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管子》的法律思想既系统又有特，尤其是其中“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管子》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以期展现《管子》法律思想的全貌，进而挖掘其对现代社会的借鉴价值。虽然《管子》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的“法治”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法治”之理、“法制”之术古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还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管子》；法律思想；以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６．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３３－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何涛（１９６２―），男，吉林白城人，中共大安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熊猫tv兔兔《管子》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管子》一书并非管子所著，而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因此，《管子》一书与管子个人要区别开来。管子即管仲（公元前７２３年―公元前６４５年），春秋早期辅
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但《管子》一书的作者们大都生活在战国中后期，比管子晚两三百年，他们所以要托名管子，不但是因为管子声名显赫，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书的作者们，有意要追寻、总结管子的为政之道和治国方略。《管子》共有８６篇，其中１０篇有目无文，实存７６篇。其中《牧民》、《形势》、《权修》、《立政》、《明法》、《任法》、《法法》等篇集中展现了最具特的法律思想和“以法治国”的主张。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奇异的一笔，而且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本文试图对《管子》的法律思想作一梳理，以期对现代的人们能有所启示。
一、《管子》法律思想的内容
（一）“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原文的表述是这样：“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抬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以法治国”四个汉字的并排连接。与之相近的“法”与“治”的关联是在《管子・任法》（以下引文凡出自《管子》，只注篇名）篇：“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上述两段引文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古代“以法治国” 法治概念的文字表述。《任法》篇中又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这就是《管子》所强调的最高之至道、治国之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则民无保障、国无秩序，所以《管子》才把“以法治国”提到治国的战略高度加以强调，这是《管子》对我国古代法治思想的伟大贡献。
“以法治国”必要性的论述，体现了《管子》对法的地位、作用与功能等问题的认识。《管子》认为，法是君主安邦定国的重要手段，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法法》）“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法》）它把君主以法治国、工匠以规矩正方圆看成是同样的道理。“巧者能生规矩，不以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所以“倍（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法法》）在《管子》看来，以法治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法有其特殊的功效。
首先，法为人们提供了行为的规范和办事的准则。“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法》）这里所谓的“程式”、“仪表”就是规范和法则。有了法才可以使臣民行为有所遵循、办事才有章程。如果不行法治则臣民各行其是，是非善恶也失去了衡量的准则，
这样的国家必将混乱。所以它主张：“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版法》）它认为“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皆非正也”。为了达到止过而逮不及的目的，必须实行法治。“定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法法》）
其次，以法治国可以除暴安民，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君主的统治。“法治不行，则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为了达到除暴安民的目的，就必须实行法治。所谓：“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正世》）“禁淫止暴，莫如刑。”（《明法》）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法治可制约权贵，强化君权。“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臣务君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不敢相贵。”“废法而行私，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明法》）因此，只有以法治国才能使臣守法而安分，不敢以权谋私，从而树立君主的权威。
（二）尊重客观规律的立法思想
《管子》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认为君主治理天下必须合乎天道。“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版法》）因为：“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形势》）因此，君主所立法度必须合乎天道，合乎天道之法律制度谓之“道法”，所以主张“宪律制度必法道。”（《法法》）违背天道的法是行不通的。“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不立法以治国则办事就没有章程和准则；所立之法不合天道则法虽立而难于推行，所以“不法法”和“法不法”同样不能安邦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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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崎步宣布离婚《管子》认为：“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枢言》）合乎天道者必然合乎人心，在这里天人之间就统一了。所以《管子》所谓的“道法”实际上就是合乎人心、顺乎民意的法律制度。“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形势》）立法行令只有合乎民心才能顺乎天意，这种法令才能畅通。可见，它把立法行令是否合乎民心看成是推行法治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它说：“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形势》）君主推行法治，固然带有强制性，但是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只有合乎民心的法律，才能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从而树立君主的权威。《法法》篇又说，“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可见，超过人民承受能力的苛刻法令，虽用严刑重罚，强制推行，也不能使人民顺从，反而会遭到人民的激烈反抗而危及君主的统治。总之，《管子》认为：君主立法必须合乎天道，为合乎天道就要顺乎民心，就必须使其法令符合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激起人民的反抗，使统治者陷于灭顶之灾。这充分体现了《管子》的民本思想。
