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0-08-17
作者简介：罗文平（1998-），女，湖北随州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摘要：孙频作品中呈现的生命图景及生死态度与佛教生命观相暗合。其对因性别、欲望、人性的恶及社会的压迫共同造成生命苦难的叙述，带有浓郁的罪感文化。为消解生命的痛，孙频尝试借助爱、肉体受难、发泄性欲、皈依宗教进行自我救赎。继四种救赎方式失效后，孙频转而崇尚人性力量主导下的“活着宗教”，并主张回归生命的本质。
关键词：宗教；孙频；生命；言说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699（2021）01-0081-05
DOI ：10.3969/j.issn.1671-3699.2021.01.015张辛苑减肥
胡书庆在《当代作家的宗教性书写》中总结，当代文学的宗教性书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外延层面再现与宗教有关的社会历史生活；另一种是在内涵层面表达某种宗教情怀及某种宗教诉求
意识”[1]
。放眼望去，中国有宗教信仰的当代作家并
不多，但有宗教情怀的第二类作家比比皆是。譬如，孙频在创作时热衷引用宗教话语或宗教意象，她也从不掩饰自己对佛教及基督教的热情，并坦言道：“我曾经考虑到我的人物总是不到出路，有段时间是比较沉迷宗教彩，想让他们在宗教中得到
升华和超度。”[2]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孙频作品中宗
教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旨在从宗教的角度探寻作者所表达的生命观及宗教书写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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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生皆苦与死亡之痛的超脱
在现代思潮占主流的20世纪，文学着重关注人和艺术本体，即便如此，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未消失断灭。进入21世纪，工业文明的发展加速了个体的自我膨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面临解体危机，为了寻心灵的栖息地，以阿来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以西藏题材为表现内容，深刻探寻佛教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佛教文化因此成
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精神维度。孙频对佛教精神文化的借鉴往往表现为一种浓烈的抒情性和潜在的暗合性，尤其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多了沉重的苦痛，对死亡本质的思量多了几分超脱。
孙频对佛教元素的直接应用一方面体现在意象选择上，另一方面直接体现在遣词造句上。孙频小说中的时代虽为现代社会，但鲜少有灯红酒绿的环境描写，与之相反，她的前期作品中大量出现竹林、枯树、青烟这类清冷衰败的意象，这与佛教中的隐逸文化相契合。同时，莲花、菩萨金身、大悲咒、善财童子、庙宇等属于佛教文化特有的意象也被孙频频繁引用，因而部分作品呈现出一种质朴淡薄、恬静冲远的佛家精神的美学风格，反映出孙频对佛教文化的热爱。此外，肉体、女、慈悲、怜悯等典型的佛教术语在孙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无相》《柳僧》《杀生三种》《菩提阱》等作品更是直接引用佛教术语来命名，呈现出佛教意味浓厚的人生观和死亡观。
“众生皆苦”和“诸行无常”的佛教生命理念在孙频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疼》《裂》《盐》更是小人物在面对无常命运而拼死挣扎的集中写照。省城教师刘晋芳本可以安稳过一生，但迫于流言蜚语，多次寻死；集金钱、名誉于一身的老教授因贪念青
——论孙频小说的生命言说
罗文平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
春的身体而引发心脏病；美丽又富有才情的李林燕老师多次被男人抛弃，沦为众人的笑柄。上述这些体面的人尚且活得艰难，作品中的、盲人、穷学生、残疾人等底层众更是苦不堪言，其境遇一定程度上与佛家提出的人生八苦是高度契合的。
生命的痛苦是注定的，死亡的痛苦是可消解的。佛教在轮回说的基础上，笃信“生者必灭”，主张人们从容面对生离死别、兴衰荣辱。孙频的作品中也多流露出对不可揣测的死亡或意料之中的死亡的豁达与从容。孙频笔下有两类人能直面生死：一类是水暖村人。他们笃信在世上能活到六十岁就赚了，要是过了六十岁更是白赚，因此人们将死视为常态，年过六十的老人对棺材的渴望与小孩想要糖果无异，这类人物在心理上能积极对待有限的生命，早已看淡生死。另一类人则是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生命，因为缺乏求生意志而无所谓死亡。譬如，老教授心脏病发作时放弃了自救；借性爱弥补爱情的女人被李天星看透后跳湖自杀；背负人命的田叶军再度杀人，却在事后主动通知警察。无论基于积极或消极的心态，孙频小说中的主人公在面对死亡时大多没有痛哭流涕，而是从身体和心理角度全面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
对死亡痛苦的超脱态度在孙频作品和佛教教义中是如出一辙的，但二者源自不同的心理机制。佛教宣扬的死亡象征着轮回的开始，从心理上彻底消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而孙频笔下的诸多人物是在爱
