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化是世界⽂明长河中的⼀颗璀璨明珠
敦煌⽂化是各种⽂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明因多样⽽交流，因交流⽽互鉴，因互鉴⽽发展。”我国⾃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明成果。多元⼀体的敦煌⽂化始终传承着中华传统⽂化的精华，同时⼜闪耀着古代印度⽂明、波斯⽂明、希腊⽂明的璀璨光芒，成为举世瞩⽬、特⾊鲜明的地域⽂化。
▲敦煌莫⾼窟依⼭⽽建，飞檐⾼耸，是敦煌最负盛名的⽂化名⽚。敦煌研究院供图吴健摄
敦煌，地处河西⾛廊西端。丝绸之路开通后，⾃“西海”(地中海、⾥海)东⾏经西域门户伊吾、⾼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化的舞台。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化⽕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敦煌地区正式纳⼊汉王朝版图。公元前111年敦煌郡设⽴以后，不少内地的世家⼤族迁⼊敦煌定居，他们带来的中原⽂化与当地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化⼟壤。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构成，及在新迁地共克时艰的开发经历，使他们更加相互理解和包容，最终形成这⼀地区⾃觉的兼容并蓄的⽂化基因。
▲敦煌佛教洞窟的兴建，历代世家⼤族、甚⾄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壁画反映了当时⼈们的现实⽣活和⼈⽣百态。图为段⽂杰临摹的莫⾼窟第130窟甬道南壁盛唐时期都督夫⼈供养像壁画。敦煌研究院供图吴健/摄
从敦煌悬泉置遗址出⼟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曾接待来往于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康居、龟兹等29国使节。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敦煌就将“浮屠”这⼀具有特定⽂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作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明交流的平台和⽂化交融的⾸善之区。三国两晋⾄⼗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化、道教⽂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始凿于前秦建元⼆年(公元366年)的莫⾼窟，则是敦煌佛教⽂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窟藏经洞⽂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化的谱系中催⽣了举世瞩⽬的“敦煌学”，使敦煌⾛向世界。敦煌⽂化的内涵⾮常⼴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化，其核⼼⽆疑应以敦煌⽊简和敦煌⽯窟(敦煌莫⾼窟、西千佛洞、⽠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5个庙⽯窟等)的⽯窟考古、⽯窟艺术以及藏经洞⽂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
揭开佛教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折射。我们从壁画所看到的⽣产⽣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百态，建筑、服饰、⽤具、⼯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
印的物质造型，构成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社会⽂化发展演变的图谱。敦煌壁画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医疗卫⽣、东西交流等丰富内涵，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这些不仅是东西⽂明交融的⽂化宝藏，⽽且还具有古代⽂明的博物馆功能。
在敦煌⽂献中，仅藏经洞出⼟⽂献就达5万多件。约占敦煌⽂献总量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仅充分展⽰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化氛围，还极为难得地具有拾遗补阙和校勘的历史⽂化价值。其他⽂献虽总量不⼤，内容却极为丰富，⼏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化⽣活的各个⽅⾯，⽽且⽂化内涵远远突破了敦煌的地域局限。这些⾜以代表中华⽂明及其与西⽅⽂明的⽂化交流背景，因⽽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敦煌地区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化长期并存，致使社会⽣活的各个⽅⾯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化特点。其社会⽣活的丰富多彩，更是令⼈⽬不暇接。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纽带，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中国和西⽅的物品，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量的形象资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古代波斯的⼯艺品传⼊中国，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就有波斯银盘上的狩猎图。隋到初唐时期敦煌彩塑与壁画菩萨的服饰中，出现⼤量的波斯纹饰，如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在隋唐敦煌壁画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萨⼿持玻璃碗，盛唐第199窟的菩萨也⼿捧⼀玻璃杯。类似的玻璃器⽫，在不少洞窟壁画中均有出现，反映了当时从西⽅传⼊的玻璃器⽫的流⾏。
敦煌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往的通都要⾢，多元⽂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窟和敦煌⽂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敦煌⽂化同时蕴涵着古代印度⽂明、希腊⽂明、波斯⽂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
国古代传统⽂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敦煌⽂化同时蕴涵着古代印度⽂明、希腊⽂明、波斯⽂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化元素。因此，博⼤精深的敦煌⽂化是各种⽂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敦煌⽂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化精神、⽂化胸怀和⽂化⾃信
