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卷第2期2005年12月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ZHE JIANGUNIVERSITY OF T ECHNOLOGY(SOCIAL SCIENCE)
   V ol.4N o.2Dec 2005文章编号:1006243032(2005)022121205
明前期文学奴性化语境下的于谦及其诗歌
钱国莲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摘要:明前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以及肆无忌惮的迫害和摧残,造成了文人与文学的主体精神和独立品格的沦丧,导致了文学的奴性化。于谦虽然经历了台阁体几乎垄断整个文坛、文学趋于奴性化的主要时期,但是却能抵御这一流行语境的浸染,以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使得文学担负起了描摹社会生活、歌咏人生、抒写真情实感之传统使命。虽然于谦诗歌并未带来明代文学的全面振兴,但是它对当时的文学奴性化趋势所带来的反拨意义和矫枉价值如同一缕春光给明前期枯寂的文学荒野带来了复苏的希望。
关键词:明前期文学;奴性化语境;于谦;诗歌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从明代开国(1368)至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事变属于明代前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与文化的高压环境中,作家的主体意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文学丧失了其歌咏人生的功能,而沦落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趋于奴性化。而置身于这一语境的于谦(1398-1457),却秉承传统文人的理想品格,以诗人的社会良知和卓越的才情创作出了超然独立于奴性化语境之外的诗歌作品,对文学奴性化趋势起到了一定的反拨作用,这是研究于谦诗歌的意义之一。就另一视角而言,于谦以身报国,名垂青史,后人关注较多的是他保家卫国的历史功勋和惨遭杀害的千古冤屈。换言之,于谦作为民族英雄的耀日光辉,多少遮蔽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在明前期诗坛上别标一格的地位和扭转风气的意义。因此研究于谦诗歌又一意义,则在于挖掘于谦作为民族英雄之外的诗人的价值。
  一、明前期文学的奴性化
朱明王朝建立伊始,为巩固独裁专制的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空前的奴化政策。朱元璋清
醒地认识到思想文化专制之于加强皇权的重要作用,强调“治本于心”,认为“本于心者”,“其用无穷”。
①为强化思想统治,将程朱理学尊奉为官方学说,“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②明朝规定各级学校
诸生“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③明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以八
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且《四书》要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这种固定程式、规定字数、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而绝不许考生发表个人见解的八股文,④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严格控制在程朱理学的范畴之内,由此禁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强化了对知识分子思想与精神的奴化。与此同时,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了空前的高压政策,洪武、永乐两朝对知识分子的制裁与迫害可谓令人发指。车险注意事项
收稿日期:2005-03-10
作者简介:钱国莲(1964-),女,浙江淳安人,副教授,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晒灯①《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版。
②陈鼎《东林列传高攀龙传》,康熙刊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版。
③张廷玉《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中华书局年版。
④张廷玉《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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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颁布一条法令:“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
