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中的历史与时代
——赵思运《丽丽传》阅读札记
马春光
赵思运的诗歌很少繁复的修辞,但有一种直逼内心的锐利感。他的精神深处有一种对日常事物、语言的敏感,而他又善于把这种敏感在一种反讽和戏谑的语气中表达出来。挖掘日常语言背后的深层意涵,使得他的诗歌在两个“日常”然而又“禁忌”的话题空间中展开探寻:性和政治。这是他特有的进入历史现实的方式,它决定着一个诗人诗歌书写的话语系统。尽管这两个主题古已有之,但赵思运的独到之处是他善于从被遮蔽的日常生活中微妙地把它们“照亮”。恰如他所言,“在民间、在底层的语言中,我们才会听到历史的颤音,触摸到真正的诗性。”概而言之,他试图挖掘生活本身无所不在的情成分,唤醒诗歌语言沉睡的政治性。
这些诗歌的写作面临着这样一种历史语境,在一个“社会文本自身的创造力”远远大于“文学文本的想象力”的时代,诗人何为,诗歌何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赵思运的诗集《丽丽传:“版本研究”系列笔记》为当下的诗坛提供了新的质素。
这首先体现在言说方式上,作为一种非原创的诗歌文本,它的意义在于运用诗歌文本的形式有效地渗入社会这个大文本,在两种文本的互文中,让历史、现实“自己说话”。在这些诗歌里面,诗人本身隐退,文本与生活完全合一。如果说罗兰巴特意义上的“作者之死”是在强调文本的“可写性”,为文本的解读提供更加自由自主的空间,那么赵思运的诗歌则宣布了“作者再次死亡”,恰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诗人“从一个诗歌写作者退居为各种版本的注释者”①。正是在不同版本的呈现中,两个乃至多个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发生某种程度的碰撞,话语的张力由此产生,诗歌的深层意义空间也由此生成。这样一种先锋式的“版本”书写,其实暗合了作为诗人和诗评家的赵思运对诗歌文体的潜在探索。以《版本研究:遗书,2012年3月7日》为例,它杂糅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13个人的遗书,联络成篇,但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注意到这些遗书话语的内在连续性:
安徽卫视余声我一生都期望能当一名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
只可惜缺乏演员的才干,不能如愿
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
舞台上空空洞洞的
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
我全部的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怎么开通蚂蚁花呗
小学运动会加油稿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散步去了
如果没有后面的注释提醒,或没有某种先在知识的提示,这就是一首非常完整的“遗言诗”。但这些表层相似的遗书,在具体的个人那里是迥然不同的,每一句都有他对自己的时代、人生的复杂思考。这首诗展示一种特有的文本景观的同时,也承载了驳杂的意义。
在进行所谓“版本研究”的时候,为了彰显不同的版本,注释就成了诗歌不可分割的部分。注释为不同版本的呈现注入了某种联系,使得它们的张力得以呈现。注释以手术刀式的锐利,使正文形成裂缝。次文本的运用,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一个潜在趋势。在新世纪的诗歌创作中,这种所谓注释的文本正成为诗歌进入历史、现实的有效途径,它同时也构成了对新诗原初面貌的冲击。中国新诗最初在胡适等人那里,是作为一种严格的“创作”而与古典诗歌区别开来的,它一开始就潜藏了一种对“纯文学”的潜在诉求。赵思运的诗歌写作始于1986年,但他2009年编撰自己的诗集时,却以1989年的诗为始。除却艺术上的考虑外,我更愿意把这一“版本”看做他对自己诗歌精神历程的一次清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诗歌写作起始于一个诗歌“终结”的时代(1989年)。恰如欧阳江河所言,“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②这里说的“终结”和欧阳江河所言的“结束”、“失效”是互为佐证的,它意味着随着时代语境的转变,某种特定话
幼儿园教师发言稿语意义上的“诗歌”终结了。所谓“诗歌终结”,不是说诗歌将不复存在,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的新诗想象已经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内容庞杂、结构繁芜的“互文性”的话语文本。在随后的1990年代,诗歌呈现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貌。作为一种严肃创作的、凸显审美的、具意象意境、表达哲理的新诗,
欢乐颂五个女人的结局已经日趋终结,不管是上世纪90年代于坚的《0档案》、西川的《致敬》,还是新世纪柏桦的《史记》等,都潜在地构成“终结之后”的多向度探寻谱系。赵思运的诗歌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自觉的对“纯文学”的反动,他要求极大地扩增诗歌的容量,破坏诗歌的纯度,进而使之容纳更多的内容,以便和这个驳杂的社会形成真正的对话。
赵思运的这些诗歌虽然侧重书写“民间”、“底层”,但又不仅仅止于此。他与一般的“底层写作”有所不同,他在《丽丽传》、《井下穴居者说》、《穴居者之子说》等书写底层的诗作中,严格恪守了“客观呈现”这一原则,这就弃绝了诗歌文本表层的道德、伦理诉求,而在更深的文本肌理中探寻世界的繁复面貌。除此之外,赵思运还以“版本”这一方式,勘察诗歌写作的可能边界。他的多首诗都是对当下时代热点的书写,像《新闻联播》、《郭明义博客一则》《新快报的硬骨头》《周杰伦粉丝致信周杰伦女友昆凌》等,在话语的自我矛盾中、或前后话语的修改中,或话语的言外之意中,人性与政治的较量被置于前台。以《新快报的穷骨头》为例,它的“注释”部分恰恰是社会文本的“正文”部分,即以“新闻”的方式在公众中得以传布的,而诗歌的四个部分则是在不同语境中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言说,它们的
自相矛盾恰恰隐喻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诗集中有一部分面向历史的言说,像《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徐铸成自述》等,从历史话语的裂缝处进入,探寻历史话语背后的真相,以及特定时代的人性
内涵。
安抚奶嘴哪个牌子好以诗歌的政治主题而言,在所谓政治抒情诗的年代,宏观抒情其实恰恰造成了诗歌话语的枯萎,赵思运在关注它们的时候,言说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概言之,他是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出发,发现“性”背后的“微观”政治话语。在一个媒体泛滥的时代,赵思运所要做的正是营造话语生成的复杂面貌,显然这是一种“大文本”的诗歌观,它表面极尽戏谑,甚至很“好玩”,但内里却非常严肃。而版本,以及这些版本和它产生的语境的内在缠绕,正是它们得以呈现的话语场,从某种意义上讲,“版本”的繁复、冲突结构对应了社会政治中各种力量的纠缠、博弈,“版本体”正是在这样一种“结构的对称”中彰显了它驳杂的社会内涵。
虽然性、政治构成了这部诗集的主题,但并非所有的“性”和“政治”都能纳入作者注释的范围。在这种“注释”的背后,潜藏的是诗人对历史、现实话语的高度敏感,对制度化的话语模式的某种反动,以及探索“历史真实”背后的真相的冲动。在《造句练习:严禁》、《组词造句练习(之一)》、《组词造句练习(之二)》等诗篇中,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造词造句游戏,而是诗人对词语的重新发现,他企图透过词语的缝隙,发现其背后的“政治无意识”。“注释”引出的是“彼版本”对“此版本”的修正,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话语在得以客观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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