和尊严的加持下忘却了死亡的痛苦，扭曲地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乩身》中的盲人乞丐常勇答应爷爷会“活到能活下去的那一天”，但事实上她常年以垃圾为食，那终究只是生存而非生活，最终她为了解决拆迁纷争而引火自焚，死亡来临之际，她的脑海里闪过爱人说过的一句话，“多么好，我们都不是饿死的，也不是被人打死的”[3]。常勇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冲出了地狱，以有尊严的方式从容赴死，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脱。此外，孙频作品中也不乏为爱从容赴死的人物：李林燕遭受丈夫的背叛，即仅仅因为“她也相信蔡成钢真的爱过她”，选择在临死前顺带除掉威胁丈夫的董萍；冯一灯在警察到来前收获了真正的爱情，甘愿引火自焚，以保心爱之人——头目的安全。这些因爱而自取灭亡的人物多半带有偏执、沾染着他人鲜血的爱，于法律道德而言，是不可取的。然而，孙频却借温有亮之口传达了另一种审视角度，“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它不是罪恶，因为这种谋杀完全取决于她对伊阿宋的爱。以杀人来说，在某种主体的语境中可能是罪恶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是善的必须”[4]。虽然这类人因为爱牺牲了自己乃至伤害他人，但这种死亡不是对生命痛苦的逃避，而是一种有违伦理的自我奉献，既伟大又自私，死亡也在畸形的爱中得以升华，极具超脱之感。
孙频是慈悲的，她虽然承认人生是痛苦的，仍尝试构造了去恶念、行好事的水暖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信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因此“水暖村人人都觉得自己是闪闪发光的佛陀，不唯有今生，还必定会有修来的璀璨来世，即使死掉，那也是上得了天堂的”[3]57。虽然这里的物质极度匮乏，但是人们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是内心少有欲望和痛苦。由此可见，水暖村不仅是理想中超脱生命之苦的圣地，而且也是孙频为消解生命之苦构建出的理想艺术世界。
二、性别原罪与自我救赎的抗争
改革开放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消极主义思潮涌入社会，社会公德、伦理道德和人文理念走向滑坡。为了抑制这种过度的世俗化，以史铁生、海子、北村、贾平凹为代表的当代作家有意识地重拾基督教的神性意义，呼唤人性中的神性。新时期，谈论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时，北村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丛新强在他的著作《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将北村教徒式的基督教文化书写总结为“苦难与罪孽，信仰与救赎，罪感文化，爱感文化”[5]，不可否认，北村这一书写模式影响了当代作家，使当代小说的罪感意识与救赎书写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性别原罪和救赎意识也是
80后作家孙频重点表现的对象，她借助基督教文化，紧扣生命问题，深刻叙述了性别原罪带来的先天痛苦，并在人物心灵的痛苦和挣扎中深刻剖析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
孙频对基督教文化元素的直接借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物塑造上适当添加了基督教徒行为；二是时常从修辞角度将人物比作基督教中的一
第1期
农村合作医疗网上缴费怎么交类形象。譬如，李林燕在将自己的情史向学生和盘托出时，她“看着这个她假象中的神父”，“觉得自己走进了教堂”，但又觉得“她是一个被自己亲手抓起来的囚徒，被自己亲手钉在了十字架上”[3]206。孙
频热衷在描写向别人倾诉或认错的场合时，将笔下的人物比喻为基督教徒，这种刻意为之的手法体现了孙频对基督教罪感文化的情感认同。
“原罪说”在孙频作品中彰明较著，尤其是与两性欲望紧密结合的性别原罪。《圣经》中的人类始祖夏娃因受了蛇的诱惑和丈夫一起吞食禁果，为此她被逐出天堂，并被罚忍受生殖之苦，从此女性自出生起就要面临性别带来的不公。热切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孙频深知性别带来的不公，她在作品中塑造了无数个为摆脱性别身份而陷入偏执、自怜自虐的矛盾女性形象。《乩身》中，被迫女扮男装的盲人常勇靠爷爷才得以存活，她在周围人的试探和好奇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她身上不能佩戴任何的女性特征，因为任何一点女性特征都可能把她置于死地”，“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她的女儿身阉割掉，把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男人存活在世界上”，“女性成了她的一种疾病，一种耻辱，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幻影”。因为如果被别人发现她的女儿身，“除了被，她还可能被抢劫、被偷盗，甚至被杀掉灭口”[3]4-5。为了逃避性别原罪带来的困扰，孙频笔下的诸多主人公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对性别的阉割，但女性生理上的天然欲望是无法被阉割的，常勇越是扮男人越是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最终沉溺于通过性爱获得女性身份。显而易见，孙频将女性种种痛苦的根源指向性别原罪。固然，生理上对情欲的需求和遇人不淑的命运捉弄使女性自身在这场灾难中难辞其咎，但自私、无耻、背信弃义的男性应当负主要责任，如果没有人常勇，她可能仍会安全地活着。同时，他人的冷漠、恶毒、排斥加重了受难女性精神上的孤独、困苦和焦虑，如李林燕在“作家的摇篮”的嘲讽中逐渐丧失了人生的
