,又名迎阳洞,位于南天门后,据《华岳志》和《创修大朝元洞碑》上记载:其为道士贺志真及其弟子所镌,“深可四丈,广近之,高又倍焉。纯白如雪,中设三清象,诸神旁护。”其余中小洞还很多,例如莲花洞、玉皇洞、希夷洞、金天洞、寥阳洞、八仙洞、老君洞等等。就这些洞穴的名称来言,也已知道它们和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华山的道教宫观很多,历史也很悠久,早在汉武帝时就建有集灵宫,唐朝更陆续出现了一些由道士们自己所营建的宫观,相传大上方的白云宫就是唐金仙公主的修道处,至今遗迹犹存。经过宋、元两代的发展,到明代华山上的道教宫观已经很多了,香火很盛。由于庙宇最初多建在峰顶,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山洪暴发,庙舍冲毁极多,故清代以后所重建的多改在峪内。
华山最主要的宫观是西岳庙。该庙在华山下十里之处,华阴县东五里。旧址在黄神谷。它始建于汉武帝时,即前面讲过的集灵宫。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曾立《西岳华山庙碑》,言东汉统治者祭华、修庙、祈雨等事。北魏兴光元年(公元454年),文成帝因旧庙已毁坏不堪,便在华阴县东五里处的官道北兴建新庙。从北魏开始直至清代,历代人们都不断加以维修和扩建。目前西岳庙的建筑和规模是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修建后留下的,它是华山的第一大庙。庙的主殿称“灏灵宫”,为祭祀华山神的地方。据《云笈七签》云:“少昊为白帝,治西岳,上应井、鬼之精,下镇秦地之分野。”《五岳真形图序》云:“华山君领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华山君身服白素之袍,太初九旒之冠,佩开天通真之印,乘白龙。”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封华山神为“金天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封五岳帝号时,华山被封为“金天顺圣帝”。庙中有南北朝时北周所立的岳庙碑和唐代的岳庙精享昭应碑,另外还有青牛树,相传老子在此树上系过青牛。庙后有万寿阁,旧称藏经楼,为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道士席演魁所建。登阁上,南与太华相对,东指河潼,北眺泾渭,西望终南,杂树荠浮,川原绣错。阁上曾悬有明高皇帝梦游华岳文,后被移走。(见《华岳志》)。
比较著名的还有云台观和玉泉院。云台观在华山下,去谷口二里,华阴南八里,为古明堂地,北周焦道广初创,唐天宝年间金仙公主复修。《华阴县志》载:“云台观以云台峰名。有二:其一为北周道士焦道广建,其一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为陈抟建。”陈抟初居华山,曾开辟荆榛,在观内居住。来、元、明、清历代不断修葺,迄今旧址还在,其东北尚有纪念陈抟的希夷祠。玉泉院在华山的张超谷,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3)为纪念陈抟所建,院与玉井潜通,玉泉溪水环绕,故名。院内有奉祀陈抟的希夷祠,祠后曾有希夷睡洞,传说是陈抟炼睡功之处,可惜早已不存。现在玉泉院的规模是清朝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华阴知县陆维垣所建,光绪时曾为大水冲毁,后修复。解故后,人民政府于1958年拨款重修并扩建。另外还有镇岳宫、玉女祠、全真观、圣母殿、毛女祠、炼丹炉、巨灵祠等等。这些庙多依山而建,结构精巧,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更增添了华山的秀丽多姿。
二、华山与道教的关系
寒露文案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之地,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早,据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在这里已经比较发达。因此,华山很早就和我国古代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华山作为人们崇敬和谒拜神祗的场所由来已久,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据《华山经》云:华山“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所冢也。盘古死,委厥足巨灵掌以通河曲。轩辕氏莅止,乃会神祗。”相传尧、舜及周武王都曾巡狩华山,《庄子·天地篇》中“华封三祝”就是讲尧巡狞华山,华封人祝其寿、富、多男子的故事。《尚书》中则有舜巡狩西岳华山的记载。自秦、汉以后帝王多有封、祀华山的,汉拜岳坛、隋拜岳坛、唐拜岳坛等遗址至今犹存。历代著名的文人、逸士也多喜欢到华山隐居和游览,在华山地区还流传着很多美好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例如沉香救母、萧史弄玉、毛女玉姜等一直为后人传诵和喜爱。
