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择，而他们的选择源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受某种客观必然性的支配，所以无论他们选择善行抑或恶行，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历史变化的关系问题。君王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的自由使他们有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可能，所以他们的行为是难以确定的，周未来之命运也是难以确定的。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人深信天命，然而他们分析政权更替的原因，最终还是归于人的行为而非天意；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人认识到把握天命的途径，却还要反反复复地强调这点，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周代君王（及诸侯王）并非没有重蹈夏桀、殷纣覆辙的可能。在《周书》中，我们看不出周人有永“定天保”的自信，也看不出以政权更替为主线的历史变化将在周代终结的思想。在周人看来，过去是变化的、现在和未来也完全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殷周之际，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思想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周人历史观念的形成。这种历史观念，不是表现为某些零散的历史思想，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已具有宏观思考的意思，其中贯穿的就是对历史的认同：不断变易的历史中有相对不变的“同”———天命，天命使历史的连续性成为可能；相对不变的“同”———天命，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行为之上，落实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从而使历史的变易成为可能。深藏于迷信外衣之中的历史之“同”的本质属性实际上是人的自由意志。以上对周人历史认同观念的讨论，是对《周书》文本文意和文字后面所蕴含意思的思考，也可以说是对周人历史思维的建构。这种建构是把周人思想置于《周书》文本和中国
古代历史思维的背景下作出的思考。我认为，中国古代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的历史认同观念所蕴含的异中见同以及从变化中把握相对不变真理的思维特点，已经滥觞于周人的历史思维之中。这种历史思维特点与古希腊人从逻辑中把握真理以及古罗马人从变易的历史中把握恒定真理且存在逻辑矛盾的思维特点（参见拙文：《李维的史学思想与罗马史学传统》，《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是有重大区别的。
①“观念”作为哲学术语，最初译自柏拉图的idea，但未能表达idea的原意。（参见［清］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等）。之后此
词被赋予多种涵义。本文所谓“观念”一词的涵义，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观念”条和“思维”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罗拉个人资料>何琳个人资料
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汪高鑫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汉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封建皇朝大一统政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以汉民族为中心、少数民族起着互动作用的民族一体性也得到了加
强。在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大一统和民族一体性背景下，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也明显有了加强，它具体表现在对于治统、思想、民族和地理的认同意识上。
———治统认同意识是指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连续性问题所持有的一种观念。汉代政治统绪认同意识，主要是通过构建古史系统，以确立帝王统系和表达正统观念而得以体现的。
［收稿日期］2010-10-02
教师学习心得体会［作者简介］汪高鑫（1961－），男，安徽休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6
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首先，通过构建古史系统以确立帝王统系。汉代所构建的古史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以司马迁和董仲舒为代表的“祖黄帝”一系和以刘歆、班固为代表的“祖伏羲”一系，二者不但开端帝王不同，帝王统系的排列也不尽相同。
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通过“十二本纪”，具体叙述了自黄帝以来至西汉武帝时期中国三千年历史，
同时也勾勒出了一个从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三王（夏、商、周）到秦、项（羽）和刘汉的治统轨迹。经学家董仲舒以“三统”说解说历史，则提出了一个由近及远、不断变动与循环的三王、五帝、九皇古史系统。“三统”说以三代定“三统”，以夏朝为黑统、商朝为白统、周朝为赤统，夏、商为故二王，周为新王；追前五代舜、尧、喾、颛顼、轩辕（由近及远）为五帝，“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上述两个古史帝王系统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史记》称神农氏为炎帝（不在五帝之中），而董氏以神农为九皇（“三统”说尊新王，九皇由五帝上绌后之尊号）罢了。同时，这两个系统都体现了“祖黄帝”的思想，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史记》开篇章，以黄帝为五帝第一帝，明确表达了“祖黄帝”的思想；董仲舒以周为新王定三统、以黄帝为五帝第一帝，绌神农为九皇，也隐含了“祖黄帝”之义。