之过。”①这一做法彻底剥夺了知识分子选择“隐”或“仕”的自主权。对于拒绝和朝廷合作或者藐视皇权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就用严刑峻法予以制裁,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
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②高启因为不愿意和朱元璋合作而被腰斩于南京,此外,张羽、杨基、王彝、徐贲
等文士因为政治原因纷纷凋零,朱元璋通过对高启等名士的摧残向天下知识分子发出了警告:只有投靠政权、顺从朝廷才是知识分子全身远祸的唯一出路。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并于建文三年(1401)攻下南京,时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因为拒绝给朱棣写登基诏书,而被“株连十族”,即九族而外,再加上朋友门
生一族,共有873人株连被杀,“谪戍绝缴死者不可胜计”,造成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株连十族”案。③朱元
璋和朱棣对于文人肆无忌惮的摧残和迫害使得他们噤若寒蝉,文人们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理性和情感,俯首听命于朱明王朝,文人的主体意识荡然无存。
朱元璋还通过摧毁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据《廿二史札记》记载,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澧州学正孟清等因所撰贺表有
“作则”语被诛(“则”嫌于“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其《正旦贺表》有“睿性生知”语被诛(“生”嫌于
控油爽肤水“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因其《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语被诛(“帝扉”嫌于“帝非”
);亳州训导林云因其《谢东宫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语被诛(“式”嫌于“弑”);尉氏县教谕许元因其《万寿贺表》有“体
乾法坤,藻饰太平”被诛(“藻饰”嫌于“早失”);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因其《贺立太孙表》有“天下有道”语被
诛(“道”嫌于“盗”)。④这种妄加诛杀的荒诞行径给知识分子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与窒息作用。
总之,洪武、永乐两朝令人窒息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对知识分子的空前高压政策以及残酷的迫害与杀戮,摧毁了文人的主体意识,塑造了文人的奴性品格。明前期文人一方面出于全身远祸,另一方面因受程朱理学的熏陶,思想趋于麻木僵化,他们的作品既远离社会现实,又没有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唯以宣扬程朱理学、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为职志,文学由此丧失了其描摹社会生活、歌咏人生、抒写真情实感之本职。文人以及文学的主体精神和独立品格的沦丧必然导致了明前期文学的奴性化,并由此
伴生了明前期文学的衰微与文坛的黯淡。
明前期文学奴性化的典型标志有二:其一是洪武年间以宋濂、刘基、王 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在宋濂等人的文学观念里,文学只能作为程朱理学的附庸物而存在,而基于这样的创作理论,他们的作品必然充斥着理学话头,寡于情致,质木无文,丧失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其二是在永乐初年到正统十四年(1449)在文坛占垄断地位的台阁体。台阁体作家继承了明初诗人宋濂等提出的“文以明道”的主张,创作上以宣扬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能事,艺术上缺乏创造激情和个性,一味追求雅正平和以及所谓的雍容风度,致使作品流于枯燥乏味、萎弱不振。因其核心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系台阁重臣,推举台阁体,终使台阁体成为一种典范,广泛地影响着全国的文坛。
  二、明前期文学奴性化语境中的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举进士,曾任监察御史,河南、山西巡抚,举凡所任,无不兴利除弊,政绩斐然。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入寇,宦官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却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灭,英宗被俘。于谦于国势岌岌可危之际升任兵部尚书,力阻南迁,部署军队,与兵临北京城之瓦剌军激战五昼夜,击退敌人,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使无数天下百姓免遭涂炭。天顺元年(1457),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位,于谦以“意欲”谋逆之罪被害。