《管子》提出，立法行令必“因时而变”，古之圣人“其治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君主治国，旨在为民造福，所以立法的原则既不能照搬古人的陈规，也不能拘泥于现有的制度，必须从实际出发，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古今没有不变之法，“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
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正世》）古往今来的圣君贤主非只一人，他们立法行令各不相同，但都做到了政通人和，达到了天下大治的目的。他们的做法虽然不同，但其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立法行令必须随时而变，因俗而动。能否做到法令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所以它告诫人们：“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任法》）
《管子》主张法令因时而变的思想绝不是要统治者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它强调法律制度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法法》）主张法律制度必须带有相对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收到令行禁止之效。如果朝令而夕改，把法令视同儿戏，那么必然使人们无所适从，招致天下大乱、民穷财尽的后果。所以变革法律制度，一定要慎之又慎，务使法律制度的变革符合社会变化的实际，为此，在变革发令之前必须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可带有丝毫的主观随意性。即“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令可行。”（《正世》）
售楼管理（三）法律至上、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司法思想
《管子》认为实行以法治国，君主不仅要立好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执好法。为此，《管子》非常注重法的执行，并且在很多篇章中提出了一些在当代仍有意义的主张。
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那么法令形同虚设，人们就会轻视法律。为了保证“令行禁止”，《重令》篇提出：“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只有做到了这些，法律才能威严，人们才能敬畏。这就强调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法理念。《任法》篇：“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句话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上下皆守法。这一法律思想的提出，在当时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是非常伟大的，无论这一执法标准在当时能否真正落实到位，但作为一种思想和主张提出，确实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要实现这一点在２１世纪的今天也并非易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威严之所在。以身作则，令行禁止，“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这是《法法》篇的基本精神，也就是生活在２１世纪的我们常说的以身作则就能令行禁止。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把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从而富民强国。所以《法法》篇认为：“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是故上不行则民不从。被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圣明君主不仅制订法令，而且带头执行法令，既赢得了民心，又利于法令的推行。
执法过程中，特别关注和强调对执法者执法，这是《管子》法治思想中又一个很有意义的思想。我们
知道，法治体系的关键在于执法环节。因此，执法者的素质如何，执法者能否客观、公正、准确地依法执法是一个国家政权稳定发展的关键。《管子》深知此道，为此，《管子》特别强调对执法者执法，并提出了“五死”之禁（见前文）。只有对执法者严格执法，法律才有威严，执法者才忠诚于法律并依法行事，良好的社会秩序才可建立，以法治国目标才可实现。
因此，依法治国必要良法，良法还须得到严格、公正的执行，否则，依法治国则徒有虚名；良法亦无用武之地。良法是基础，司法是关键，没有严格公正的司法，再公正的法律也只能停留在纸上，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甚至是一场骗人的“文字游戏”。不仅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一点，《管子》也早就看清了这个道理，所以对法律至上、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司法要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
二、《管子》法律思想的特点
（一）以民为本
一是重视民众民心。史载：“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说苑・建本》）《管子》以民为天，可见他对民众是何等的
重视。“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强，本乱则国危”。（《霸言》）只有处理好君主与民众的关系，管理好所属的民众，才能强兵富国，进而图霸称王。否则，就会使国家濒于危亡。
《管子》举武王灭纣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失民心的不同结果。“《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法禁》）如果不通过有效地治理获得民心，赢得民众的支持，即便属下人数众多，也不能使国家安稳而免于灭亡。
二是善待民众。既然民众、民心对君主、国家如此的重要，那么，作为统治阶级，必须要善待民众，赢得民众民心。善待民众，首先要爱民众，要有爱民之心、爱民之愿。《小匡》的记载：“爱四封之内，然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认为，意欲整修政务，图霸诸侯，必须从爱民开始，只有对民众施予爱心，获得民众的支持，才有力量排斥外来的恶势力。其次要体现在具体的法令政策上。对此，《管子》提出了许多惠民策略，其中提到的六个方面德政分别是：改善民众生活，给民众输送财货，给民众提供便利，实施宽松的法令，救助民众的疾苦，贩济民众之穷困。凡此六者，涉及面极宽，关乎民生的各个方面，也关乎每一个人，如果君主能够切实做到这六个方面，那么民众的确会得到实惠，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
