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怒吼吧，黄河》诞生记
197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积压在人们心头多年的阴霾一扫而空。
此刻，远在西南边陲的原昆明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即“国防话剧团”）的34岁的创作员王兴浦，从來昆明探亲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59班的校友邹赫威那里率先得到了消息。邹赫威向他讲述，北京人已经“自发”开始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了，一时间，把全北京市场上的螃蟹都吃光了，啤酒也喝光了。当王兴浦绘声绘地把这一“盛况”转述给全团战友时，全团上下一阵骚动。
1976年11月23日，也就是在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39天后，一直处于激动和亢奋中的王兴浦，没日没夜地写了六天，终于完成了全国第一个反对和控诉“四人帮”的话剧剧本——《怒吼吧，黄河》。
《怒吼吧，黄河》创作背景
《怒吼吧，黄河》的创作灵感要追溯到1976年7月的一天，王兴浦的一位老友、部队干事蔡平从北京探亲返回昆明，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向王兴浦悄悄讲述了半年多前发生在北京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和中央乐团的几位老艺术家一起，同“四人帮”把控的文化部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各种压力下，江青被迫同意举办纪念会，然而她要求演
出由她主抓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来代替冼星海和光未然的原作《黄河大合唱》。但是，钱韵玲等人坚持要复排并演出原始作品，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他们和文化部的这场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黄河大合唱》得以在民族宫大剧院成功上演。
当蔡平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告诉王兴浦后，王兴浦敏感地意识
到，这是一个绝好的创作题材。可是，尽管那时全国上下对“四人帮”的早有不满，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人敢公开表达，更不用说以此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了。两人暗暗期盼着，也许将来会有那么一天，等“解放”了，一定能将这个事件写到作品里！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四人帮”就倒台了。
王兴浦在和话剧团的战友们分享“四人帮”倒台后的兴奋和喜悦的同时，蔡平讲的那个事始终在他脑海中萦绕不绝。他意识到，创作剧本的时机到了。
初步构思几天后，11月17日，王兴浦开始动笔创作，剧本以《黄河大合唱》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为名。主要集中于冼夫人家（剧中女主人公，为避免“真人真事”的“违规”，后改为“冼星海的战友”）、乐团会议室和剧场休息厅三处场景。故事情节基本上按照1975年10月发生的真实事件，描写了在“四人帮”诋毁污蔑《黄河大合唱》、鼓吹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背景下，女主人公“苏大”和乐团的同事们不畏“四人帮”及其文化部的爪牙们的威逼利诱，坚持真理，尊重历史，顶住重重压力排练《
黄河大合唱》，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在纪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音乐会上成功上演。剧本写完后，虽多次修改，主要人物也多有调整，但故事框架和基本人物关系并无多大变化。
说起话剧《怒吼吧，黄河》，不得不提交响乐《黄河大合唱》与钢琴协奏曲《黄河》之间的关系，这牵扯到“”中江青以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改造经典音乐作品的一段历史。
众所周知，交响乐《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1939年首演于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后，引起巨大反响，随之传遍全国，成为抗日战争中歌颂中国人民坚强不屈斗争精神的重要文艺作品。到了1970年左右，按照江青的指示，文艺界开始了修改革命历史歌曲的运动，首当其冲的便是《黄河大合唱》。据原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生前回忆，当时江青提出要改《黄河
大合唱》的歌词，说歌词有王明投降路线的倾向，强调人性论和阶级调和。例如第四乐章《黄水谣》，说黄水使人联想到黄祸，不好，没强调阶级斗争，创作路线是错误的，应该把“黄水谣”改成“黄河愤”，改了就是革命的。后来周恩来提出，要改的话就让作者本人自己改。据1977年1月28日王兴浦采访光未然的记录，到了1972年，江青又提出改词，责成李德伦组织小组修改了其中的四段词，诸如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中的“张老三，我问你”被改成了“指导员，我问你”，“风在吼，马在叫”被改成了“红旗飘，军号响”等等。据光未然回忆，当修改后的歌词交给周恩来看时，后者把本子使劲一摔，生气地说：“风在吼，马在叫，有什么不好嘛！这是历史，不要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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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明确提出时却不允许演唱，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黄河大合唱》处于只能奏曲不能演唱的状态。后来，江青又指示创作出了钢琴协奏曲《黄河》。于是，在“”中的一段时期内，便出现了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两个版本，后者被称为红“黄河”，而前者则被污蔑为黑“黄河”。名义上这是源自同一题材的两个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其背后却是尊重历史、反对教条与江青所主张的“三突出”原则两种文艺观的冲突与较量。