希望，自愿长期在痛苦中堕落。在这场性别矛盾的狂欢中，女性受难的根源是复杂的，既来自女性的性别身份，又源于自身的欲望，但更多的是源于人性的恶和时代环境的压迫。值得肯定的是，孙频没有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女性因性别带来的不公直接归于男性，相反，她尝试创造了救赎女性的男性形象，如杨德清临死时肯定了常勇的女性身份，李林燕在蔡成钢身上曾收获过求而不得的婚姻和爱情。
大部分作家在叙述性别原罪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女性，值得注意的是亚当偷吃禁果后，上帝罚他终日辛苦才能获得食物，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因此，男性同样是生下了就有罪的。孙频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性别给男性带来的苦难。《乩身》中的杨德清因被人揭穿对猪肉泄欲成了被阉割的男人，面对常勇的求爱哀求，他深知“那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做爱了，那是一种对阉人的补偿，只有他的身体进入到她的身体里，他们各自的残缺才能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他们两个合在一起，才能变成一个人”[3]31。作为一个男人，他渴望完成常勇多年以来想成为女人的心愿，然而，男性的尊严令他不敢坦白，有心无力的他只能泪流满面。性别给男性带来的除了理所当然要养家糊口的艰辛，更多的是身为父亲与生俱来的责任。在《因父之名》中，田小会被老师，因为父亲不在家没有拯救她于水火，自此她视父亲为仇敌，却没有怨恨同样没有拯救她的母亲。然而，田叶军也并非故意不回家，而是避免因犯罪连累家人，十年后归家为了不让家人担惊受怕，他并没有解释这一段经历，而他的不解释更令女儿越来越极端，终于他又因为女儿的怨恨选择了一条于自己是死于女儿是生的犯罪之路。由此可见，男性这一性别赋予男性的要求和能力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男性的痛苦，再加上男性沉默寡言的性格特质，部分男性的痛苦更是不言而喻。
性别直接奠定了生命的痛苦基调，欲望、人性的恶及社会的压迫更是加剧痛苦的催生剂，但人终究不是麻木的，也容易在痛苦的攻击下选择错误的反抗手段，在弄巧成拙中加剧生命的痛。于是，极端的压力令人们不得不自主寻求救赎。孙频的多篇故事情节是围绕着“罪与罚”“绝望与救赎”展开，但她没有像曹禺那样构造清晰的“犯罪—惩罚—受罚—救赎”模式，甚至隐去了犯罪情节，集中展现人物犯罪后的绝望心理和救赎过程，细腻地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自我审判。孙频作品中的人物呈现了四种救赎自己的方式：第一类就是王发财这种用爱救赎的方式，他因为不公的待遇杀死了包工头，十年后意外被捕并放弃上诉，临走前他说“这些年
搬迁房屋赔偿标准罗文平：从神性救赎到绝望反抗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
里我把爱当成了信仰，我一直拼命地去爱这人世间的一切，是因为我幻想着哪天我把罪孽赎清了我就真正的自由了，我就没有罪过了，就不用再坐牢再偿命了”[6]。但在孙频的作品中，爱的救赎持是不完全有效的，王发财即使爱世界，还是被抓了。第二类是通过肉体的伤痛来消减心中的罪恶感，如平日里为人追债，沾染了不少人命的苏小军，他想要获得爱却始终对自己的过往耿耿于怀，直到有一天他被打断了一条腿时，他感觉“那疼痛越是剧烈，那快乐便越是清晰”，“他从没有这样感到过快乐”，他请求“多一点，惩罚再多一点吧”[6]179，惩罚过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接受了爱人。第三类是自愿接受人
身攻击以期获得精神上的放松，如王姝因为自己曾经的身份，要求男友在做爱时连续不断地辱骂她，只有这样，她才能心安理得地获得性爱的快感。孙频对这种救赎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王姝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精神解脱，但她的男友渐渐丧失性功能，她再次暗地里成为了。第四类是宗教救赎，温有亮为了减轻冯一灯的痛苦，让她“读哲学，读宗教”，并说“这是人唯一可以救赎自己的方式，永远不要指望向世俗索取什么力量。用一种痛苦的姿态来达到幻觉，才能激发出神性的体验。人是需要这种神性的体验的”[4]48。显然，孙频借用温有亮之口给读者传达宗教救赎的理念，从中可以看出，孙频也有意识地呼唤基督教的神性意义，以期来消解人们的精神困境。
孙频小说中的负罪人物几乎都是主动寻求救赎的，但自我救赎并不代表将罪恶一笔勾销。孙频认同有罪当罚，无论是用爱消解罪恶感，还是用肉体的痛麻痹罪恶感，她笔下人物的救赎设想几乎都走向了破灭，似乎只有基督教的神性救赎尚有一线希望。然而，作者后期在跌跌撞撞的摸索之中又对神性救赎进行了自我否定。
三、神性失效与生命信仰的回归
对于一个热衷于揭发个体生存困境和人性阴暗面的作家来说，创作一定是和着作家的血和泪的。基于作家立场的人性关怀，孙频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悲悯的宗教意识是较合情合理的。孙频甚至还尝试借助宗教引导人们走出苦难，
