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南将军这样评价林彪！
林彪与彭德怀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
彭德怀是⼀团⽕，⼀团从⾥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林彪是⼀潭⽔，⼀潭深不可测却含⽽不露的静⽔。
“泰⼭崩于前⽽⾊不变，麋⿅兴于左⽽⽬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
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指挥中国⾰命战争⼗分得⼒的左膀右臂。
林彪⽐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新城会师⼤会上，朱、⽑、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在台下听。
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声⼀句：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嘛！⼤家⼀起⿎掌，才把热烈的情绪⼜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昌战⽃，李德指挥红军与敌⼈正⾯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占军团总兵⼒的四分之⼀；彭德怀当⾯骂李德“崽卖爷⽥⼼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字⼀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种⽅法。⼴昌战⽃前⼣，林彪个⼈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
“对于敌⼈在五次‘围剿’中所⽤战略战术，这是⼀个⾮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
林彪认为“敌⼈在战略上虽是进攻，⽽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的推进⽅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何种形式，“主要的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踪的了解如何⽽定”；⽽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次收效”。
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缺点：
⼀、“决⼼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的”，“最严重的缺点”；
⼆、“决⼼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的⼿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直⼲涉到很⼩的战术布置，则是⽆论如何不适⽤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总是⼀套⽼办法到处⼀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
“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五次围剿中所⽤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个战役中消灭（敌）⼏个师的机会。
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想专凭在长期⽆数⼩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连或⼀营），就地把敌⼈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回消灭敌⼈⼏师的机会。”
这是⼀封尖锐泼辣⼜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胆⽽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
这是⼀封尖锐泼辣⼜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胆⽽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级领导⼈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智，林彪则由智⽣勇。林志颖几岁
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南昌起义部队到了⽾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部队正⾯进攻桌⼦坳之敌，抽出⼀个主⼒连队配合农军攻城。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阳被⼀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团。
如果⼀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年如⼀⽇，带出⼀批擅长野战的⼈民解放军主⼒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应该好好研究⼀下下⾯这九条。
“有强烈的吞掉敌⼈的企图和雄⼼”；
“闭上眼睛⾯前就有⼀幅鲜明的战场图影”；
“化冒险性为创造性”；
“要勇于穷追”、
“要跑步追，快步追，⾛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
“像铁锤⼀样，砸到那⾥，那⾥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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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以为以上九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个极其关键
的“要”：要⾯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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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团守井冈⼭，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后便⾸先歼敌⼀营，突破封锁线，不费⼀⼀弹占领⼤余。
但很快便在⼩胜中露出破绽。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部会，确定⼆⼗⼋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团、特务营和独⽴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众⼯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团进⼈警戒位置后，便分⽚包⼲，各负责⼀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个没有党组织、没有众⽃争基础的地⽅，敌⼈来的时候，是没有⼈向红军报信的。
赣敌李⽂彬旅悄悄逼近了⼤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策，只好三⼗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惊乱。后来曾任最⾼⼈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倒”。
那是⼀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和少数机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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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要坚决顶住敌⼈！”林彪带着⾝边的少数⼈冲杀回去，把敌⼈的攻势挡住了⼀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仗牺牲了三⼗⼀团营长周舫，独⽴营营长张威。⼆⼗⼋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担架抬着⾏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部队⽇夜⾏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接触，造成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团驻圳下以东，后卫⼆⼗⼋团驻圳下以西。次⽇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
敌⼈进⼈圳下时，陈毅、⽑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酒酿，晚睡晚起的则还未起床。声⼀响，醒来，敌⼈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命史上⼀个惊⼼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百万蒋介⽯军队建⽴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武装包了饺⼦。是利⽤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点让敌⼈堵在房⼦⾥。警卫员中弹牺牲，妻⼦被敌⼈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