在冼星海去世15周年、聂耳去世25周年的时候，曾经在北京首都剧场搞过一场纪念演出，当年周恩来参加了纪念活动。作为高中生的王兴浦当时也有幸观看了演出，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他曾回忆：当大幕拉开时，没有报幕，就直接演奏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刚刚响起来，在他的前一排，就站起来一个人。随后，全场都站了起来。他定睛一看，第一个站起来的竟是周恩来总理！1975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时候，正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通知文化部搞一场纪念演出活动。但文化部却选择了钢琴协奏曲，其意不言自明。冼星海的遗孀钱韵玲得知此事后，写信给，希望可以演唱《黄河大合唱》，
当时适逢恢复副总理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国务院就此事作了批复，决定用原词唱《黄河大合唱》。但是，被“四人帮”把持的文化部对国务院的安排阳奉阴违，一边组织“初澜”写作组批判《黄河大合唱》，一边使出种种伎俩阻挠演出顺利进行，如：不给钱韵玲送票、不在社会公开宣传、不组织观众观看等。据光未然回忆，当时因为不给钱韵玲送票，他自己也想拒绝去看演出，但朋友陈莲劝他，
如果不去看，正中他们下怀。他们越不让去，就越要去！所以光未然最后还是去了。
中秋节什么时候据光未然和李德伦回忆，演出当晚虽然没有公开宣传，但不少老同志还是听说了，如王震、乌兰夫、谭震林、谷牧等几位去看了演出。据说当时文化部一个负责发票的人看到这么多老同志来看演出，急得直说：这下可被动了！这下可被动了！所谓“被动”，恐是怕事后会受到江青的追究吧。
圍绕冼星海逝世30周年纪念音乐会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实际上是当时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国务院和“四人帮”把控的文化部之间的摩擦和斗争。此事发生后，很快便在北京文艺界传开，这在私下里被解读为是对“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某种程度的对抗，与当时民间的不满情绪上下呼应，让人们在愁云惨雾的日子里看到了一线曙光。
是毒草还是鲜花
1976年11月23日下午，在昆明军区话剧团的排练室里，团长赵玉山和政委王世强组织全团听王兴浦读剧本《怒吼吧，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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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幕戏王兴浦一气读了三个半小时。读完后他刚坐下，马上就有人站起来反对，认为这个剧本是大毒草，理由是剧中人物林克文（后改为雷大龙）竟然敢公然反对按照文艺思想总结出来的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
但同时也有人力挺此剧，他们起来回应：“三突出”根本不是什么“文艺思想的结晶”，而是“四人帮”扼杀革命文艺作品
形容春天下雪的句子的“狼牙棒”，现在“四人帮”倒台了，否定“三突出”就是反对“四人帮”。范文芳
此时距“四人帮”倒台才一个多月，文艺界对“”时期的极左文艺思潮还没有彻底清算，很多人的认识还处于模糊阶段。面对争论，最后团长赵玉山决定请示时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毛烽（电影《英雄儿女》的编剧）。
当晚，话剧团把王兴浦的手稿送到了毛烽处。毛烽听取了话剧团的汇报并看了本子，当即决定：先排出来再说！
反对派不甘心，便上告到了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将军那里。王必成听取汇报后对此剧持谨慎态度，反对排演。
支持派又到时任军区政委刘志坚将军，希望得到政委的支持。刘志坚了解情况后，认为排演此剧正逢其时，支持把它搬上舞台。
于是，支持的和反对的势均力敌，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司令员和政委商量，这个戏能不能演，让中央来定。
于是，团里动员了多人连夜分场刻写，用钢板刻印出剧本，第二天委派编剧王兴浦，怀揣剧本乘飞机抵京。
在北京，王兴浦到他在北京制药厂工作的王瑾瑜，在制药厂有个和自己同年的同事叫耿莹。耿莹是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将军之女。剧本递到了耿莹手中，然后再由耿莹转交给父亲耿飚。送剧本时，油印的封面上只写着“昆明军区政治部话剧团”的字样，编剧没有署名。
剧本递出后，王兴浦心怀忐忑。第三天，终于等来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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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莹传来的话是：耿飚问这个剧本是谁写的，如果是××（某作家）写的，就不能排演；如果不是他写的，就可以排演。
耿飚的这句话是有缘由的。当时文艺界流传着一种说法，某作家写好了两个剧本揣在兜里，一个是迎合“四人帮”的，一个是反对“四人帮”的。如果“四人帮”得势组阁，就拿出第一个剧本；如果“四人帮”失势倒台，就拿出第二个剧本。很多老同志对这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