三是利民富民。在《管子》看来，仅仅重视民众民心、顺从人性民情、爱民惠民还是不够的，还必须
江浙沪地区结合以利民富民，“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版法解》）爱民使民亲，利民使民来，利民而不爱民，民众会趋利而来，但不会与君主亲近，即君主无法获其诚心拥戴；爱民而不利民，民众会觉得君主亲近，但不会来侍奉君主。因此，只有爱民并利民，才是圣明君主的明智选择。
富民思想在《管子》书中的论述是比较多、也比较系统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
（二）礼法并用，德刑并重
《管子》中的礼。《管子》开篇就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作，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牧民》）在这里，《管子》将礼放在了巩固、治理国家的四项重要措施之首，其重要性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守礼、行礼，就会不超越应守的规范，不会枉自求进，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最终会取得邪乱之事不会发生，
君主地位的效果。反之，如果不守礼，轻则国家不稳，重则国家灭亡。“成功之事，必顺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枢言》）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管子》在重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礼，认为礼在区别上下尊卑、治国安民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礼法并用是其法律思想的特点之一。
《管子》中的德。德与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管子》重礼，自然也会重德。在《管子》看来，德的存在是合乎天道的，而且在与刑的关系方面，应该是先德后刑。《管子》认为，德，尤其是君主之德，对于国家和民众具有重要意义。“措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认为欲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就必须把政权交给有德之人。也就是说，德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管子》将“德”作为任用、考核大臣的一条主要标准，只要具备良好的德行、高尚的情操，就会受到重用，得以被破格提拔，而不受年龄、
资历等因素的限制。在考核官吏时，《管子》提出要“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君臣下》）要在把官吏的功绩一一罗列的基础上，再加上其德性的考察；在论其勋劳时，还要看其是否符合法度。意即在考核官吏时，官吏的功绩只是表象，特别要注重的是其所表现出来的德行及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度，德行和合法才是其考核官吏的核心所在。这种透过表象考察德行的官吏考核方法的确是很有见地的。《管子》把德的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了事关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统治阶级的德与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认为“德利百姓”，才能“威振天下”。（《霸言》）
（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主张义利并重，而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的道德水平、德义水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即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牧民》）
因此，作为统治阶级，能认识到这一点，并由此出发制定相应的法令，就是圣明的君主。既然利之于民生又如此重要，那作为国君，而且是意欲图霸称王的国君，又该怎么办呢？
谭维维老公《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治国》）只有先让民众富足了，才容易治理。否则就是“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版法》）即如果民众衣食难以温饱，整天在痛苦中生活，就会怠慢法令，从而使法令无法得以执行，更不用说礼义教化的推行了。因此，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是为君者的要务之一。
在先秦时期，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主要举措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农业对于治国兴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治国》）在《管子》看来，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是君主的重大任务，关乎法令的推行、战争的胜负、民心的向背，进而关乎图霸称王大业的成败。因此，有道之君，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业。
三、《管子》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管子》“以法治国”的主张不仅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对利益的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于２０００多年后的今天为现代法治方略的制定也提供了历史的理论借鉴。虽然《管子》所主张的“法治”并非当今意义的法治之涵义，但其的以法治国主张中的某些思想或精神仍有一定的价值，体现或隐含着现代法治的一些重要原则，已经具有了超越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普遍意义。
（一）确立法律至上原则，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
《管子》以尚法、重法而著称，它反对西周把“礼治”作为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主张治理国家应当以法为依据，任法而国治，舍法而国乱。《管子》以尧舜先帝所谓法治盛世和现世弃法而治的危害，极力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明法解》）这是君主“富国强兵”的良策。这种把法当做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手段，极大地提高了法律的权威，也隐含着法律至上的思想。现代的法治虽与《管子》主张的“法治”不能同日而语，但是确立法律极大的权威却是相同的。现代法治国家，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依靠的也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人，因为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和管理手段相比，具有国家强制性、稳定性、精确性和科学性。如果仅凭领导人的才智和经验决定国家重大问题是异常危险的，稍有不慎，轻者给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重者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当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不是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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