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在国外专题研究·
文章编号：1002⁃3712（2022）02⁃0092⁃10
与传播的基本走向
赵薇清1陈恒新2
（1.山东理工大学汉籍整理研究中心，山东淄博255000；
2.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
摘要：《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它以怪异的人物情节、精妙的叙事笔法讲述着真实的中国民间故事，映射现实的社会人文，展现出作者独特的人文关怀以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与评判。自《聊斋志异》成书以来，先后被译往东亚日韩等国、西欧各国、以及美国等。译介版本多、译介范围广，许多国外译者、汉学家均对《聊斋志异》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法国汉学界不同时期对《聊斋志异》的译介态度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同时法国也是欧美首个《聊斋志异》全译本的产生地，因而《聊斋志异》在法的译介历程的研究探讨就不容忽视。
关键词：《聊斋志异》；法国译介；陈季同；异教书籍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
解方程的步骤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是“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背后蕴藏着极大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文学造诣，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杰出代表。他“在完全
收稿日期：2021-06-1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中文古籍研究”（19CZW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薇清（1999-），女，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汉籍整理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陈恒新（1986-），男，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汉籍整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实的背景下，讲述最神异鬼怪的故事”［1］15，志怪小说的表象下暗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以及蒲松龄个人的人生理想与先进思想。精炼的文言语言，略带记史形式的叙事方式，“最虚幻、最讽刺、最现实”的文学内核，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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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法译以单篇为开端，发展为多篇选译本，通过法国译者一百多年的努力，篇目数量不断扩大，最终在2005年《聊斋志异》全译本问世。译介初期，译者多集中在法国传教士体，在传教目的下操控《聊斋志异》的译介传播。随着中法交流不断加深，《聊斋志异》的文学与社会价值逐步受到重视，译者主体转移到了汉学家体。并有不少留法学子对《聊斋志异》展现出浓厚兴趣，成为《聊斋志异》研究的主力军。随着《聊斋志异》的不断译介传播，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过往将《聊斋志异》刻意扭曲为“异教书籍”所造成的“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有印象被打破，对《聊斋志异》的忠实翻译使“中国气质”逐步感染世界。
一、篇章上，由单篇到多篇、全译
《聊斋志异》在海外的译介起始时间较晚，但属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外文版本最多、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版本多达近百种。相较于晚清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42年便在《中国丛报》首次向英语世界译介《聊斋志异》，法国则是相对较晚。法译《聊斋志异》的起点是1880年由法国领事官、汉学家于雅乐（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译介的单篇译文《种梨》，载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117期，《聊斋志异》法译进程自此开启。
但由于19世纪大部分法国汉学学者都从未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也就只能借助不成体系的、由来华传教士译介的、由旅行者或商人来华购买带回法国的中文藏书。而这些传播贡献者的教育知识水
平参差不齐，兴趣品味也各不相同，因而呈现在法国社会上的中文图书往往无法代表最先进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成果。这种对中国的无知，也直接导致了法国学界对中国文化及作品的译介传播工作受到阻碍。
1889年，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总兵衔军事参赞陈季同（Tcheng ki-tong）将军装修房子价格
速冻包子编译的《中国故事》在巴黎出版，共收录《聊斋志异》故事26篇。分别为《王桂庵》《白秋练》《陆判》《乔女》《仇大娘》《香玉》《青梅》《侠女》《画皮》《恒娘》《罗刹海市》《黄英》《云萝公主》《婴宁》《张鸿渐》《晚霞》《巩仙》《崔猛》《聂小倩》《莲花公主》《宦娘》《金生》《珠儿》《续黄粱》《阿宝》《辛十四娘》。陈季同对《聊斋志异》的译介极大推进了《聊斋志异》法译进程，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法国读者与中国文学之间的障碍，拉近了中法两国文学间的距离。
其后，法国耶稣会神父、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编译的《汉语入门》于1895年出版，《汉语入门》第五卷中选译了9篇《聊斋志异》故事，分别为《赵城虎》《考城隍》《劳山道士》《狐嫁女》《长清僧》《陆判》《种梨》《妖术》《任秀》。同时，戴遂良1908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民间传说》中也自《聊斋志异》故事中选译了13篇。这两本书皆为法汉对照课本，编写法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正文均为竖排繁体，版面为左右中法双语对照，篇尾带有脚注，脚注多为解释文化差异词或进行编者评述。［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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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阿尔方（J.Halphen）编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选译16篇：《瞳人语》《画壁》《种梨》《劳山道士》《长清僧》《狐嫁女》《娇娜》《妖术》《王成》《画皮》《贾儿》《叶生》《青凤》《董生》《成仙》《考城隍》。1925年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的《魔怪集：蒲松龄（留仙）小说选》选译20篇。1940年皮艾尔·道丹（Pierre Daudin）的《中国故事五十则：聊斋志异选译》选译《考城隍》《陆判》《祝翁》《阿纤》《五通》《甄后》《神女》《马介甫》等50篇故事。
