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明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来思想文化，无疑就是佛教。它自东汉初（一说西汉末）传入中国起，在佛教中国化的漫长的文化融合和发展中，中国书法始终与之相契相合。佛法与书法，或者说，书法与佛法，相互影响，相互圆通，相得益彰，一直延续至今。了解中国书法与佛教文化的内在联系，对于当今促进佛法和书法的共同发展，为繁荣中国文化服务，具有现实意义。
一、历代众多高僧大德擅长书法，对中国书法艺术有重要贡献
自汉魏六朝隋唐以来，随着佛法的布施，寺庙中的高僧大德，善书者代不乏人。据权威统计，自魏晋六朝至近代，有文献可征证的僧侣书法家有450多人。大多数是一代宗师，法门龙象，在青磬红鱼、晨钟暮鼓之暇，研习书法，修持精进。最有代表性的高僧有：
释支遁，东晋高僧。家世奉佛，25岁出家。史书称支遁“养马放鹤，优游山水。善草隶，文翰冠世”。他还是“书圣”王羲之和名士谢安的朋友，永和九年三月三，王羲之宦游山阴兰亭修禊
事，并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兰亭序》活动中，应邀参加的就有释支遁。可知当时他在佛教和书法方面的影响力。
陶玉玲个人资料简介>刘亦释智永，南朝陈、隋间高僧。王羲之的第七世孙。史传其习书30多年不下楼，笔写秃后，笔头集中掩埋，号“退笔冢”，喻其苦练。书法远绍祖风，诸体兼备。最大贡献，一是将祖传的书法“永字八法”之旨趣，加以阐发，传授后人，悉知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二是书写800本《千字文》分赠浙东各寺院，使《千字文》成为后人学习书法之津樑。
释怀仁，唐初高僧，唐太宗时居长安弘福寺。最大贡献在于他集萃王羲之行书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序文为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史书称“……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咸萃其中”。集字“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说明怀仁对王羲之行书的理解和把握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后世对怀仁推崇备至，被誉为集字始祖。所集《圣教序》在书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被历代奉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最佳范本之一。
释怀素，唐代高僧。他是佛门继智永之后最杰出的书法大家。“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贫无纸可书，种芭蕉万株，以蕉叶挥写。“怀素书蕉图”成为苦练书法的一个文化符号。他的书法热情奔放，豪迈恣肆，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有自由空灵、脱俗超尘的
户籍所在地禅学意境。自唐宋元明到现代，学草书者大多取法于怀素，包括雄才大略的伟人。论赞怀素书法者不下数十百家，李白、戴叔伦、任华、钱起等，都对怀素高超的书艺以诗赞许。怀素的《自叙帖》为千古名帖，呈现出“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妙谛。
释弘一，近代高僧，世称弘一法师。自幼爱好书法、金石，晚年屏除一切，努力将佛教的平和、慈悲、圆融等精神，融于书法，独出胸臆，自成一格。书如其人，瘦劲蕴藉，谦恭温良，清心寡欲，从容淡泊，开一代佛门禅意书法之风气。
无论从以上列举最有影响的数位高僧书法家还是综观历代僧侣善书者，书法风貌丰富多样。从书法师承看，有的学王羲之、王献之（“二王”），有的学智永，有的学张旭、怀素，有的学虞世南、欧阳询，有的学禇遂良、颜真卿，有的学苏轼、黄庭坚，有的学米芾、蔡襄，有的学赵孟頫、董其昌，等等。从书法个性看，有的端严精细，写经数十部，不差毫末；有的运笔飞速，一挥而就；有的善作榜书，在殿壁上作径尺径丈特大字，气势如虹；有的不为法执，突破陈规，首创九分禅书。在佛法的清规戒律中，体现出对书法的高韵深情和佛家的坚质和气。
幼儿园毕业家长感言二、历代众多书法大家兼修佛法，沐手书写佛经、碑铭，佛法藉书法广为弘扬
古代书法家多为历朝重臣或文人士大夫，有的在朝廷伺皇帝左右，成为得力的辅臣。如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批具有文韬武略的能臣中，就有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三位，都是唐太宗非常倚重的幕僚，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他们在人生的宦海沉浮中，为求得心性的宁静，许多人修持佛法，既成为佛教信者，也是儒士。由于佛教积极兼容儒教，同时又保持了极高的理论水平，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互为契合，使广大信众觉得佛陀与孔子的教导相近相似，易于接受。许多书法家不但礼佛信佛，而且还书写佛经、碑铭，积累功德，从而在客观上弘扬了佛法。
