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地区的佛教⽂化
⼭西地区的佛教⽂化
中国古代的宗教⽂化，主要是佛教⽂化和道教⽂化。在中国宗教⽂化园地⾥；⼭西地区格外光辉夺⽬。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逐步由印度传⼊中国的，道教是东汉末年在中国本⼟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宗教。⽆论佛教还是道教，都不是起源于⼭西地区的宗教，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化异常繁荣兴盛，是中国佛教⽂化和道教⽂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之⼀。这种现象，在⼀定意义上也和⼭西地区的历史⽂化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西地区的佛教⽂化
佛教⾃汉代传⼊中国，⾄隋唐时代达到⿍盛，其间，⼤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量传播、佛教⽂化与中国传统⽂化逐步融合以及建⽴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都显⽰出由⼭西出家的著名⾼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位⾼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平民出⾝。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母唯恐他不能成⼈，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戒”，信仰更加坚定，⾏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明敏，仪轨整肃”（《⾼僧传·法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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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泛流⾏。当时，北⽅地区先后建⽴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民众，他们⼤⼒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勒建⽴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受统治者⽀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量不法⾏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授相传，辗转流⾏，不免讹误增损，⽽戒律的翻译⼜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特权的加⼤，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西⾏印度，到佛教发源地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的⾏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 399），法显与同学数⼈从长安出发，“⾄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龄，他们⼀⾏数⼈，西经⼽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15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我国的
西北和阿富汗、克什⽶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他是当时中国⾛得最远的⼈，“汉之张骞、⽢英皆不⾄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梵语，把⼤量⼝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亲⾃译成汉⽂，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的两个⽂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意义，⽽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化的伟⼤旅游撰著。唐代⾼僧义净指出：“⾃古神州⼤地，轻⽣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靳⽣⽲：《旅⾏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师，唐代⽞奘进⼀步开拓了取经道路；⽽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奘的《⼤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男女对唱经典歌曲由⼭西出家的另⼀位著名⾼僧慧远，在使佛教⽂化与中国传统⽂化相融合⽅⾯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出⾝⼠⼤夫家庭。“年⼗三，随舅令狐⽒游学许、洛，故少为诸⽣，博综六经，尤善⽼庄”（《⾼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的道家⽼、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年（ 35
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便偕同其弟⼀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僧道安在太⾏恒⼭（今河北省⾩平县北）⽴寺传教，“声甚著闻”，他⼜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法为⼰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 24岁便开讲佛经（见《⾼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皈依佛门，坚定了⾃⼰的⼈⽣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 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深感“庐峰清静，⾜以息⼼”，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的传教⽣涯，从此⾜不出⼭，直⾄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的活动主要分三个⽅⾯：
⼀是著书⽴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卷，五⼗余篇”（《⾼僧传·慧远传》），绝⼤多数作于庐
⼭。通过著书⽴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体。在东晋，⼀再发⽣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
章子怡回应怀三胎等名篇，⼀⽅⾯主张在家信徒（居⼠）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出家僧⼈⼜必须保持佛门的独⽴性，不礼敬君亲，⽆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的是⼀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化与传统⽂化的⼀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步。
慧远在庐⼭的⼜⼀主要活动是建⽴僧团，壮⼤佛教势⼒。他培养组织了⼀个声名远播的庐⼭僧团及居⼠，从⽽使庐⼭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中⼼之⼀。另⼀个中⼼是印度僧⼈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慧远在庐⼭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避免了僧侣奔⾛官府⽽引起⼈们的厌恶⼼理，也有效地壮⼤了佛教的势⼒。
慧远的另⼀主要活动是⼴泛接触社会，扩⼤佛教影响。他居于庐⼭30余年，虽然“影不出⼭，迹不⼊俗”（《⾼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官员到朝廷重⾂，从著名⽂学家、道⼟到农民起义军⾸领。举凡来访者，⽆不⼴泛
结交。⽽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物，⼤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争之间，并赢得双⽅的尊重，这样不但扩⼤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且通过⼴泛接触上层⼈物，也使佛教进⼀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神⼿中夺回，交给每个⼈的“⼼’，引导⼈们从主体⾃⾝内部加强修养，积德⾏善，提倡通过念佛投⽣西⽅净⼟，从⽽对中国佛教净⼟宗思想的产⽣起了先导作⽤，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些净⼟宗僧⼈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西出家的⼜⼀位著名⾼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可以说是净⼟宗的实际开创者。“北⽅⼤宏净⼟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教之初祖”（汤⽤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论文下载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西代县）⼈，他“家近五台⼭，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僧传·昙鸾传》）。⼀⽅⾯⼴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门论》、《百论》、《⼤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通元年（ 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拜见著名道⼟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便问：“佛法中颇有长⽣不，胜此⼟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不⽼之法。菩提流⽀很不⾼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死轮回，达到长⽣不⽼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量寿经》授予他，说：“此⼤仙⽅，依之修⾏，当得解脱⽣死。”说明长⽣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见《续⾼僧传·昙鸾传》），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信仰了。
昙鸾回到故地后，⼤⼒弘扬净⼟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寺。他后来⼜移住汾州北⼭⽯壁⽞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讲经授徒。从此，⽞中寺成为传播净⼟信仰的重要中⼼。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西⽂⽔⼈道绰继续在⽞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善导来到长安，建⽴起了完备的净⼟宗派，使净⼟宗的发展，达到了⼀个极盛时期。
净⼟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法简便易⾏，得到平民⼤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宗的发展，与⼭西地区和由⼭西出家的⾼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西⼤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宗的 发展中，起着承
上启下的重要作⽤。
净⼟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传⼊了⽇本，⽇本僧⼈“依据善导⼀师开创净⼟宗”（⽇·村上专精：《⽇本佛教史纲》），使净⼟教在⽇本得到⼴泛流传，成为⽇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本的净⼟宗⼀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三祖师，尊奉⽞中寺为净⼟宗开⼭祖庭。历代⽇本净⼟名僧，多来⽞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西出家的佛教⾼僧⼤多集中在⼗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分裂、⼤动荡时期，也是民族⽂化交融的⼀个⾼峰期，在这个时期，⼭西因其独特的⾃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化传统⽽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及多民族⽂化的⼤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个繁荣期，⼭西在这个时期⼀直处于北⽅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化的同时，⼜⼤⼒宣扬和扶持佛教⽂化发展，这就为⼭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僧，以及佛教⽂化能够在⼭西获得⽐较⾼度的发展，提供了⼀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西佛教⽂化之所以格外光辉香蕉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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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地区不仅佛教思想⽐较活跃，在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做出了重⼤贡献，⽽且，⼭西也
是佛教⽂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如五台⼭位居佛教四⼤圣地之⾸；⽞中寺为中⽇净⼟宗摇篮；云冈⽯窟⽂化可与敦煌媲美；⼴胜寺稀世罕见的⾦版藏经《赵城⾦藏》为当今整理出版《⼤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西在中国佛教⽂化史上占有举⾜轻重的地位。
清慧居⼠摘⾃《三晋古⽂化源渊》，李元庆著，⼭西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