但她最终发现宗教救赎只能让人感到短暂的精神平衡和安慰，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而为人的痛苦。例如，在部分佛教文化浓郁的小说中，孙频的情节设置折射出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反讽意味。《无相》中老教授被问到是否孤独时，他说“宇宙间最本质、最圆满的生命其实是无相可言的，眼中看不到相，才是真正的光明”[3]153，字里行间都折射出了老教授对生命本质的透彻认知，但事实上，老教授深知女学生受资助的愧疚心理，更利用了无相理念引导女学生自愿奉献。“无相说”本是佛教劝人放下欲望执念、以求超脱的自我救赎方式，但实际上却成了追求青春肉体的有力洗脑话语。孙频对佛教神圣话语的有意颠覆，愈加从故事层面彰显了人生的复杂与痛苦，同时也印证了佛教救赎的失败。如果说前者是因为对宗教不够虔诚而导致救赎失败，孙频小说中也有彻底的基督教教徒，如《万兽之夜》中小秦的妈妈。小秦的妈妈加入了基督教，她害怕讨债的人上门来，为了安抚自己，于是时时刻刻带着《圣经》册子，一遍一遍地背诵上面的话，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请求上帝的宽恕，最后她还是在这种担惊受怕的精神折磨中死去了。她死的时候，那本被翻破了且每页都细细贴上了玻璃胶的《圣经》从她的手中滑到了地上，宣告了基督教拯救精神失灵。
众生皆苦，唯有自渡。在继佛教、基督教精神救赎破产后，孙频又提出了与余华生命哲学相似的“活着宗教”，即“宇宙里其实没有宗教，唯一的宗教是活着”[4]48。《盐》的后记表明孙频这一精神转向颇有鲁迅生命哲学的意味，她清醒地意识到“生而为人，我们没有选择，就算从出生的那一刻就看明白了一生的真相，我们又能做什么？是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仍然是如何认真的、艰难地、顽强地把我们这
一生过好过完”[3]366，孙频及她笔下的部分人物在对绝望本身的清醒意识中获得了反抗绝望的力量。因此，在孙频看来，死亡不是对生命痛苦的极致反叛，生命的本质首先就是活着，在此基础之上，有尊严、被尊重、有爱、被爱就是生命的终极目标。虽然这一类人物在孙频的作品中少有，但这一转向反映出孙频认同人的救赎可以不完全依赖他人或神性，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冲破荆棘，顽强活着就是对痛苦最有力的反抗，这充分体现了孙频对人
第1期
性力量的肯定及崇高敬意。
无论是生、老、病、死、爱、憎、别离带来的忧伤，还是性别带来的先天压力，抑或是人性和社会的恶造成的伤害，都为生命打下了苦的烙印。孙频作品中对死亡痛苦的超脱是希望人能够摆脱生理上的痛苦，而死亡痛苦的有意淡化是作者对那些别无选择的人物的临终关怀，作品中的救赎观旨在劝慰人们自主消减心灵的痛苦。总之，孙频宗教意味浓厚的生命言说带有几分神圣性，但作者也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痛苦或许是永不磨灭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归到生命的本质，用顽强的生命力与痛苦对抗，在逆境中实现生而为人的尊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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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vine Salvation to Desperate Resistance
——On the Life Statement in Sun Pin’s Novels
LUO Wenping
考试顺利的祝福语8个字（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t：Sun Pin has incorporated a large number of religious elements into hi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ry,language,rhetoric,and character behavior.The life picture of“all living beings are suffering”and the attitude of calmly going to death presented in his works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lif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that is proclaimed by Buddhism.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guilt culture, Sun Pin pointed directly to the suffering of life caus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gender,desire,humanity’s evil and social oppression through the writing of gender original sin.At the same time,she patiently recounted the four self-salvation methods of love,physical crucifixion,venting libido,and converting to religion,which outlined the inner struggle and self-judgment.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four methods of redemption,Sun Pin turned to advocating“living religion”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uman power and advocated the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life.
Key words：religion,Sun Pin,life,narration
责任编辑：卢斐斐
罗文平：从神性救赎到绝望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