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画像石的最早研究是对汉画像石的收集和著录，随着汉代画像石墓的大量发掘，画像石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汉代画像石的高水平论著不断面世，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汉代人的鬼神信仰和理想追求，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诸方面提供了丰富而又重要的实物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漏。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政治经济；思想风俗；文化艺术；研究现状
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最早是从古代对图像的著录开始的，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南宋洪适在《隶续》中首开摹录汉墓画像的先例，清代乾隆以后著录之风更盛。民国时期，汉代画像石的搜集与著录在清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研究文章和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汉画像石墓的科学发掘，画像石数量不断增加，迄今为止，已发现和发掘汉画像石墓超过200座，汉画像石总数已超过10000块，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至今发表汉代画像石研究方面的发掘报告、论述、考释文章近1000篇，出版画像图录50多册，出版研究画像石的专著50多部。
姚笛整容前后主要的代表著作有：瞿中溶的《汉代武梁祠画像考》[1]，关百益的《南阳汉画像集》，孙文青的《南阳汉画像汇存》[2]，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石考释》[3]，傅惜华的《汉代画像全集》(初编)[4]、《汉代画像全集》(二编)[5]，常任侠的《汉代绘画选集》[6]，王子云的《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7]，山东省博物
王珂 王石馆等的《山东汉画像石选集》[8]，徐州博物馆的《徐州汉画像石》[9]，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的《南阳汉代画像石》[10]，阎根齐的《商丘汉画像石》[11]，山西省博物馆的《山西石雕艺术》[12]，陕西省博物馆的《陕北东汉画像石》[13]，高文的《四川汉代画像石》[14]，顾森的《中国汉画图典》[15]，韩玉祥、李陈广的《南阳汉代画像石墓》[1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山东汉画像石》(第1-3卷)、《江苏汉画像石》(第4卷)、《陕北山西汉画像石》(第5卷)、《河南汉画像石》(第6卷)、《四川汉画像石》(第7卷)、《石刻线画》(第8卷)[17]，常任侠的《汉画艺术研究》[18]，吴曾德的《汉代画像石》[19]，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20]，信立祥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21]，王建中的《汉代画像石通论》[22]，蒋英炬、杨爱国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23]，长广敏雄的《汉代画像の研究》[24]和《南阳の画像石》[25]，土居淑子的《古代中国の画像石》[26]等。
汉代画像石作为研究汉代历史和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珍重，王玉金、孙宗文[27]和黎明剑[28]等人都发表了研究汉画像石史料价值的论文。王玉金认为南阳汉画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政治方面既反映了汉代贵族阶层的奢侈生活，又反映了汉代奴婢的生活情况，还反映了汉代的等级制度；经济上有表现汉代生产的耕耘图、牵牛图、捕鱼图、狩猎图、武库图等，还有大量表现汉代田庄经济的画像，思想方面反映了汉代的儒家思想、阴阳观念、神仙思想、谶纬迷信思想等；文化艺术方面反映了汉代舞蹈、音乐、杂技的繁盛情况；科技方面表现了汉代天文学、建筑学等的发达情况[29]。
人民的名义原型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先生说: “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他认为汉代石刻画像“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当然是一种最具体、最真确的史料”[30]。应用画像石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研究汉代历史的著作主要有岳庆平、尚峥的《中国秦汉艺术史》[31]，岳庆平的《中国秦汉习俗史》[32]，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33]，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34]，夏亨廉、林正同的《汉代农业画像砖石》[35]，王克芬的《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36]，刘秉果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话》[37]，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38]，王子云的《中国雕塑艺术史》[39] 等。然而，对汉代画像石研究情况介绍的论著却为数不多，主要有深圳博物馆的《中国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文献目录》[40]，沈颂今的《汉画像石研究概述》[41]，李发林的《山东汉画像石概