①《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苏州人才第十三”,转引自汤纲、南炳文《明史》第1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张廷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二》,中华书局年版。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中华书局年版。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中国书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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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历事永乐(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五朝,经历了台阁体几乎垄断整个文坛、文学的主体性和审美价值沦丧的主要时期。但是置身于文学奴性化语境的于谦却能抗拒这种流行文风的浸染,别标一格,创作出与台阁体作家风格迥异的作品。考察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于谦中进士后没有被选为庶吉士而入翰林院,客观上使他得以摆脱台阁体诗风的浸染
于谦中进士后,并未步入时人普遍向往的仕进之路———即被选为庶吉士,进翰林院进修,再到纂修官、掌院官,最后升至内阁大臣。按明制,每科进士的优秀者选拔进翰林院读书或进修,即为庶吉士,由内阁大臣或翰林院长官负责教习,约三年卒业。优者留翰林院任职,次者出为各部寺科道官。选拔庶吉士以文学才能的优劣为依据。正统以前,庶吉士多在文华殿、文渊阁或东阁进修,由内阁大臣亲自教
习。①故而内阁大臣和翰林院庶吉士及由庶吉士升迁的翰林院史官和掌院官往往有师生之谊,其文风也往往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庶吉士的升迁去留基本取决于内阁大臣,所以庶吉士及翰林院官员大多对内阁大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包括模仿他们的创作风尚。而于谦会试得魁,主考官杨士奇、侍读周述
颇为器重,皆以国士相待,但在殿试对策中,因以语伤时,仅列三甲第九十二名。②抑或于谦的锋芒毕露
与台阁体的四平八稳相去甚远,自然不会被选为庶吉士而入翰林院,这是于谦诗歌能避免流于台阁体诗风的客观原因。
袁珊珊整容(二)出使湖广、巡按江西、巡抚晋豫的为官生涯使于谦亲见亲历了百姓的苦难,这是于谦诗歌迥然不同于台阁体诗文的主要原因
台阁体的创作体———台阁大臣及翰林院官员和庶吉士深居殿阁,远离生活,其诗文自然内容贫乏。而于谦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即出使湖广。宣德元年(1426)授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是年八月汉王朱高煦谋反,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宣德二年(1427)又为江西巡按,他所看到的是豺狼当道、饿殍盈歧的残酷现实。巡抚河南、山西期间,他看到的是农村的凋敝,感受的是农民的痛苦。尤其是英宗正统以来,王振擅权,开矿、增税不断,国势日蹙,当政者对百姓的剥削可谓敲骨吸髓,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于谦亲见亲历了百姓的苦难,自然不会去创作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诗文,从而使其作品与业已沦为政治奴隶的台阁体诗文的雍雍穆穆迥然不同。
(三)独立的人格、刚直的品性、为民请命的情怀,是于谦独立于文学奴性化语境之外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台阁体的创作主要是庶吉士及翰林院官员,他们的升降去留几乎完全取决于台阁大臣,他们只要四平八稳就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明代“凡史官在禁近者,皆媛媛姝姝,俯躬低声,涵养相体,
谓之女儿官。”③这种怯懦卑贱的人格势必影响诗文创作的风格,他们在诗文中深藏锋芒,唯恐流露自己
的真实心态而得罪台阁重臣。而于谦有独立的人格,为人刚正不阿,为官任事敢言,不断为民请命,从不
为升迁之事阿附权贵,正统六年(1411)就因忤逆权贵被害下狱。④做人如此,作诗更是敢于针砭时弊,
责权贵,披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因而得以超然于文学的奴性化语境之外。
  三、于谦诗歌对明前期文学奴性化潮流的反拨意义
如前所述,于谦虽然经历了台阁体几乎垄断整个文坛、文学的主体性和审美价值沦丧的主要时期,但是却能秉承文人的传统品格,谨守诗歌的传统使命,创造出超然于奴性化语境之外的诗歌作品。具体而言,于谦诗歌对于明前期文学奴性化语境的超越与反拨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一)与台阁体作品丧失了文学歌咏人生的传统使命不同,于谦诗歌真实地体现其非凡的抱负和伟大的人格
于谦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父于彦昭排斥佛老,为人耿直又乐善好施,对于谦影响很大。于家①张廷玉《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年版。
