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52016
吴秀
摘要：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途径。成功模因的长寿性、多产性和复制的忠实性特征启示我们：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就要依靠翻译；翻译得越忠实，译作的生命力越强；要考虑译作的接受环境，只有译作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走出去”。
关键词：模因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5-0073-04
作者简介：吴秀（1979-），女，硕士，铜陵学院（安徽铜陵244000）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22
一、模因论简介
“模因”是根据“meme”一词翻译而来的。它的译文经过了“觅母”“拟子”“谜米”“敏因”“文化基因”“密母”“幂姆”“模因”等一系列的演变，最后因其与“gene”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故比照“gene”的汉译“基因”，何自然等学者将“meme”的译名定为“模因”。“模因”即模仿基因，此译名译出了“meme”的精髓和要义，因此得到了普遍认可。
英语中的“meme”一词又是来自何处呢？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道金斯在其1976年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了“meme”一词，并告诉我们“meme”是希腊语词根“mimeme”的缩写。道金斯认为模因既可以是文化传播单位，也可以是模仿单位。他还认为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点就是“稳定者生存”，只有那些稳定的基因才能不断成功地得到复制。道金斯进一步提出了成功模因的3个主要特征：长寿性、多产性和复制的忠实性。牛津英语大辞典将模因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可见，模因与基因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基因通过遗传而繁衍，模因则通过模仿而传播。也就是说，基因具有遗传性，模因具有模仿性。海利根探讨了模因复制的4个阶段：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并指出“容易被模仿的行为可能构成成功的基因，而难以模仿的行为则较难成为成功的模因”［1］136。模因的特性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二、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现状及存在问题
汶川地震伤亡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而中国文学的译介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象征，中国政府在中国文学的译介方面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2004年，中国外文局成立了“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10年年初，“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同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这一系列的举措表明，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逐渐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转向了“走出去”，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但是，尽管中国政府在中国文学译介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但现状仍不容乐观。
（一）中外文学译介处于“贸易逆差”
张艺兴 假唱风波约翰·厄普代克在2005年5月9日的《纽约客》中指出：“据《时代周刊》报道，（中国大陆的）书店里……有一半的翻译作品是美国书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却好像只是葛浩文教授一人的孤独事业。”［3］据统计，2009年，美国共翻译出版了348本文学新书，真正译自中文的文学作品只有7本［4］65。
有学者对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边缘化进行了分析。王侃认为美国制度性的语言过滤，基于冷战思维逻辑的选择性翻译，以“先进”自命的文学评价标准，导致了中美文学翻译的“逆差”［5］。但事实是中国文学不仅在美国遭遇冷落，在整个世界文学版图中都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
（二）翻译水平是制约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因素
除了译入国的种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外，翻译仍是制约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好的译文虽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日语翻译家林少华先生所言：
“好的翻译可以成全原著，不好的翻译可以谋杀原著。”［6］如法文版的鲁迅著作由于翻译水平欠佳，导致鲁迅的经典著作被“平庸化”，难以吸引目的语读者。欧美国家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片面追求商业利益，为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原作大肆删改，使原作变得支离破碎，大大降低了文学价值。另外，因为懂汉语的国外译者偏少，不少译作都是由其他语种转译的，对原作的忠实度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作的翻译质量。
（三）在中国文学译介方面存在的误区
魔兽争霸真三国无双有学者认为，“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优美地道的英文”是中国文学去边缘化的重要途径，但刘亚猛和朱纯深认为这并非“走出去”的充分条件。谢天振先生也指出，我国从有关部门到学术界乃至翻译界，把中国文学“走出去”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从1981开始出版的“熊猫丛书”到2001年停止发行，这期间也组织了大量的人力译介了190余种中国文学作品，但大多数译品只是在海外的图书馆束之高阁，并未进入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由此可见，中国文学要融入新的语境，首先要翻译成“可激活文本”；其次是在目的语语境中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被成功“唤醒”。在讨论中国文学外译问题时，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翻译上，殊不知，翻译得再多再好，若译作不能在译入语国家广为流通，