述》[42]，周到的《河南汉画像石考古四十年概况》[43]，李陈广、金康的《南阳汉画像石研究述评》[44]，杨爱国的《山东汉画像石研究的历史回顾》[45]，武利华的《徐州汉画像石研究综述》[46]，吴曾德、闪修山、肖湄燕的《汉代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47]，周到、王晓的《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48]等。大多是地域性汉画像石研究情况介绍，即使是全国性的汉画像石研究情况介绍也比较简略不详。本文试图对汉代画像石的分区、分期和分类，艺术特，天文学，舞乐百戏，民风民俗，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建筑学等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综合论述。
一、汉代画像石的分区、分期和分类研究
汉代画像石的分布相当广泛，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天津、河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陕西、山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浙江等14个省市、数十个县市都出土有汉代画像石刻。王建中在《汉代画像石通论》中分为河南南阳鄂西北区，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陕北、晋西北区，四川、重庆区，河南郑州、洛阳区，各个区内的画像石分布又划若干小区[22](P38-45)。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把汉代画像石的分布划为五个区域：一是山东全境、江苏省中北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东部和河北省东南部；二是以南阳市为中心的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三是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是四川省和云南北部；五是河南省洛阳市区周围[21]。米如田则将山东和苏北分作两个区域[49]。蒋英炬、吴文祺认为山东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鲁南及其以北的鲁中地区[50]。
两汉长达400余年的历史，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墓达百座之多，为了把同一时期的汉代画像石加以排列组合，以利于对比和分析研究，必须对汉代画像石进行分期。王建中在《汉代画像石通论》中将汉代画像石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朝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等六期，并对每个时期画像石的产生和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22](P52-57)。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将地下汉代画像石墓室的画像石分为二期,“滥觞期的画像石墓及其画像”、“成熟期的墓室画像石”，对两期的墓室形制和画像石的配置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21](P190-288)。还有不少对区域汉代画像石分期进行研究的论文，周到、吕品在《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发表的《南阳汉画像石简论》一文认为，早期为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中期为东汉早期，晚期为东汉末期。萧亢达在《汉代南阳郡与
南阳汉画像石墓》一文中认为早期为西汉昭宣至新莽时期，中期为东汉建立到安帝时期，晚期为安顺以后[51]。赵成甫在《南阳汉画像石分期管见》一文中认为，汉画像石分为四型十四式[51]。王恺在《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汉画像石墓分期》一文中将画像石墓分为三期：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东汉初期至东汉中期(安帝)、东汉晚期(安帝以后至献帝初平四年)[52]。杨伯达把山东汉代画像石分为三期：西汉中后期至两汉之际为前期，两汉之际至东汉中叶为中期，东汉中叶至魏为后期[53]。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李发林在《山东汉画像石研究》一书中将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分为四类:1.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图像;2.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图像;3.表现祥瑞和神话故事的图像;4.刻画自然风景的图像[54](P25)。蒋英炬和吴文祺把汉代画像石内容分为描绘社会生产、表现社会生活、描写历史故事、表现神话传说和鬼神信仰四类[55](P4-5)。