由于华山风景绝秀,地处中土,优美的神话故事又给它罩上一层神奇的面纱,于是很古以前就被认为是神仙出没的圣地。不仅帝王前来华山祭祀朝拜,而且也是神仙家和方士们活动的重要场所。道教形成后,它自然成为道教著名的“洞天福地”。道教中传说的古代神仙,如冯夷、青鸟公、毛女、赤斧、古丈夫等相传都在华山“得道成仙”。传说茅山道的祖师茅盈的曾祖茅濛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在华山白日升天。当时有儿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由此,秦始皇改腊曰嘉平。(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武帝时为敬慕明星玉女“白日升天”之事,始“立集灵宫于华山下”。祭祀明星玉女。(见《太平广记》、《华岳志》)魏晋南北朝天师道兴起后,来华山隐居修炼的道士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有北魏世祖时的道士、新天师道的创始人寇谦之。寇谦之(公元365—448年)字辅真,上谷昌平人。自云寇恂十三世孙。早年好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见《魏书·释老志》)可见寇谦之早年曾信奉五斗米道,后与成公兴入华山修道。北魏神端二年(公元415年),应拓跋焘的要求,自称太上老君授与他“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命他清整道教,除去所谓三张伪法。寇谦之吸取儒家的政治思想,修改了三张道教的教义,变民间信仰的原始天师道为新天师道(又称北天师道)。魏太武帝在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道场,命寇谦之为国师,制订诵诫新法。天师道中的授录制度,斋醮科仪,主要是从寇谦之开始完备起来的,也可以说道教作为一种完备的宗教是从寇谦之开始的。
北周武帝时,有道士焦旷,据记载。曾独居华山云台峰,避粒餐霞。武帝曾亲诣山庭临轩问道,因于谷口始置云台观。
唐代道教最为兴盛,唐高祖、唐太宗等曾亲临华山拜岳。唐玄宗封华山为“金天王”,并敕建了高五丈、宽丈余的华山石碑。唐、五代时的著名道士钟离权、吕岩、刘操也都游历过华山,或在华山隐居。钟离权,字云房,京兆人。他初为刘 汉的大将,后来战败迷路,遇东华帝君授以机要得道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说他和其弟简同入华山,居正阳洞修炼。吕岩,号洞宾,永乐镇人。为唐代诗人吕渭第四子吕让之第三子。二举不第,唐咸通中(公元861—873年)始中进士,任德化县令。后遇钟离权于华山,得金液大丹之术,后世尊之为全真道五祖之第三祖。刘操,号海蟾子,渤海人。相传曾为燕王刘守光相,但他一向“雅喜性命,钦崇黃老”,在正阳子及吕岩点悟下,弃官华山修道。后为全真道教五祖之第四祖。华山和道教的关系,至此益发密切。
至宋,由于陈抟与华山的关系,使华山在道教史上的地位更为突出。陈抟作为一个道教学者,他的思想对后来的道教和儒家思想都有很大影响,他在道教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陈抟久居华山,留有希夷峡,希夷洞、洞夷祠等很多遗迹。相传他和来太祖在华山下棋,来太祖将华山输给了他。他的弟子贾得升、张无梦及再传弟子陈景元都是宋代有名的道士。道教中的“老华山派”至今尊奉陈抟为自己的祖师。
金元时,王重阳创建全真道派,主张道士出家、茹素、不娶妻。王重阳的弟子邱长春则始建道教丛林制度,并开创全真龙门派。自全真道兴起时,华山即是全真道场。王重阳的弟子王处一,谭处端、郝大通都在华山长期居住过。王处一号玉阳,自号莲峰逸士。居华山修道,曾撰《华山志》一卷,开全真嵛山派。郝大通号广宁子,开创全真华山派,其弟子有王志谨、玄通子等。
元道士贺志真字元希,曾师吕通明、白云綦学道,后于太华之颠凿朝元洞。据《创修大朝元洞碑》中记有贺志真开华山派,其本人为第一代。碑阴刊有贺志真师吕通明、白云綦,祖师邱长春及其弟子的道号。贺志真的华山派与郝大通的华山派有何关系尚不清楚,如果从其祖师为邱长春这一点来看,贺志真的华山派应是郝大通华山派的另外一派,因为邱长春和郝大通是师兄弗而不是师徒关系。
明代,封建王朝设有官司管理道教事务,华阴县也设有道会司。华阴地方的道职,多由华山道士承担。这时官府及信徒在华山广建道教宫观,并修建了登山道路。
清朝满族统治者崇信佛教,对于道教虽然仍旧沿袭明制,设道官管理,但并不重视,道教逐渐衰微,华山道教也因此每况愈下。光绪年间,曾有新华山派自南方传来(也有说是华山派的后续),但终未能使华山恢复旧观。
解放前夕,华山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新中国建立后,华山道教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国家帮助修葺了道教宫观和登山道路,保护道教徒的宗教信仰,成立了华山道教协会。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华山作为道教名山更是闻名于世,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及朝山信徒。一九八零年五月李信志、曹详贞(女)两位道长代表华岳道众出席了全国道教协会第三次代表会议,并被选为第三届中国道教协会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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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掠影——人文景观9—西峰
 
 
 
 
 
关学及其意义