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法国仅坚持了42天时间便举白旗投降，而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局部抗战开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14年的伟大抗战历程。不知是否是过往深入人心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受到了冲击，此后大约三十年间，法国再无译者继续尝试译介《聊斋志异》。
这种困境直到1969年才开始被打破。1969年，由吴德明（Yves Hervouet）领导的一批汉学家合力以《聊斋志异》中文原著为底本，对《聊斋志异》进行精心的翻译。该选本被收录在“东方知识丛书”中，这是第一部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法文译本，其中选译了26篇故事，但只有5、6篇是前人已经译过的，极大地拓展了《聊斋志异》译介内容范围。1986年由李风白（Li/Ly）夫妇译介出版的《聊斋志异选》选译了38篇故事，该译本在中国首次出版，但在法国大量发行、
多次再版，在法国产生巨大影响。
1996年法国汉学大家雷威安（AndréLévy）先生译介出版的《奇异史话》问世。该译本根据权威中文版本（1962年，张友鹤辑校的“三会本”，共503篇）的一、二卷选译了前82篇故事，这是直至当时选译故事最多的《聊斋志异》法文译本。此时《聊斋志异》全译本已然成书，却因出版社中途反悔迟迟不得出版。正如雷威安先生本人提到的“1991年，出版社口头表示把《聊斋志异》全译本列入出版计划。翻译初稿完成后，出版社却改变了计划……对后几卷的出版，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3］46。但令人高兴的是，雷威安的两卷本《异史》最终于2005年秋通过毕基耶出版社成功出版，这是《聊斋志异》第一个法文全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二、译者身份上，传教士首创，汉学家发展，高校学子助力
如果说《聊斋志异》在法的译介遵循了中国名著译介的总体趋势，那它在法的传播则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聊斋志异》的译介研究起始于一批来华传教士，这些人的译介带有强烈的宗教与政治目的，即向中国传播基督教，试图控制中华民族思想信仰，从而达到助力西方殖民主义者完成殖民活动的目的。1842年，战争刚刚结束，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实腊首先将《聊斋志异》投入西方视野，便试图对《聊斋志异》实施跨文化操纵。他为《聊斋志异》打上了“异教书籍”的烙印，直接影响了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对《聊斋志异》作品形象的塑造，在其之后卫三畏、翟理思的译介研究均受其影响。
1880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出版了两卷本的《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Stra
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对之后的西方汉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翟理思以“严肃的文学作品”定位《聊斋志异》，并将其收录于他最富盛名的著作《中国文学史》中。翟理思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被广泛认可为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发展角度系统阐述中国文学流传的著作。全书446页，仅专项介绍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篇幅就达20页，极大程度地扭转了西方汉学界对《聊斋志异》的固有观念，法国汉学界也自此开始以严肃文学作品的观点看待《聊斋志异》。
在《聊斋志异》法译历程中有一人显得尤为特殊，即清末外交官陈季同，一
名在法国编译中国名著的中国人。陈季同（1851-1907），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晚清外交官，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总兵衔军事参赞。1877年，陈季同以翻译的身份，随官派留欧生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学习“公法律例”。后担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在巴黎居住长达16年之久。陈季同客居法国时，适逢中法战争爆发，陈季同一方面饱尝思乡之苦，另一方面深入领略了法国长期对中国文化抱有的无知与偏见。为了扭转法国对中国的看法认识，反抗对中国的无端歪曲诋毁，重塑中国礼仪之邦、政通人和的国际形象，陈季同走上了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
1889年，陈季同编译的《中国故事》由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该节本选译了26篇聊斋故事，是《聊斋志异》的首部法译节本［4］35。陈季同坚持以“意译”立场翻译《聊斋志异》，即表述清楚文章意义，
对形式是否忠实原文不做强求。在翻译策略上采取外文的“归化”策略，即在语言、文化与美学等层面上的价值取向均有意向译介地法国靠拢［5］125，努力迎合法国读者阅读习惯与阅读需求。情感上“忠于原著”，但在译介过程中积极大胆改译：集中表现为对原著情爱情节的省略与改写；同时对原著作者避而不谈，仅以故事本身作为译介对象；并删除篇尾最能代表作者主观写作目的的“异史氏曰”评述部分。陈季同对《聊斋志异》的译介尽可能地顺应了法国读者的文学传统及预期，最大程度地以法国化的表现形式展现《聊斋志异》，但也充分保留了故事本质与民族彩，“其外在形式已尽可能的法国式，其本质和民族彩却完全保留了原样”［6］46。但同样应明确的是，陈季同笔下所传递出的“中国”仅代表符合西方世界心理预期的、被修改润的、合乎法国“道德”的“中国”，而非当时真正的中国文明。陈季同明确的文化传播意识，使法国读者大大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精髓的理解。
1895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编纂的《汉语入门》成书出版。与过往传教士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看待《聊斋志异》不同，戴遂良是译介研究《聊斋志异》的汉学家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来到中国、并对中华文化有深入了解的汉学家。他先是以医生的身份传教，后致力于汉学研究。戴遂良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可能是从其个人兴趣出发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价值。［7］180戴遂良个人偏爱超现实、志怪题材的文学作品，从4世纪的《搜神记》到19世纪的《暗室灯》，戴遂良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翻译解读，《聊斋志异》也不例外。在他1895年出版的《汉语口语基础》、1908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民间传才女出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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