②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二十三集《于公祠墓录》卷五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光绪庚子刊本。如何办理签证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孙承宗》,中华书局6年版。
④《明英宗实录》卷七十七,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3年版;《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中华书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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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谦祖父于文大起就收藏文天祥画像,于谦从小对文天祥非常敬慕。①因此,于谦青少年时期就有一种积极的入世思想,《忆老婢》回忆其少年生活:“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勤事纸
笔。”②为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笃学不倦。早年的《石灰吟》就已经表达了“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志向,后来的《咏煤炭》抒写要像煤炭一样将光和热奉献给天下的愿望,“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森林”。
于谦追求行事立功,但不慕荣华富贵;他看重名节,追求操守。《北风吹》以北风中的柏树自拟,“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表明自己无论处在怎样的逆境下都将不屈不挠的坚贞气节。于谦诗歌中这类议论名节的诗句绝非一般文人墨客的自吹自擂,也绝非为自己装潢门面,而是其伟大人格的真实显现,于谦一生的作为可为佐证。他为官清廉,从不搜刮民脂民膏来交结权要。每次进京议事,于谦总是空囊入朝,有人建议不送金银,送点土特产也行,于谦嗤之以鼻,并作《入京》诗明志:“手
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其刚正不阿、坚持操守的品格可见一斑。很多官吏往往借过生日纳财进宝,这也是封建社会不法官吏牟取利益的惯用伎俩,但于谦从未这么做过。于谦巡抚晋豫整十八载,期间每逢生辰,从不接待贺客,总是在巡视民间或处理公务中度过,至多赋诗为记,有《初度》诗为证:“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土木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功在千秋,但志操弥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几辞少保之封;力辞二俸;朝廷召他唯一的儿子于冕赴京任职,于谦固辞;身居显位,但自奉俭约;居所简陋,景帝赐第西华门,于谦力辞,未能获允,但仍居旧宅;英宗复辟,于谦遇害,家遭籍没,于谦家无余资,独正室上一锁,室内唯有存景帝所赐之蟒衣、剑器,别无他物,家贫如此,就连置于谦于死地的明英宗朱祁镇也为之唏嘘,遑论天下仁人志士。
(二)和台阁体文学作品远离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以歌功颂德、为职志迥然有别,于谦诗歌表达了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对百姓的悲悯,敢于向世人披露处于朱明王朝统治之下的下层民众的困苦和各级官吏的腐败
宣德二年(1427),于谦巡按江西,作《二月三日出使》诗称“豺狼当道须锄殄,饿殍盈歧在抚巡”。宣德五年(1430),于谦承担了巡抚晋豫的重任,其现存诗作大多作于这一时期,许多诗歌直接描写了农民的贫困。《收麦》说:“大麦收割早,二麦收割迟。带青摘穗不候熟,老稚借此聊充饥。去年夏旱秋又水,谷麦无收民收馁,今年夏麦十二三,纵有收成无积累。了却官租余几何?女嫁男婚债务多。”水
旱频仍,作物歉收,庄稼摘青,债务累累,因此于谦告诫官吏不要“剥民肥己”,而应该“受养苍生”,不然国法难容。以苍生为念的赤子情怀始终渗透在于谦诗歌中,在巡抚晋豫任上,于谦最关注的是百姓祸福、庄稼丰歉,最欣慰的是物阜民康、苍生有望。《喜雨行》:“夏田得雨苗青青,秋田得雨谷易耕。夏田秋田俱得雨,农民不用愁收成”,用近似民谣的朴素语言抒发了对丰收有望的真诚喜悦。他也和农民一样在意节候,因为“谷日晴明好,丰年信可期”。但并非年年天遂人愿,每遭旱灾,于谦总是心急如焚,“闻鸡推枕起,曙渐分明。树映旌旗影,凤传鼓角声。云霓常在望,天地岂无情。坐待甘霖降,黎各遂生。”(
《望雨无寐晓起偶题》)为了感动上苍,普降甘霖,于谦虔诚地为百姓祈雨,为了祈雨他“晓行数里未见明”,所见是“斜月带星横河汉”,所闻是“清风传漏报残更”,所想的是“中心但愿灵 格,远道何须父老迎。好挽银潢
作甘雨,溥沾率土润苍生。”(《晋祠祈雨晓行》)为了祈雨,于谦只用蔬食,“苜蓿盘中意味长,经旬不近酒
杯香。”(《祈雨蔬食》
)其匡国安民的良苦用心灼然可见。(三)与台阁体作家作品竭力掩藏个人思想、力求四平八稳不同,于谦诗歌体现了丰富、细腻、真实的情感
巡抚晋豫的十八年中,他一直未带家眷,将年迈的父母留在故乡杭州,孑然供职,这使得于谦在匡世①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中华书局年版。