只能成为“博物馆的文物”而无人问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因此，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接受与传播等问题。翻译文本能够进入异域阅读层面，赢得异域行家的承认和异域读者的反响才有译介效果［7］。鲍晓英认为“译介效果是检验翻译活动的重要尺度”［8］，并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方面考察了影响译介效果的因素。对于译介主体，目前大家普遍认为海外汉学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支有生力量，要寻求中国学者和外国汉学家合作，但目前够格的从事翻译的欧美汉学家还不到20人，这是一大制约因素。另外，中国译作在海外的流通渠道不畅通也是阻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在西方比较受欢迎，与其译者和出版社不无关系。
三、模因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
林文龙和郭可盈（一）好的文学作品要通过翻译不断得到传播
成功的模因必须不断得到复制。葛浩文认为“翻译不是背叛，而是救赎”，翻译的“拯救”主要体现在“增益原作”“拓展读者”“获得国际声望”“复活旧作”与“超越时空”“融合国际文学元素与视野”以及“传播人类精神”等层面［9］。中国从来不缺乏优秀的文学作品，要想在历史长河里永存，就要扩大读者，不仅要在中国流通，还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文学“出海”，翻译之“船”至关重要［10］。文学作品经过翻译，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一种新的语境中传播，就好比给了原作第二次生命。如寒山诗在英语世界
的传播，原本寒山诗在中国的名气远远不及杜甫、李白的诗，但由于寒山诗的成功译介，因此掀起了国内寒山诗的研究热。又如莫言的作品，在国内出版之初，也没有引起多大关注，但汉学大师葛浩文“慧眼识英才”，不断将莫言的作品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因此成就了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又掀起了世界性的莫言热，使莫言的作品在更多国家和语种中得到译介和传播。可以这么讲，若没有翻译，不管是寒山诗还是莫言小说，或许都会默默无闻地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被世人所遗忘。翻译使这些优秀的作品在更大的范围得到传播，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模因的复制一样，有时会处于一种“休眠”状态，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又再度“复活”。那些看似被忽视或被遗忘的文学作品再度被发掘和译介，正是通过翻译而再度“复活”，进而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开花结果，有人用“墙内开花墙外香”来描述这一现象。
（二）翻译越忠实于原作其生命力就越旺盛
模因复制越忠实，原版越能得到保留。就翻译实践来讲，忠实是译者应遵循的首要标准。葛浩文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忠实地再造”他对作者意思的理解［8］。模因论复制的忠实性告诉我们，模因复制越忠实，原版越能得到保留。相应地，文学作品翻译越忠实于原文，生命力就越旺盛。如林纾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由于当时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林纾的译作大多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作。后来由于译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国内读者英文水平的普遍提高，当年林译的外国作品不断得到了重译和复译，比之前林译的作品更加忠实于原作，从而逐渐取代了林译。
拉巴沙指出：“一部作品无法用另一种语言全部复制，只能模仿。”［8］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就是一种模仿，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原作风格的模仿。许渊冲提出的译诗3标准“音美、形美、意美”，实际上就是从声音、形式和意境3个方面再现原诗之美，再现的过程就是模仿的过程。李清照的《声声慢》中有这样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林语堂先生将其翻译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模仿了原诗的形式和节奏，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正因为如此，其在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
（三）文学作品翻译要充分考虑译入语语境
模因的成功传递与人的认知取向与偏好密切相
关。市场虽不是首要因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6］。译者切忌“只埋头拉车不看路”，即只注重译文本身翻译的优劣，而不顾译文的接受语境和译文的接受对象——
—目的语读者。葛浩文主张“读者中心”，即译者应为目的语读者而译，并认为“译者该为谁而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宏观层面的翻译策略和微观层面的话语运用［9］。《红楼梦》在英语世界有两个重要的译本，一个是英国人霍克斯的译本，另一个是杨宪益夫妇的译本。这两个版本经常被用来做对比研究，国内学者通常认为杨宪益夫妇的译本更加忠实于原文，但有调查显示霍克斯的译本在西方更受欢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学术研究者均偏向于霍克斯的译本。原因就在于，以英语为母语的霍克
斯深谙英语读者的审美价值观和阅读期待，能以目的语文学规范为指导对中国特的文化进行改写，使其适应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现在我国不乏外语水平高的译者，也不乏高质量的译作，但是译者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出来的作品，西方读者却不怎么买账，导致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图书市场中占有的份额十分低。其原因就是译者一厢情愿翻译出来的作品不能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不太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另外，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语言上的优越感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翻译在英语世界的边缘地位。因此，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有不少学者总结莫言作品译介成功的经验，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应以西方汉学家为主，辅以国内本土译者，中外译者通力合作，取长补短［8］，如杨宪益和戴乃迭、葛浩文和林文君便是中外译者合作的成功案例。目前中外合作翻译越来越普遍，通常是二人各占一门母语［10］，这种翻译方式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四、中国文学“走出去”应避免的问题