研究和弘扬敦煌⽂化，既要深⼊挖掘敦煌⽂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化精神、⽂化胸怀和⽂化⾃信。
▲盛唐时期的敦煌彩塑写实性很强。⾼超的写实技巧使这些塑像栩栩如⽣，同时艺术家⾮常注意雕塑的体性。第45窟这⼀组7⾝彩塑，以佛为中⼼，左右⼤体对称排列，塑像⽬光俯视，参观者会感到每⾝塑像都在看着你。图为莫⾼窟第45窟西壁龛内彩塑。敦煌研究院供图张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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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各类历史⽂物遗存，启⽰我们去认识敦煌⽂化的深厚内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化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同时，道教作为⼟⽣⼟长的中国宗教，以它所特有的思想⽅法存2023元旦放假3天
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些外来宗教，也在特定的民族⽂化圈内畅⾏其道。敦煌⽂化这⼀现象显现出不同⽂化价值体系的共存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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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献中还有⼤量⾮汉语⽂献，这些⽂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待⾔，其与汉⽂⽂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展⽰了敦煌⽂化的⾃信、⾃由、开放和包容并蓄。这种⽂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启⽰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商业都市，敦煌的商业⽂化很兴盛。敦煌⽂献中有不少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书。这些⽂书，其实也反映了敦煌商业⽂化的⼀个重要特征——契约精神。
寒战2演员表在古代敦煌⽂化中，⽂化与教育始终紧密结合在⼀起，充分发挥以⽂化⼈的职能。敦煌⾃开郡伊始，就设⽴学校教书育⼈，使敦煌⽂⼈代出、雅⼠不绝，在这种⽂化教育氛围中形成的敦煌⽂学与艺术也别具风采。敦煌⽂学作品可分为两类，⼀类是传世⽂⼈诗⽂的抄本，属传统的⽂⼈⼠⼤夫的⽂学作品；⼀类是以讲经⽂、变⽂、词⽂、话本、缘起故事、俗赋、曲⼦词、⽩话诗等为代表的俗⽂学作品。特定意义上的“敦煌⽂学”是指敦煌特有的俗⽂学，它鲜活、明快，具有浓郁的宗教、⽣活⽓息。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孕育了后代章回体⽩话⼩说的雏形。藏经洞所出敦煌讲唱⽂学作品近200个写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学作品真实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间⽂学⾯貌及发展演化脉络，其体制形式和语⾔风格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章回⼩说等都产⽣了巨⼤的影响，极⼤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学史的认识。
敦煌艺术彰显了兼收并蓄、⾃信创新的恢弘⽓度。敦煌壁画题材极为丰富，绘制上汲取了时代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中原画家作品⼤都失传的今天，敦煌壁画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古时期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
南北朝时期，传⾃西域的画法逐渐被内地画家所吸收，其中，北齐曹仲达“曹⾐出⽔”和南朝张僧繇“凹凸法”的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分流⾏。盛唐时代，“画圣”吴道⼦把中国⼈物画艺术推向⾼峰。敦煌多个洞窟中的壁画，以劲健的线描，略施淡彩，勾勒出⽓宇轩昂、神态⽣动的⼈物形象，正是吴道⼦⼀派的⼈物画风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众多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飞天轻盈的体态，流畅⽽飘举的⾐饰飘带，也体现着“吴带当风”的⽓韵。
从南北朝到宋元时期，敦煌绘画虽然也具有本⼟的特点，但从艺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绘画发展的强烈影响。因此，敦煌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中国美术史的⼀个缩影。
敦煌⽯窟⼏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难得的图像与相关敦煌⽂献互为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乐内容，展⽰了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早期舞蹈多为印度、西域及北⽅游牧民族风格，隋唐在融合基础上题材、类型不断丰富，形成⽓势恢宏的民族风尚，迎来了⼤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时代。
从今天来看，敦煌⽂化所展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化精神、⽂化胸怀和⽂化⾃信，为我们铸就中华⽂化新辉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撑。
加强少数民族历史⽂化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莫⾼窟第285窟有西魏⼤统四年（538年）、五年（539年）的题记，是莫⾼窟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洞窟。这⼀洞窟带有明显的中原风格特征，窟顶都有飞动的彩云和各种传说中的神怪，其中还有中国的神仙，反映了外来佛教与中国本⼟⽂
明显的中原风格特征，窟顶都有飞动的彩云和各种传说中的神怪，其中还有中国的神仙，反映了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化的融合。图为莫⾼窟第285窟的洞窟形制。敦煌研究院供图
⾃汉代以来，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中古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曾存在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在⼀定程度上⼜影响着敦煌的居民，形成了各民族和谐相处、⽂化交融的状况。因此，敦煌⽂化具有多民族⽂化并存的显著特点。
敦煌壁画不仅展⽰了中古时期汉族服装演变的历史，⽽且保存了古代西北多个民族的珍贵服饰资料，可称为中国服饰⽂化的宝库。除了北朝时期的鲜卑⼈外，中唐时期的敦煌壁画还出现了吐蕃⼈物形象，如第159窟的吐蕃赞普头戴朝霞冠(指红毡⾼帽)，⾝披⼤翻领的左衽长袖缺袴衫，腰束⾰带，⾜蹬
长靿乌靴。北宋末期，回鹘势⼒在敦煌⼀带强⼤起来，壁画中出现了不少回鹘⼈供养像，如第409窟有回鹘王及王妃形象，回鹘王戴桃形⾼冠，⾝着团龙纹的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回鹘王妃则头戴桃形凤冠，⽿坠⼤⽿环，⾝着⼤交领的窄袖长袍，这是典型的回鹘服装。