     晚近一段时期,阳明心学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并似乎已成为新的显学。从其特点来说,心学注重个体的自主性以及主体精神的高扬,这对于鼓励创造性的思维,推动社会的变迁发展,无疑都有其积极意义。然而,从整个社会来看,除了需要注重个体的自主和主体的精神这些方面之外,对于个体的社会责任、天下意识,同样也要给予相当的关注。正是在这方面,关学显示出它的内在特点:其民胞物与、为民立命的精神关切,展现了儒学思想的另一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注重个体自主性、注重主体精神和注重社会责任、注重天下关怀,这两个方面应当互补。仅仅讲心学,往往容易流向空疏、抽象,晚明心学的那些末流已经显示出那样一些特点,比较具有社会关切和务实取向的关学,对于抑制片面重视心学可能带来的偏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明代姜立纲楷书《节录张载东铭册》(局部) 资料图片
  从关学本身来说,一方面,它体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传承,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具有个性特点的儒学中的一个学派。广而言之,儒学既是中国文化中与其他学派不同的一个学派,又派中有派,自身包含不同趋向的学派,关学可以视为其中一个重要学派。作为儒学中的学派,关学体现了儒学主流的精神,同时又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后者首先形成于关学的奠基者张载。在性与天道的形而上之域,张载所奠基的关学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太虚即气”的观念,它主要侧重于天道的层面。从“太虚即气”的观念出发,气只有存在方式上的变化,即聚和散:聚而为物,散而为气,而不存在有和无的问题。这样,以太虚即气的观点为前提,对于“如何存在”的关注取代了对于“是否存在”的追问:“如何存在”关乎存在方式,“是否存在”,则是对存在本身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太虚即气”体现了天道层面形而上视域的重要转化,这同时也展现了其内在的哲学意义。
《张载像》,见清代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光明图片/
  性与天道之中的“性”涉及人性,并关乎对人自身的理解:人性问题归根结底指向对人自身的理解。在人性问题上,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一方面承继了传统儒学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后者主要体现在对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区分。无论是从逻辑上看,抑或是就儒学的历史演化而言,这种区分的意义都在于对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性理论的某种统合。众所周知,孟子提出性善说,天地之性可以说是上承了这一性善的观念;荀子主张性恶说,气质之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体现了“性恶”说所肯定的方面。从人性本身来看,它既包含着向善的可能,又需要通过后天的努力过程来成就现实的圣人人格。性善说主要突出了成人的内在可能性,性恶说则强调了外在教化的必要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提出,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整合了以上两重取向:一方面,肯定天地之性的存在,意味着为成就圣人人格提供可能;另一方面,确认气质之性的存在,则表明“变化气质”具有内在的必要。不难看到,在性与天道的层面,从其奠基人张载开始,关学便在儒学的演进过程中提出了具有自身个性特点的观念。
  关学作为儒学中有个性化特点的学派,其特点还体现为对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关注。张载已提出“四为”之说或“四句教”,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取向首先体现了人应当追求的理想,它同时又规定了人的使命,即化以上理想为现实。与之相应,以上提法的核心便是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统一。基于“四为”之说,关学从其奠基者开始,即注重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结合,由此形成了其特有的精神境界。