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宣扬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由此构建了一套新的古史系统。他依据《易传》“帝出于《震》”的说法，认为《震》是东方之卦，东方于五行属木，最古的帝王“包羲氏始受木德”，由此排列了一个自伏羲以来的古史帝王统系：木德太昊伏羲氏、火德炎帝神农氏、土德黄帝轩辕氏、金德少昊金天氏、水德颛顼高阳氏———木德帝喾高辛氏、火德帝尧陶唐氏、土德帝舜有虞氏、金德伯禹夏后氏、水德成汤———木德周武王、火德汉朝。与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古史系统相比较，刘歆的古史系统王朝追溯得更远，排列的帝王更多。东汉史家班固不但在《汉书》的《律历志》和《郊祀志》等篇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学说，而且将其作为《汉书》撰述的指导思想，《汉书》“十志”和“八表”的撰述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反映。
其次，古史观念蕴含了明显的“摒秦”思想。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系统，在论及周朝以后的历史统绪时，认为孔子《春秋》当得黑统，只是孔子有德无位，只能托于王鲁而作《春秋》，以为汉朝制法。（《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天人三策》明确指出：“今汉继大乱之后，若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很显然，董仲舒是以汉为黑统、实行忠政以上继周朝赤统、文政的，于是乎，汉、周之间的秦皇朝便被排除于历史统绪之外了。不过，董仲舒的“摒秦”论并不彻底，《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在论述“有道伐无道”时，便明确认为古今之变是一个“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相克相胜过程。司马迁的历史运次观念既受邹衍以来“五德”相胜说的影响，据此他肯定秦朝是一个上继周之火德、下启汉之土德的水德皇朝，《史记·秦始皇本纪》确立了秦朝的历史统绪。另一方面，又明显受到董仲舒“三统三正”说的影响，他从“三统”说的本质———论更化救弊思想出发，认为秦不知变，汉乃得天统（《史记·高祖本纪》）；他曾参与汉武帝时《太初历》的修订，而这部历法虽然在“五德”上确立汉朝土德（承认秦朝水德），却采用了“三统”说的正朔，用夏正以上继周正，从而在历法上摒弃了秦朝的统绪。
刘歆是首开以“五德”言正统先河的思想家。在他的古史系统中，秦朝是以水德介于周之木德和汉之火德之间的，故而认为未得五行相生之序，属于闰朝。历史上同属于闰朝的还有共工氏和帝挚。当然，共工和帝挚只是刘歆为秦朝来的两个陪衬，其主要目的是要“摒秦”，将秦皇朝排除于历史王朝统系之外。刘歆的“摒秦”思想对史家班固有很大影响，《汉书·古今人表》表列了历代历史人物，其中被列
为“上上圣人”者，除去周公、孔子不是帝王外，其他均为各时代的君王，惟有“”秦始皇被列为“中下之人”，“摒秦”之义非常明显；班固还作《典引》以“五德”相生解说历史统绪，而以周为土德、汉为火德，所谓“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后汉书·班彪列传》）从五德之序上将秦朝排除于历史统绪之外。
7
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思想认同意识是指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思想传承的一种认识。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诸子就以六经为天下道术，正如《庄子·天下》所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秦统一天下后，认同法家思想，以严刑酷法治国，结果成为导致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西汉初年通过历史的抉择，采用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思想，虽然在经济上造就了“文景之治”局面，却没有解除中央集权与国防危机。汉武帝即位后，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此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背景下，汉代的思想认同便集中表现为对儒家学说思想的认同。
首先是官方设立五经博士，提倡尊孔读经，经学由此兴起。作为一种学官制度，博士之名战国后期已做梦梦到抓鱼
有之。秦朝设有博士官制度，博士官兼治经书与子书，职责是通古今、辨然否和典政教。汉承秦制，选召博士官也是不主一家的。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治经博士开始逐渐扩大。先是文帝时“始置一经博士”，即《诗》博士（《后汉书·翟酺列传》）；接着汉景帝时置“三经博士”，像治《齐诗》的辕固生、治《尚书》的张生、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皆为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初，正式开始“置五经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五经”即为《诗》、《书》、《易》、《礼》和《春秋》，它的设置，意味着儒家经学开始逐渐垄断官学。从此以后，研习儒经成为士人晋身的重要阶梯，尊孔读经因此蔚然成风，经学由此而兴起。
其次，汉代思想家自觉以儒家思想来统帅学术。董仲舒是汉代大一统理论的设计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主张的提出者。《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对策》，对他的这一思想作了具体记载：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这个“对策”，是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标志性事件，董仲舒的儒学地位也由此而得以确定。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又曾拜大儒董仲舒、孔安国为师，学习《公羊春秋》和《古