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以后，壁画中也留下了党项⼈的服装。如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武官供养像，头戴云缕冠，⾝着圆领窄袖袍，腰间有护髀、束长带，⾜蹬乌⽪靴。元代壁画中有蒙古族⼈物的形象，如榆林窟第6窟明窗壁画中有夫妇供养像，男⼦头戴宝顶莲花冠，垂辫髻，着质孙(蒙古族的袍式⼀⾊服)，⾜蹬六合长靿靴。⼥⼦头戴顾姑冠，⾝穿交领窄袖长袍。
不同民族相互通婚是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特⾊。敦煌⽂书《杂抄》中就有三国时期仓慈任敦煌太守时少数民族和汉族通婚的情况记载。唐宋时期的敦煌⽯窟壁画亦有此类主题图像，如榆林窟第38窟西壁的婚礼图，分别着回鹘装和汉装的男⼥来宾围桌⽽坐，围幔内新⼈正在⾏礼，画⾯⽣动地反映了汉族与回鹘通婚的场景。
近年来，随着藏经洞所出⾮汉语⽂献的破译与解读，少数民族⽂字⽂学作品也引起了⼴泛的关注。其中，吐蕃⽂⽂学作品最引⼈注⽬的是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件，可能为吐蕃时期传⼊。古代藏族⼈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学、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及《孔⼦项托相问书》等，上述作品的吐蕃⽂写卷在敦煌藏经洞中也都有发现。
敦煌⽂献中还保存了古藏⽂的《⽕灸疗法》《杂疗⽅》等，代表了藏医学的成就。《医理精华》本是印度的古典医学的代表著作，藏经洞保存了译⾃梵⽂的于阗⽂《医理精华》。这些不同语⾔⽂字医学⽂献的并存，展⽰了不同医学⽂化在敦煌地区的交流和互鉴。
今天的敦煌⽂化研究要在以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丝绸之路历史⽂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化研究，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印度⽂化与中国古代⽂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在这⼀点上，古代民族⽂字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扇窗，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的借鉴。
保护传承⽂化遗产，彰显中国特⾊社会主义⽂化⾃信
把莫⾼窟保护好，把敦煌⽂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努⼒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地。
回望敦煌研究院数⼗载风⾬历程，⼀代⼜⼀代莫⾼窟的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物⼯作⽅针政策的指引下，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化的⾼度⾃觉，以“坚守⼤漠、⽢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精神，为保护修复敦煌⽯窟和敦煌⽂化艺术研究做了⼤量⼯作，彰显了中国特⾊社会主义⽂化⾃信，使千年古⽼遗产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窟长期⽆⼈管理，任⼈破坏偷盗，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成废墟。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代中国学者顽强奋⽃，为中华民族学术⾃信作出了巨⼤的努⼒，成为中国学术⾃信的典范。
1944年，国⽴敦煌艺术研究所成⽴，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批志⼠仁⼈、青年学⼦，远赴⼤漠⼽壁，艰苦奋⽃，初创基业。新中国成⽴后，国⽴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物研究所，对莫⾼窟开展了抢救性保护。20世纪80年代，敦煌⽂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部门、汇聚⼈才，莫⾼窟事业迈⼊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1987年，莫⾼窟被联合国教科⽂组织列为世界⽂化遗产。
陈柏霖林依晨电影莫⾼窟的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系统⼯程。2003年，《⽢肃敦煌莫⾼窟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为莫⾼窟的保护、利⽤与管理提供强有⼒的法律⽀撑和保障。之后，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定《敦煌莫⾼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为保护、利⽤和管理莫⾼窟提供专业性、权威性、指导性的依据。敦煌研究院遵照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世界⽂化遗产的最⾼理念，不仅保护莫⾼窟本体各个时代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且还保护历史留存的⼈⽂和apez天赋
保护世界⽂化遗产的最⾼理念，不仅保护莫⾼窟本体各个时代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且还保护历史留存的⼈⽂和⾃然环境，努⼒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孙后代。
多年来，敦煌研究院遵循“不改变原状”的⽂物保护要义，采取多种保护技术措施，实施莫⾼窟崖体和洞窟加固，抢救了许多洞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采⽤数字化技术，逐步实施莫⾼窟全部⽂物的数字化储存；开启预防性保护，建⽴莫⾼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防患于未然，真正让莫⾼窟得到真实、完整的有效保护，让莫⾼窟“延年益寿”。
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好⽂物的前提下，还科学合理地为旅游开放创造条件。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的建成，让游客得以了解莫⾼窟的⽂化价值。“莫⾼窟数字展⽰中⼼”则让游客先观看超⾼清电影《千年莫⾼》和《梦幻佛宫》，再到莫⾼窟实地适度观赏洞窟，做到⽯窟⽂物保护和旅游开放双赢。此外，敦煌研究院运⽤新媒体平台讲好“敦煌故事”，使莫⾼窟⽂化艺术⾛出敦煌、⾛出国门，让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化的世界影响⼒越来越⼤，积极推动敦煌⽂化研究服务共
建“⼀带⼀路”。
敦煌研究院对莫⾼窟的有效保护、合理利⽤和严格管理，获得了国内外⼴泛认同和赞许。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将敦煌莫⾼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各国进⾏传播，供⼤家参考借鉴。会议形成的⼤会⽂件附件⽂本指出：“莫⾼窟以⾮凡的远见，展⽰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了⼀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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