锋，才杀出重围。陈毅披着⼤⾐疾⾛，被突然冲上来的敌⼈⼀把抓住了⼤⾐。他急中⽣智，把⼤⾐向后⼀抛，正好罩住敌⼈的脑袋，⽅才脱⾝。⽑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团、伍中豪率三⼗⼀团急速返回⽀援，才⽤⽕⼒压住敌⼈。因未能履⾏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员回忆说：“当时红军⼈⽣地不熟，常常不到向导……⼀⾛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1929年3⽉20⽇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党⽆众的地⽅，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费玉清与张菲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个胜利接着⼀个胜利，⽽是⼀个失败接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个林彪。
那毕竟不是⼀个凭借关系上升的年代。⼀切成就，都需来⾃战争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虽然没有⼈明确讲，做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红军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战将，哪⼀个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翻档案谈话搞民意测验选出来的？
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哪⼀个⼈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是战场上⽣与死、胜与败的选择。
林彪同样如此。正是这些挫折使他放弃了个⼈的⼀切兴趣与爱好钻研军事。
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录》和张乃燕的《第⼀次世界⼤战史》他都读过；
红军打下龙岩后缴获的国民党政府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林彪不但⾃⼰看，还选了⼀部分刻蜡板印发给⼤家看；最后⼲脆把⼲部集合起来，⾃任连长，带领⼤家实际操演。
江西、闽西的红⼟地和茂密的⼭岭，成为这位⽇后百万⼤军统帅实践运动战的最好场所。
伏击、奔袭、迂回、包抄、穿插、分割、围点打援、猛打猛冲猛追……没有什么⾼深理论的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哪个德⾼望重元勋的阻挠，不⽤动辄讨论重⼤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那是⼀张⽩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画出了这样的图画。⾮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他⾮凡的野战才华。
林彪的野战精髓归结为两个字：运动。他指挥的部队以运动神速、善于奔袭、飘忽不定为特点。运动是其指挥艺术的核⼼之所在。林彪忌固守，尤忌双⽅重兵相向的固守。这⼀点使他与彭德怀区别很⼤。
伏击，特别是出其不意的伏击，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是运动的结果；他的战机，⼏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他指
伏击，特别是出其不意的伏击，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是运动的结果；他的战机，⼏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他指挥的部队的⾏军速度，接敌速度，扩张战果的追击速度，在红军中⾸屈⼀指。
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学校成绩优秀，深受⼀些军事教官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
美国记者哈⾥森·索尔兹伯⾥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
但却没有任何⼈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黄埔军校从第四期起，按考⽣的成绩分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步兵科第⼀团是军官团，第⼆团是预备军官团。林彪恰恰被分在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第⼆团⾥。
蒋介⽯知道他的黄埔学⽣中出了共产党⼈李之龙、陈赓、蒋先云、王尔琢、黄公略、左权、刘畴西、许继慎、周⼠第、赵⾃选、宣侠⽗、余洒度；
小班下学期个人计划但直到1930年底开始第⼀次围剿，他亲⾃明令悬赏缉拿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学⽣。
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些并⾮恶意的玩笑。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个后来颇负盛名的⼈物，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团⾥：
第⼆连有⼀个⾯孔⽂静（毕业照⽚上甚⾄还戴了副眼镜）、爱好历史的陕西学⽣——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四师师长张灵甫；
第三连有⼀个⾯孔同样⽂静、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后来的红军王牌第⼀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种登⾼⼀呼云集者众的⼈。
卷⾯作答，沙盘作业，操场演练，他的成绩并不惊⼈。“军校之鹰”、校长“宠⼉”之类的词，⽐他更合适的⼈⽐⽐皆是。
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
但他⽇后真正的军事造诣，则⼏乎全部来⾃红⼟地上⼯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
研究观察那段历史时，这⼀点必须明确：林彪不是黄埔军校的产物，⽽是中国⼯农红军的产物；他不是军校的宠⼉，⽽是⾰命战争实践的宠⼉。
以他黄埔四期的资历、孤僻倔强的性格，若在国民党军中，恐怕⼀辈⼦升到军长都难。在红军中这⼀职务他⼆⼗四岁就达到了。⼯农武装割据给他提供了⼀个前所未有的⼴阔天地。
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实战场所，终于得以施展他在卷⾯上难以施展的野战才华。
这位黄埔四期⽣在红⼟地上与他的校长蒋介⽯、教育长何应钦、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战术教官刘峙、第四期炮科⼤队长陈诚、学员队区队长蒋⿍⽂，展开了⼀场⽣死战⽃。
胡宗南、李默庵、杜⾀明、郑洞国、陈明仁……这些黄埔⼀期学⽣，也先后在各个战场成为林彪这个黄埔四期后进的对⼿。
最终，他们都不是他的对⼿。
1948年底，被林彪打败的杜⾀明从辽沈战场跑到北京对傅作义⼤叹：关外共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皆⾮关内共军所能⽐；从理论上说，国民党⼀年之内将丧失天下。
蒋介⽯麾下这位四⾯堵漏的“救⽕队长”发出这样的感叹，确属国民党⽅⾯对林彪的由衷赞叹。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他对战争不能不说是相当刻苦、相当独到的琢磨与钻研。当他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优秀的军队统帅。
军事钻研是⼀⽅⾯，还有另⼀⽅⾯，是其当时表现出来的⾰命坚定性。离开了这⼀⾯，也不成其为林彪。
1928年，在井冈⼭⽃争⾮常困难的“⼋⽉失败”中，⼆⼗⼋团⼆营长袁崇全拉⾛队伍叛变，
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营追击。⼀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解决；
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感情，没有采⽤林彪的意见。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的过程中，被袁开打死。
当年⼗九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三岁回忆那⼀幕时，感慨万端：“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乡，⼀个是⽯门⼈，⼀个是桃源⼈。
当有⼈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塌地反⾰命。他认为，他去叫，袁⼀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讲，进村后，他⼤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们听出他的声⾳，不打。到袁崇全的房⼦时，袁拿着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就开了……”
杜修经说有⼈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团团长。此后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发⽽不可收。有⼈说王尔琢若不牺牲，最低也能评上元帅，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九⼀三”了。
可惜历史的⼀个最遗憾之处，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最终却只进⾏选择。选择从另⼀⾯看，便是淘汰。于是，过分相信私⼈感情的王尔琢，在⾰命⽣涯的早期遗憾地悄然出局。
再于是，历史把主⾓分配给了⼀开始便提出“追上去武⼒解决”的林彪。本⽂整理⾃⾦⼀南将军《⼼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