日本土居淑子将汉代画像石内容分为:(1)具有故事情节的画像;(2)关于祭祀礼仪的画像;(3)关于天象及自然现象的画像;(4)关于仙人及神怪的画像;(5)关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画像;(6)描绘怪兽等空想动物的画像;(7)各种装饰图案[26]。俞伟超、信立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汉画像石条中将汉代画像石分为八类:1.生产活动;2.墓主仕宦经历及身份;3.墓主生活;4.历史故事;5.神话故事;6.祥瑞;7.天象;8.图案花纹[56]。信立祥在《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一文中认为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可分为九类[57]。王建中在《汉代画像石通论》中将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分为人间和冥间二部分，生产、生活、故事、神话、天文、符瑞、图案七大类[22](P386)。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将汉代画像石内容分为天上世界的内容、仙人世界的内容、人间现实世界的内容、地下鬼魂世界的
内容四大类[21](P62)。
二、汉代画像石的艺术风格研究
段奕宏妻子晒恩爱范玮琪与陈建州汉代画像石吸纳了商周青铜器造型、纹饰以及战国绘画之长，用绘画和雕刻相结合的手法，创造了一种不是绘画，而似绘画，不是雕塑，而似雕塑，即拟绘画、拟浮雕的石刻艺术品，可以说在美术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各是由构图的方式、造型的手段、雕刻的技法以及彩绘的特点来体现的。
对汉代画像石的艺术风格的研究论著较多。常任侠在《汉画艺术研究》一书中认为：就汉画的技法说，它比之先秦时代确有飞跃的发展。到了汉代，绘画的方法与基础才算确立，不再局限于图案的成就。石刻画像更从汉代开始，为后世作了很好的典范[57]。刘铁华认为，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简洁质朴，深厚雄健，纯而不琐碎，有一定概括力。结构处理也很巧妙，在同一画面上可以把许多不同的内容、情节处理在一起。各地画像石刻的雕刻技法各有特，但有一共同之处是其线条呈现出一种弹力性，给人们一种动律的感觉[58]。王良启认为，汉代画像石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线刻为主的雕刻技法；巧妙合理的构图；开写实艺术之先河；浪漫幻想的王国；传形与传神的统一[59]。董旭认为汉代画像石的形式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画像中“线”的规律运用；二是汉画像的形体块石；三是永恒性的创作观念[60]。他还认为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从纵向分析是云气纹的运用，多而大胆，激
情多变，既增加了画面层次、动感与旋律，又协调构图，走一条追求写实的道路；从横向看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可分为粗犷型、古朴型、稚拙型、装饰型等类型[61]。沈颂今认为，汉画像石艺术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造型艺术的优良传统，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雕刻、绘画艺术的发展道路，是研究佛教雕刻艺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雕刻绘画艺术的唯一实物资料[41]。王建中在《汉代画像石通论》中论述汉代画像石艺术风格时说:“汉代画像石的构图主要继承了传统的以平面的散点和分层布局的法则；汉代画像石的造型，具有线描表达和摄影观察的特点；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有“拟绘画”、“拟浮雕”多种技法；汉代画像石的彩绘，则强调了轮廓与形象的修饰功能。汉代画像石构图、造型、雕刻与彩绘的统一，本质地反映了汉代、汉民族、汉文化、汉艺术家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等内在特性的外部印证，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22](P494)1989年，中国学者巫鸿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武梁祠研究———中国早期的绘画艺术观念》，对汉代画像石的绘画艺术作了全面的研究[62]。顾森[63]、谢昌一[64]、吴曾德[65]、廖国柱[66]等人也对汉代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进行了专题研究。
林钊羽对汉代画像石雕刻技术最早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关野贞[67]。滕固在1937年就把雕刻技法提到了研究汉代画像石的首位，认为这是汉代画像石的决定因素，他把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分为“拟绘画的”(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和“拟浮雕的”(南阳石刻画像)两大类[68]。《南阳汉代画像石》一书认为，南阳画像石的雕刻技术主要有平面阴线刻、剔地凹面阴线刻、剔地浅浮雕、浅浮雕兼阴线刻四种[10]。李发林《略谈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及其分期》一文，把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分为阴线刻、平面浅