（一）要避免中西文化交流失衡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西方文化处于强势，中国文化相对处于弱势；另一方面，中国人有强烈的向西方学习的欲望，而西方人则出于一种优越心态，了解中国的欲望相对较弱。中西双方对对方文化了解的程度不一，比较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要多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此外，译文读者的需
求也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以致影响文本的呈现形式。在翻译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汉译外时往往偏归化，而外译汉时往往偏异化。朱文振指出：“外汉翻译和汉外翻译之间存在一份不平等条约，对‘汉语式英语’一片喊打，对‘欧化汉语’则放手制造。”［11］87王建国也指出当前中西文化交流存在严重的失衡，汉译外时，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外译汉时，语言上有滥收洋味的倾向，导致中国文化逐渐丧失文化个性。作为译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失掉自己的文化个性是悲哀的，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12］161
（二）不能寄希望于国外汉学家
双语作家纳博科夫不仅用俄、英两种语言写作，还将大量的俄国作家的作品译介到美国，并自编讲稿在美国的大学讲坛上给美国大学生讲俄国著名的作家和作品。纳博科夫不仅以文学教授的角，还以文学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向美国读者、向英语世界推介俄罗斯文学经典。纳博科夫的特殊身份对俄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也有像纳博科夫这样的双语作家，如林语堂和张爱玲。林语堂除了用汉、英两种语言创作外，还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但是，就像林语堂这种中西文化造诣很高的双语作家，在西方世界也只能算是二三流的作家。可想而知，一般译者是很难达到本族语作家的写作水平的，翻译时在语言表达上必然有一定差距。就中国整体而言，虽然学英语的人不在少数，而精通双语写作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有的知名作家甚至不懂英语。莫言就曾对他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坦言：“按你们的意思办，
反正我也读不懂。”［13］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位作家都能成为双语作家，这样译者存在的价值也会受到质疑，我们也不能指望西方世界能为我们培养大量的汉学家来协助我们完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使命。“自助者天助之”，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培养学贯中西高水平的译者才是长久之计。
何韵诗微博（三）“走出去”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文学“走出去”似乎有些操之过急，过于盲目。中国文学外译曾经也掀起过一股热潮，创刊于1951年的《中国文学》英文版和同年成立的中国文学出版社，以及1981年开始出版的“熊猫丛书”，在中国文学外译中进行了大胆尝试，共翻译出版了190余种文学作品，发行至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但中国文学外译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相反，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备受冷落，一度处于文化边缘，尤其在美国几乎无一进入大众视野。中国文学译品在海外销售的低迷也导致国内的翻译出版机构难以维持，最终被撤销或被迫停刊。中国文学翻译失败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我们要积极探索译介的有效途径。有学者对“熊猫丛书”的译介进行了研究，并从译介意识、审查制度、译介模式、翻译策略和译介的阶段性等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尤其是译介的阶段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译介的一般规律是由强势文化译介到弱势文化，中
国文化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学的译介必须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译介的作品和翻译策略都应有所
差别，比如说在译介之初应投其所好，选取西方读者感兴趣的作品来翻译，且翻译策略应以归化为主。在文学翻译中，归化策略是文化模因传播初期的必要策略，异化翻译是文化模因传播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杂合翻译则是模因复制和传播的发展趋势［14］。此外，还可以多推出一些节译本和改写本。谢天振先生在中国文学译介方面颇有建树，他对译入和译出的区别、接受环境的时间差和语言差问题、译介的指导思想、翻译主体的选择等方面均有论述，值得我们借鉴。莫言对“文学走出去”也指出：“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文学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这是缓慢的过程”，并说“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15］。这就告诉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急于求成，“走出去”不是强制推销，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
五、结语
模因的3个特征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就要依靠翻译；翻译得越忠实，译作的生命力就越强；要考虑译作的接受环境，只有译作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走出去”。既要忠实原作，又要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是在二者之间到一个平衡点。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方面译者要正视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的“语言差”“时间差”等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推进，译者也不能一味地委曲求全来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其结局将是失去自我。因此，译者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坚持自己的翻译标准，尽自己的义务［13］160，以促成文化交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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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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