文尚书》等，受到过儒家思想的系统熏陶。也正因此，司马迁非常敬仰孔子。他撰述《史记》，将孔子列入“世家”，称赞孔子是“至圣”，并在“论赞”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孔子无限向往之情：“《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特别重视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先秦六经的思想与史料价值，公然提出“折中于夫子”（《孔子世家》）、“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的历史撰述主张。从史料运用的角度来讲，《史记》对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记载，主要是取材于六经的经和传；而关于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历史记载，则是经书与史书、诸子书并重。由于儒家六经经、传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歧义，甚至有相互牴牾的现象，为此，司马迁撰述《史记》还以“厥协六经异传”（《太史公自序》）为己任，这从一个层面也看到了司马迁对于六经的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史家班彪、班固父子曾经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并且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史公三失”论，其中首要一条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这与上述司马迁尊孔子、尊六经的说法是完全相悖的。如何看待班氏父子这一批评？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司马迁时代“独尊儒术”才刚刚开始，司马迁还有黄老道家学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的儒学思想不可能那么纯粹。其二，西汉后期儒学的发展，逐渐走向谶纬化、迷信化、神学化的道路，而班氏父子则是以神学化、绝对化儒学来陶铸历史的正统主义的代表，故而他们对于司马迁的批评，显然是从正统主义思想出发的。
—
——民族认同意识是指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多民族性的一种认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8
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先秦时期，有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生活在诸夏四邻的蛮夷戎狄少数民族。华夏族政权为了捍卫中原先进文明，往往以《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作为处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华夏族又重视“用夏变夷”，以期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秦汉时期，华夏族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为汉族，它是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者，而各少数民族有的则融入到新的民族共同体中，有的则继续以原有的民族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更有一些新的少数民族出现。汉代的民族认同，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其核心思想，一是肯定民族的多样性，也就是所谓的夷夏之别；一是强调民族的一体性，也就是所谓的夷夏一统。
汉代公羊学派具有浓厚的民族认同意识。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一方面重视宣扬“异内外”的思想，严明夷夏之别；另一方面，又明确以礼义文化来分辨夷夏，主张对夷狄仰慕、遵守礼义者则“中国之”，而对中国违背礼义者以“夷狄之”，这与先秦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观相比，则是一个重要发展。公羊宗师董仲舒，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公羊传》的夷夏观。相比较于《公羊传》，董仲舒对于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他强调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中国避天子。同时又从德化四夷、王者一统的观念出发，宣扬“王者爱及四夷”（《春秋繁露·仁义
法》的思想。作为汉代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东汉末年的何休对于自《公羊传》、董仲舒以来的公羊学传统夷夏之辨作了系统总结和重要发展。何休将“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认为在“衰乱”之世，诸夏尚未统一，夷狄“未得殊也”，所以要“内其国而外诸夏”；到了“升平”之世，开始有了夷夏之辨，故要“内诸夏而外夷狄”；进入“太平”之世时，“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国家的政治、种族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司马迁的民族认同思想最为进步。首先，司马迁提出了华夷各族同源共祖于黄帝的思想。像春秋时期被人们视为蛮夷之国的吴、越、楚、秦等国诸侯王，《史记》认为他们都是黄帝等古圣王的后代。《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太伯世家》称吴的始祖太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三代世家》认为周始祖后稷是黄帝之后），《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即使到汉朝仍被视为蛮夷如匈奴等，《史记》也肯定其与黄帝有着血脉关系，《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诚如《吴太伯世家》所言：“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这一思想，就从血缘上论证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一体性。其次，司马迁重视宣扬民族国家一统的思想。《史记》纳“四夷传”于“七十列传”之中，将蛮夷民族史作为内传、视作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民族史撰述体例体现了民族国家一统的思想；《史记》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自上古以来，四夷就常以藩臣的身份参与各个时期的政治事务，起到拱卫中央大一统政权的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从维护民族一统的思想出发，《史记》既反对四夷对中原政权的侵扰或反叛，也反对中原政权对四夷的侵夺。