“书圣”王羲之兼修佛法，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人。王羲之早年亦从政，从秘书郎起，历任临川太守、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故有“王右军”、“王会稽”之称）。他是位廉洁有守、颇有民望的好官员，主张务实，反对清谈。但在朝政许多问题上，与主政者不合，于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在父母墓前发誓辞去官职，不再出仕，过优游自在的平民生活。他向往自由，在会稽与众多名流特别是高僧释支遁过从甚密。释支遁在佛学方面是般若“即宗”的代表，注《安般》、《四禅》诸经，著《道行旨归》，讲《维摩经》与《道行般若》，在玄学方面造诣也精深。甚得王羲之推崇，成莫逆之交。因为魏晋之际，佛学与玄学相互影响渗透合流。真空为体、妙有为用，随法身则万象俱寂，随智用
则万象齐生，正是佛家大自在的高境界，也暗合庄子《逍遥游》的道家理想，所以王羲之神会心领。应该说，王羲之的思想是以佛家思想为基调的儒释道合一的思想。他的思想和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代书法家。在他之后，许多书法家都崇尚佛法。唐代的虞世南，他的书法承释智永传授，妙得其体，在其师处得闻佛法。虞世南活到81岁高龄，逝世后数年，唐太宗有一夜梦见虞世南，如同在世时的模样，遂下制曰“于其家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躯” （天尊像即佛像）。说明虞世南生前信佛，而且是一个精通梵理的佛教信徒。如果不信佛，唐太宗不会有如此之举。所传虞世南的“八字入静法”（收视、反听、绝虑、凝神），恰与后来玄奘法师所传《瑜伽》的九种心住相配。宋代的黄庭坚和苏轼、苏辙兄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还是著名的禅客。史传黄庭坚参谒圆通秀禅师后，便绝艳词，著《发愿文》，痛戒酒，每日只朝粥午饭而已，说明佛法对他的吸引力，禅宗对他的思想影响。苏轼与佛教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历史上还留下他的禅宗公案。元代的赵孟頫学佛甚勤，在书写佛经中，比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自称“弟子赵孟頫奉为本师中峰和尚书”，并留下许多与本师中峰和尚的信札。明代的董其昌，精通禅理，崇尚明心见性，书法作品追求“空、舍、放”的萧散古淡。晚年书法之作，以简淡为胜，展玩品味，一派禅机，令人矜躁顿忘。
古代佛经传播，主要载体首推书法。书法家的学佛礼佛和广泛参与写经，则为佛法弘扬提供最上乘的助力。可以说，在中国书法的宝库中，众多的名牌名帖都与佛教相关。从以下方面得以明证：
一是历代著名书法家的参与。东晋王羲之书一代高僧鸠摩罗什所译《佛遗教经》，又名《佛垂涅槃略说教诫经》。该经是佛祖释迦牟尼一生弘法言教内容的总结，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力。王羲之所书此经为小楷，点画凝炼，结体平正，折射出一片虔诚之心。在《佛遗教经》后有“永和十二年（注：即王羲之辞官后的第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书”款。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代著名书法家所书之佛经，弥足珍贵。特别出自书圣之手，更为殊胜。唐代钟绍京书《转轮王经》、《维摩诘经》等。唐代张旭书《心经》。唐代柳公权书《金刚般若经》、《清净经》、《心经》。唐代颜真卿书《千佛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唐代禇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唐代李邕书《岳麓寺碑》。唐代欧阳询书《化度寺碑》、《心径》。唐代孙过庭书《佛遗教经》。唐代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宋代苏轼书《心经》、《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楞伽经》等十余种，并为镇江金山寺书写全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宋代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华严疏卷》。宋代张即之书《华严经》、《佛遗教经》、《金刚经》。元代赵孟