浮雕、弧面浅浮雕、凹入平面雕、凹入雕、高浮雕、透雕、阳线雕等八种[69]。阎文儒[70]、蒋英炬、吴文祺，杨伯达[71]都把山东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分为六类。蒋英炬、吴文祺将汉画像石刻分为线刻、凹面线刻、凸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等六种[72]。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把汉代画像石雕刻技法分为二大类。一是线刻类：阴线刻、凹面线刻、凸面线刻，表现重点是物象轮廓；二是浮雕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表现的重点是物象的质感[21](P27-39)。信立祥还认为汉代画像石的构图方式主要有二种：一是等距离散点透视构图法，二是焦点透视构图法[21](P39-59)。
由于各地区的民俗、生活、传统观念和情感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各地区的汉代画像石也各具独特的艺术风格。闪修山、王儒林等，王良启，曹东坡，王今栋[73]，李宏[74]，一平[75]等人对南阳汉代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探讨。闪修山、王儒林认为南阳汉画像石画面单纯饱满,
主题突出，每幅画面只有一个内容，与山东等地的构图绵密相比，为我国后来独幅绘画构图形式开辟了道路[76]。王良启认为，南阳汉代画像石蕴藏着原始活力的、浪漫与幻想的内容很多。在透视处理上为了表现空间采用了人们的“视觉感知”和“心理印象”为基础的“散点透视”，也就是许多视点的组合和象征性的手法，符合人们的审美需要[77]。曹东坡认为南阳汉代画像石刻具有深沉雄大、粗犷劲挺、古朴稚拙、单纯厚重、简洁明豁等独特的艺术风格，显现出它今天特有的艺术魅力和无法替代的现代价值[78]。谢昌一[79]，何正璜[80]，高文、范小平[81]分别对山东、陕北和四川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
进行了研究。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对山东、江苏、陕西和山西、河南、四川的汉代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代表了当今各地画像石研究的水平[17]。宋广伟对南阳和山东的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比较研究
[82]。
三、汉代画像石的思想观念研究汉代画像石反映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
赵成甫在《汉画中儒道佛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儒道佛思想是汉画表现的主要题材和基本内容，儒家思想表现在汉画的讲经图、忠孝和祥瑞图，道家思想表现在汉画的升仙和辟鬼图，佛教内容表现在大象的图像[83]。乔宝同、苏磊在《汉画像石中太阳的形象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一文中认为，汉画像不仅表现太阳形象的形式多种多样，也体现了当时所盛行的阴阳五行、谶纬迷信思想和升天、成仙、长生不老等社会意识[83]。赵建中认为，那虚无缥渺、漫无际涯的幻想中的龙凤、飞廉、虎车、鹿车等都是墓主人生前迷信思想的反映[84]。赵超认为汉代画像石在汉墓中的布局是有规律的，就是表现生活与经史故事的内容在前、中、后室及耳室，描写神话、天象和祥瑞的内容在墓室顶部和墓门，这反映了汉代人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汉人企图在墓室中重视天地宇宙与社会人生模式的体现[85]。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汉代的鬼神世界》，第一次对汉代画像石中的鬼神信仰内容作了系统的考察[86]。李宏认为，从汉代丧葬中画像砖石的内容来看，多着重祈福禳灾，着重于死之归宿(升仙)和
生之安宁(打鬼)，依照孙作云先生之观点，汉代画像石的宗教内容可一言一蔽之就是打鬼升仙。对疫鬼的祛祓和对天界神祗的向往，几乎囊括了当时民间信仰的全部。《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认为该墓四组画像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伟大功绩”，安富尊荣的生活，死后丧祭之仪的隆重，并希望墓主人长眠墓室，有山神、海灵的护持，千年永固[87]。孙作云在《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谦论汉人的迷信思想》一文中认为，沂南汉画像石中羽人、傩戏、乐舞百戏等图像都和汉人主要迷信思想有关，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及与此相关的打鬼辟邪思想[88]。而曾昭橘认为，在汉代上层社会里的主导思想是阴阳五行家学说[89]。陈江风认为，汉画所表现的世界，反映了墓主所追求的死后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