———地理认同意识是指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一种认识。中国人有着比较明确的国家地理观念始于战国。《尚书·禹贡》（学者考证为战国时的作品）已经提出了“九州”和“四海”的概念，这禹迹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就是当时中国的地理区划，而四海（指九州与甸、侯、绥、要、荒五服之地）则代指天下，并认为大禹已是“声教讫于四海”之君。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说，其“天下”的范围要比《禹贡》广得多。邹衍认为中国有九州，这是小九州；被“裨海”环绕的世界一区中有九个像中国一样大的九州，这是大九州；而天下被“大瀛海”环绕，共有九个区，即九个大九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禹贡》的“九州”说具有真实性，而邹衍的“大九州”说更具有想象力，他们却都是以“九州”来指称中国的。秦汉时期，《禹贡》所叙述的“五服”之地，大多都已经被纳入到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国家版图之内。这种政治大一统局面，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也加强了人们的国家地理认同意识。
9
历史文化认同与五代至战争前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司马迁《史记》不但重视对于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而且对汉皇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作出了全面反映。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时期的国家疆域就已经是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了。到大禹时期，中国的统治版图又有了发展。《夏本纪》赞同《禹
贡》的说法，肯定大禹治水的足迹已遍及整个九州，也就是当时中国的疆域范围；而大禹治理九州取得成功，也使九州之外五服之地的四夷顺从于他的统治，使其“天子之国”的影响力“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如果说大禹“声教讫于四海”的说法只是战国时人的一种理想，那么秦统一中国则是将这种理想变成了现实。《史记》对于秦朝统一功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对于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立和巩固，《史记》给予由衷的颂扬，对此作了全面反映。《史记》热情讴歌文景盛世出现的经济繁荣局面，《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对汉武帝消除封国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由此形成“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史记》通过6篇少数民族史传的撰述，对当时汉朝的北方、南方、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各民族地区历史作出记载，虽然有一些是超越当时也超越今天的中国国境范围，却大致反映了汉朝时期我国辽阔的疆域和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班固断汉为史作《汉书》，着重对汉皇朝国家地理作了反映。首先，《汉书》在编纂体例上重视以恢宏的角度去把握西汉大一统政治格局，故而以“博恰”著称。这种博洽在“纪”、“传”中有一定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十志”的撰述上，它系统反映了西汉一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种典章制度。其次，《汉书》对汉皇朝解决王国问题以巩固中央集权政治的具体过程作了记述：“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
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诸侯王表序》）最后，《汉书》对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和汉皇朝的地域版图作了反映。《汉书》的《地理志》和三篇民族史传《匈奴传》、《西域传》与《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以及《武帝纪》、《卫青霍去病传》、《张骞李广利传》等人物纪传，对汉武帝一朝开疆拓土的具体过程和空前盛况作了详细载录，对汉武帝“恢我疆宇，外搏四荒”（《叙传下》），“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地理志上》）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从中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与国家疆域。由此可见，班固对汉皇朝国家地理是有着明确认识的。三国英7uj好人卡
历史文化认同与五代至战争前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遭遇雪崩该如何逃生向燕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历史文化认同，对于五代以降至战争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政权取代唐皇朝，到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最终克服了种种分裂因素而再次走向整个民族的重新统一。此后又经过明、清两皇朝长达500多年的不断巩固的统一，到了19世纪中叶，先秦时期形成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或理念，基本得到了落实或实行，中华民族已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理，紧紧地凝聚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
［收稿日期］2010-10-02
［作者简介］向燕南（1955－），男，湖南衡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