頫书《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心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等。元代鲜于枢书《檀波罗蜜》等。明代的文征明书《心经》等。清代邓石如书《心经》。清代林则徐书《阿弥陀经》、《金刚经》、《心经》、《大悲咒》、《往生咒》等。清代吴芝瑛书《金刚经》、《楞严经》。近代弘一法师书《华严经》、《心经》。近代于右任书《心经》。近代马公愚书《心经》。
二是历代民间的写经、刻经（包括石经、石窟、石柱、摩崖、经幢等）。许多是不知名的书法高手，其书法水平也不低。写经和抄经，是各种佛事中最为普遍的。特别是敦煌写本佛经，谓之“经生书”，所书少束缚，自成一体，反映出一种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摩崖刻石中，尤以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最为震撼。还有大量的造像题记。造像上的铭文题记，与书法艺术的关系至深，影响巨大，数量浩大。
三是众多寺院的寺名、宝殿题字、楹柱联语书法的普及。既装饰着庄严佛土，宣传佛教文化，又弘扬了中国书法艺术。总之，佛法和书法的传播是双向的、并进的过程。佛事活动，保存了大量的书法珍宝；书法因保存了大量的佛经内容，又促进了弘法。
甄子丹的肌肉三、书法理论多以禅定契入，书法借佛法得以深化提升
佛教自唐中期特别是六祖慧能之后，禅宗思想占主导，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效法。到了宋代，文人书法家的书法观、创作观无不受其深刻影响。禅的精神----自性自见、我心即佛，对集权政体下渴望精神自由的知识阶层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晚唐以来，文人几乎不参禅。“禅”渗透在书法家的心灵中，并以书法为载体得到了回响。书法家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佛教的禅引入书法范畴，在宁静诗意的书法妙境中修禅，在禅的宁静境界中感悟书法之道，从而生化成为“墨禅”。一是以禅学论书法。如：黄山谷认为 “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盖字中无笔，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苏轼认为 “必墨以忘乎纸，纸忘乎笔，笔忘乎手，手忘乎身，身忘乎心，而于字始臻乎神化巧妙之境地。”此为以禅喻写字的最生动描述。刘熙载认为 “东坡诗如华严法界，文如万斛泉源，惟书亦颇得此意。”钱泳认为 “坡公书昔人比之巨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康有为认为 “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二是喻书法为心学。佛教强调修心，以心印心，以心传心。禅宗传心即传“涅槃妙心”。元代中峰明本禅师云：“禅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禅之体也。”以心为禅之体，故禅宗号“佛心宗”，禅学名“心学”。特别是明、清两代书法理论家，如项穆、刘熙载、周星莲、康有为等人都援引禅学入书学，并且称书法为“心学”。
什么是可再生能源事实也是如此。书法创作主要通过心和手完成，心是统帅，手是仆役，心指挥、手听从。创作的最佳状态是得心应手，心无挂碍，手无不灵，心达于性，手契于妙。由传形提高到传神（传心），由事相提高到境界。三是书法有法至无法。中国书法讲求“法中之法”、“法外之法”、“法无定法”、“无法之法”，并视“无法之法”为最高境界。这与佛教禅宗强调不为法执、不为法缚、不执、破执遣滞相通。佛教《楞伽》“以无门为法门”，故禅宗亦曰“无门宗”。它深刻地影响着书法内涵的提升。张怀瓘云：“……万法无定，殊途同归。得其法而不著，至于无法，可谓得法矣。”即书法始由法入，终由法出。都穆云：“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故禅境、禅风、禅味、禅意，与书法笔墨、创作胸臆，无不对应。也应证黄庭坚所云：“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而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书法能以一种无牵无挂的自由挥洒，一种发自本性的自然吐露，正如苏东坡诗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则进入书法创作的“自由王国”和“佛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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