②本文所引于谦诗歌依据版本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部类册《忠肃集》,台湾商务印书馆;钱塘丁氏重刊河南大梁书院本《于肃愍公集》,现存《武林往哲遗著后编》第十九、二十册。下文所引于谦诗歌出处同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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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的同时又深深眷恋着家乡和亲人。正统十一年(1446)至正统十三年(1448)的短短三年间,于谦的夫人、父亲、母亲相继去世,这给于谦的心灵带来了重创。此外,于谦锋芒毕露、刚正不阿,以致在布满陷阱的官场中屡遭猜忌。到了晚年,于谦虽然渐渐脱离了权力中心,不再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一再上疏辞官又始终得不到允准。因此于谦常常在诗歌中宣泄对功名的淡漠、对仕途的厌倦、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家人的眷恋和内疚,《远别离》抒写亲人离别的痛苦无奈,“借问此行向何处,底事欲留留不住。父子恩情情更深,可怜不得恒相聚。远别离,无限愁,山行骑马水乘舟,行人一去早回头。”
《杨花曲》写他因见漂泊不定的杨花顿生感慨:“一生漂泊无定踪,一似杨花趋暖风。今朝马足西边去,明日车轮又向东。可怜不识归来路,一去江山千万重。杨花本是无情物,懊恼人生在客中。”
(四)台阁体作品大多为应制、唱和之作,情感表达上力求雅正平和,这种艺术创造激情与个性的被遏制乃至完全消退导致了作品的雕饰造作、僵直板滞、了无生趣,而于谦诗歌在创作上表现出了在台阁体作品中业已丧失殆尽的文学意趣
于谦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从不刻意为诗,而只是把诗当作政事军务之余遣兴抒怀的工具,因此不刻意追求精致的技巧和华丽的辞藻,使其诗有率直天然、清新秀丽的特点。他在《玉岑诗集序》中
说:“诗岂易言哉?发于心,形于歌咏,尽乎人情物变,非深于理而适于趣,则未易工也。”①他注意到了诗
歌的本质,从而能在创作中自觉追求诗歌内容和情感的真实性,而较少注重诗歌的创作技巧,因而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清新朴素的天然本,《本朝分省人物考》称于谦“诗词清丽,脍炙人口”,②正是基于于谦诗歌的这一创作特而作出的评价。于谦的古体诗大多涉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对整个社会现状与民众生活情状的摹写上,力求简练准确,不着力渲染、铺排。其近体诗以写景记行、抒情言志为多,他对自然景物有较敏锐的观察和感受力,善于选择大自然的美丽之处并融进自己因时因地而异的真实感受,
写得情景交融,意趣清盈。如“新月似银钩,弯弯挂客愁。相思万里外,薄暮倚层楼”(《见新月有感》
),遥想妻子伫立层楼,见一钩新月而引起无限思念,简练含蓄,意味深长。《山行》一诗中“云从树梢起,水绕竹根流。酒旗摇村舍,钟声出寺楼”等句以浑然天成的语言描摹如画的景、恬适的心境,臻于艺术胜境。于谦诗歌在抒情上往往直写胸襟、率直自然、不事雕饰。如《悼内》诗不借助词句的铺排和渲染,而在低回往复中抒发对亡妻的愧疚和悼念,凄婉悲切,催人落泪。《忆 英》先写自己常常梦见女儿依绕膝下,再写她“婉娩性情端可爱,娇痴态度亦堪怜。诵诗未许知音节,索果惟应破俸钱”,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女儿的宠爱和思念,更显一代民族英雄于谦柔情的一面。
如果说明代前期文学是漫长的寒冬里枯寂的荒野,那么于谦诗歌就如同一缕春光给文学的复苏带来了希望,虽然在明代使文学摆脱理学统绪、恢复文学的独立价值、振兴文学的传统精神之重任有俟弘治(1488-1505)之后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等文学复古流派来完成,但是于谦诗歌使得文学又承担起了描摹现实、歌咏人生的传统使命,它给明前期文学奴性化潮流带来的反拨意义、对文坛时尚的台阁体文风所起的矫枉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Yu Qi an and his poems in ensla ved literatur e context
in early Mi ng Dyna sty
QI AN G uo -lian
(C ollege of Hum anity ,Zhejiang Univers it 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 :I n early Ming Dynasty the field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w as ruled des potically ,and t he intel -
(下转第174页)
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部类册于谦《忠肃集》卷十二,台湾商务印书馆。
②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二《于谦》,天启二年刊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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