汉代人把死人当活人对待，以为活人需要的，死人也需要。这种思维方法正是“集中表象”的反映。但汉画像对死亡者阴间生活的假设与表现囿于人类认识与思维规律的局限，其理想图景的创造只能以现实生活为蓝本。围绕亡灵这一主题，构成了汉画像“神鬼世界”的三个子系统：灵魂升天及天界诸神形象系统、死者躯体身后生活形象系统、冥界鬼魅形象系统。夸张、象征等重要表现手段的应用，均与汉画创作者的思维观念、思维形式有些许联系[90]。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对汉画像石中升仙内容图像的由来、产生、发展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91]。朱国火召在《汉代画像中所见牛、鹿、羊车及其反映的社会意识》一文中认为，汉画像石中的鹿车、牛车、羊车图像与当时人们崇信神仙方术有关[92]。孙重恩《浅论升仙汉画》[92]，顾森《汉画中的“西王母”的图像研究》[83]，李陈广的《南阳汉画像的
河伯图试析》[93]，李晓松《汉代人与神话画像》[94]，吴曾德、周到的《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神话与天文》[95]等文章都研究了汉画像石中的神话内容，认为龙、西王母、虎车、鹿车、河伯等神仙画像都反映了汉代的升天成仙的道家思想。李卫星《略谈儒家思想对山东汉画像石的影响》[94]、孙怡村《从南阳汉画看汉代崇尚名节之风》[94]、杨爱国的《汉代的忠孝观念及其对汉画艺术的影响》[96]等文章论述了汉画像石反映的儒家思想。罗松晨、王春玲在《从汉画看汉代的
吉祥文化》中认为汉代画像石中以神灵祈求兆示吉祥、以动物寓意吉祥、以植物象征吉祥、以文字直接表达吉祥、以图符暗示吉祥、以田园生活反映吉祥[94]。王玉金认为，南阳汉画像石从神仙思想、祥瑞思想和辟邪思想三个方面表现了汉代的谶纬迷信思想；他还认为汉画像石中大量熊的形象反映了汉代的辟邪和吉祥思想[97]。陈江风认为汉画像石的“羲和捧日、常羲捧月”画像应更名为“伏羲捧日，女娲捧月”，它不仅含有“天下大明”的吉祥意义，更重要的是表现汉人的阴阳意识[98]。胡新立的《鲁南地区汉画像中的佛教图像考》[94]，俞伟超的《东汉佛教图像考》、曾宪波的《浅析汉画中的佛教图像》[99]等文章认为，汉画像石中有大量的佛教图像，佛教已影响到了汉代的葬制葬俗。刘绍明、王春玲的《从汉画看两汉时期的生殖信仰》[83]、张德水的《远古图腾的遗绪———汉画像所反映的图腾生育信仰》[94]等文章认为汉画像石受到两汉民间生殖信仰的深刻影响，反映了民间生殖信仰的内容。
四、汉代画像石的民风民俗研究
汉代画像石反映了汉代的礼俗、节俗、饮食、丧葬、辟邪祈福、祈雨、祭祀、婚姻等习俗。岳庆平在《中国秦汉习俗史》一书中用大量的汉代画像石的资料，论述了汉代的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丧葬等民风民俗[32]。王清建、王玉金在《河南南阳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一文中对南阳汉画像石中反映的民俗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南阳汉画反映了汉代拥慧和拜谒等礼俗，门户上画神茶、郁垒以辟邪的节日风俗，宴宾陈伎的饮宴习俗，墓室画像布局原则、送葬墓祀的葬制葬俗，大傩、门上饰铺首衔环、画虎、熊等的辟邪祈福习俗，风雨、雷神、河伯等祈雨风俗[100]。杨爱国[101]，牛天伟、李真玉[102]，魏仁华[103]等人论述了汉代画像石中的饮食风俗。牛天伟、李真玉认为，汉代画像石中反映汉代饮酒风俗的画像主要有酿酒、酤酒、饮酒等，出现在画像石中常用的酒具有壶、樽、勺、耳杯等，酒令有投壶、六博、猜拳等种，酒的用途主要有自娱、待客、祭祖祀神、逐疫驱鬼等数种。魏仁华、韩玉祥认为，汉代画像石刻中画有形象生动的庖厨图，反映了汉代丰富多彩的饮食生活。从食品构成上看，主食仍是五谷杂粮，肉食有牛、猪、羊、狗、鸡、鸭、鹅、鱼鳖，瓜果疏菜俱全，在原料加工、饮食模式、烹饪技艺等方面已形成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山东诸城出土了目前见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幅关于汉代人庖厨活动的画像石，有宰牲、炊爨、酿造等。厨房中人数最多的、最忙碌的，就是烧烤羊肉串[104]。黄宛峰的《儒家丧葬观与汉代葬俗之关系》一文认为画像石墓与厚葬并无直接关系[94]。曾宪波在《从汉画试析汉代的丧葬礼俗》一文中认为，汉代画像石中的丧葬出行汉画像、殡车出行画像、墓地坟丘图、墓祠上冢图、伏羲女娲和日月合璧画像、墓门神画像、二龙交尾画像反映了汉代的葬制葬俗[94]。康兰英的《汉画像石中的田猎风俗》[10
5]和艾延丁、李陈广《试论南阳汉代画像中的田猎活动》[92]对汉画像石中的游猎习俗进行了研究。信立祥在《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发表的《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一文对画像石的车骑出行图进行了研究。李建、金桂莲在《从汉画看汉代祈雨风俗》一文中认为，汉代画像石的女魃、雨师、龙、虹、河泊、雷神等画像都反映了汉代的祈雨风俗。周汛、王强[106]等人论述了汉代画像石中汉代人的冠、衣裳、袍服等服饰和头饰习俗，不同等级的人服饰是不一样的。牛天伟在《试论汉画中的北斗星画像》一文中认为，北斗星画像反映了汉代崇拜和祭祀北斗神的社会风俗[94]。程健君在《南阳汉画中的“伏羲女娲”考》一文认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被普遍刻画在南阳汉墓中，既表现了汉代人意识中对自己以蛇为“图腾”的祖先崇拜与敬仰，也反映了汉代人崇敬人类始祖，希望后世人丁兴旺和百代昌荣的祈子风俗。同时伏羲女娲图像也渗进了汉人儒家正统的非兄姝婚观念，由此产生了婚配有“神人”作媒等婚姻习俗[107]。陈长山在《高祺画像小考》一文中也论述了汉代画像石中的婚俗[108]。吕品《河南汉画所见图腾遗俗考》认为，河南汉代画像石不少神话故事可追溯到远古的图腾，图腾崇拜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演化为祖先神、吉祥神、保护神或宗教仪式及风俗习惯保留下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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