  关学之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特点,是其务实的精神取向。关注现实,关心治国与平天下,构成了关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在学术的取向上,便表现为对礼学的重视。重视礼学和重视经世之学往往相互关联,在儒学系统中,礼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切近的关系,与人的践行过程也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从而由注重礼可以逻辑地引向对经世致用的关注。就此而言,务实的取向与礼的注重相互关联。与关注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是注重实证之学。相对于较多地专注于心性之学的学派而言,关学更为肯定实证之学,后者构成了关学的主要特点。实证之学同时也是前面提到的务实精神的重要构成。后来,关学的后学中形成了重视科学发展的学术取向,韩邦奇、王徵等等,都对科学技术给予相当关注,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与关学本身内含的务实思想,无疑也有着逻辑的关联。
  关学不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而且这种具有独特个性特点的理论形态同时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层面来说,关学开创于张载,同时又经历了从北宋、南宋、元代、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衍化,在民国还有关学最后的代表人物牛兆濂。从时间和历史层面来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延续、变迁、发展变化的历程中,关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呈现方式之一,是关学不断与其他学派的相互交融、相互激荡、相互沟通。以明代关学的代表人物吕柟而言,他一方面表现出对程朱之学的兴趣,这方面他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另一方面作为关中学者,他又承绪了关学的学术传统,从他的学术思想方面,可以看到关学与程朱之学之间的相互交融。在另一些关学的传人中,则可看到关学与心学之间的互动。如南大吉,他既是关学的重要传人之一,又与王阳明有交往,其间也与心学有某种契合,对阳明的良知学尤为服膺。后来明末清初的李二曲,也既受到心学影响,又上承关学。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关学与心学的相互融合、相互沟通。正是在关学与其他学派的这种沟通、互动之中,关学本身也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可以说,关学不是凝固的学术形态,而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学派。
  此外,关学一方面包含关学之为关学的核心内涵和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多样的形态,核心的观念和多样的形态之间在关系中形成了某种互动的、相互关联的形态。关学的核心观念即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以太虚即气及人性分疏为内容的性与天道层面的思想;以“四为”说为内涵的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统一;体现在礼学、经世之学以及实证精神等方面的务实的精神取向。关学之为关学的内在特点,首先体现在以上方面。但同时,关学又有不同的发展向度。冯从吾在《关学编》中曾概括张载思想的特点,其中特别提到“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从这一概述中可以看到,就传统儒学经典而言,关学涉及《周易》《中庸》《礼》以及《论》《孟》等文献。在关学后来发展中,不同的人物往往有不同的侧重,并由此从不同层面对传统儒学中的多重思想,包括构成关学核心内涵的不同观念,作了独特的阐发,从而使关学形成多样的形态,后者也从另一方面展现了关学本身的丰富性。
  在对关学内涵的不同侧重中,关学的传人形成了自身的不同特点。前面提到的明代关学传人韩邦奇,便对科学技术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他在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所以韩邦奇的著作比较专业化,不太容易读。晚明的关学传人王徵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有特别的敏感性,他著有《新制诸器图说》,对他所理解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作了一种理论和学术性上的阐发。这一进路可以看作是由突出关学中注重实证的方面,进一步引向对科学技术的关切,由此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
  关于关学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文献整理,一是理论研究。文献整理是基础,理论研究是提升,理论研究与文献基础都不可偏废。没有文献的积累,理论研究将导向空疏;没有理论研究,关学的深沉意义也难以得到真切的阐发。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的互动,可能是关学研究中较为合理的进路。
 
 
华山掠影——人文景观14—石刻-莲花世界 接近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