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评论·2021/2
◆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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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诞生于1939年，其为抗战救亡而生，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它作为一首响应时代要求，鼓舞民众士气的合唱曲目被传唱。多年以来，在不断地演唱和传诵中，《黄河大合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具有中国现代音乐史上里程碑的地位，是一部堪称经典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象征。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值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奋斗之际，黄炜先生主编的《永远的“黄河大合唱”》出版了，该书作为1999年出版的《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的续编，是海内外众多热爱这部音乐巨作的艺术界人士、学者、听众等期待已久的作品，其在前作的基础上按照光未然先生当年提出的“纵”“横”“深”[1]三个方向，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黄河大合唱》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永远的“黄河大合唱”》全书正文收录了近年来海内外关于《黄河大合唱》的文章三十余篇，既有学术论文和散文，也有与《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表演等相关的亲历者自述，还包括部分珍贵的影像资料等，做到了考据精准、线索完整；附录部分对《黄河大合唱》及其作者90年来相关论文进行索引，其汇编条目之详实、时间跨度之长，均属前所未有。整本书从《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历史、词曲作者生平、
内在审美体验、海内外演出实录和音乐表演等五个维度，向世人全方位展示了《黄河大合唱》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揭示了其成为经典之作流传下来的原因。该书于2020年10月28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后，12月23日被《中华读书报》评选为“2020年度人文社科十大好书”之一[2]，为《黄河大合唱》的传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一、体现“抗战”时代精神
《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首抗战音乐作品，能够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迅速传唱开来，响彻中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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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所具备的抗战音乐的“实效性”，这是处于抗战特殊历史时期艺术作品最基本的特质。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救亡成为整个中华大地文艺工作的主旋律，而抗战音乐这种形式“普遍地让民众较其他的艺术更容易接受”[3]，因此文艺界期待并呼唤着与时代相符的保家卫国题材的音乐作品。众多爱国音乐家迅速做出反应。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黄河大合唱》诞生了，里面的词“是的，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地接近胜利。”“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无一不是与抗战主题紧密结合，因此它既作为一首充满激情、朗朗上口的音乐作品在民间传唱，又作为抗日战争的宣传手段唤醒大众民族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在这样振奋人心的歌声中会聚起来，投身抗战洪
流，铸成奋勇抗敌的铜墙铁壁。
《黄河大合唱》是一首响应时代号召的作品，它的诞生以及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具备历史必然性，两位优秀艺术家在艰难岁月中克服重重困难，共同完成这首经典曲目的整个过程，也颇具时代特点。《黄河大合唱》的词曲并非两位艺术家的约定之作，是先有词而后有曲的创作过程。1938年10月31日，光未然与演剧三队一道徒步行军12小时后东渡黄河，此时的诗人抱着抗战赴死的决心，面对黄河壶口瀑布，难以抑制心中的激情。在随后的行军途中，光未然从马上跌落，正是在病榻上，他将东渡黄河时的所思所感写成了大合唱歌词《黄河吟》。1939年3月11日晚，冼星海在西北旅社一间窑洞中听到《黄河吟》的朗诵后，“一把抓住了这部命中注定要改写中国音乐史的，也是作曲家‘渴望很久的’（亲历者田冲忆述冼星海语）大合唱歌词手稿。”[4]从1939年2月
26日开始，整整六个日夜后，1939年3月31日，由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吟》的简谱稿完成了，一周过后完成了全部伴奏音乐。光未然与冼星海在战火中完成了各自的使命，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黄河大合唱》，在革命的年月里，这首作品体现了抗战的时代精神，是献给英勇抗战的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赞歌；在和平的日子里，它向后世展现着中华民族锲而不舍、奋勇向前的精神。
在《永远的“黄河大合唱”》一书中，有学者对当年的创作场景进行了细节还原，将时间线梳理得十分清晰，这种对细节的还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首歌初创时的历史情景，不论是光未然最初创作《黄河吟》的契机——
—“光未然带队前往战地慰问演出，被一匹烈马摔跌在一片碎石之上……他在病榻上的五天口授了四百多行的组诗《黄河大合唱》。”[5]还有冼星海谱曲时的点滴——
—“冼星海正患感冒，妻子钱韵玲就来一块木板搁在炕上，让他写作。”[6]这些都体现出抗战岁月中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艰辛。书中对一些关键时间节点再三考证，例如关于作品名称的最终确定便是参考了冼星海和光未然这两位当事人所有的日记后作出的合理推测——
—“光未然在4月6日这天与冼星海长谈过后，经过仔细和慎重的考虑，接受了作曲家和三队战友们的建议，在4月6日至7日之间将作品更名为《黄河大合唱》。”[7]……从这些细节能够看出，艺术家们努力克服环境的恶劣及自身身体的疾痛，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中，将血和泪融入作品。除了全方位收集资料，对细节的高度还原外，有学者为了这本书的创作甚至亲身前往《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地进行实地寻访，从圪针滩到小船窝，到克难城、和平医院、西北旅社、鲁艺旧址再到陕北公学，一路追寻先辈的足迹，将所见所思所感整理成文[8]，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当年创作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貌，这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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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研究态度正与《黄河大合唱》的历史地位相称。
《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首抗战音乐作品，它的完成，为战火纷飞中的人们带去了鼓舞，其中的歌词震撼着每一个志在保家卫国的人的心灵，它激励了中华儿女投身抗战，体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决心和高度凝聚的民族意志，歌颂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超越了历史时空，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一种体现，而《黄河大合唱》也成为一首不朽的音乐作品。
二、海内外广泛传播
《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部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历经80年，至今仍作为经典曲目闪耀在海内外艺术舞台，其所迸发出的黄河惊涛骇浪般的力量，震撼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灵，因此在各种音乐文化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一次次演出中，《黄河大合唱》的地位不断攀升，它那卓绝非凡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感染力，最终获得了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和推崇。《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它的传播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抗争史和崛起史。关于《黄河》的演出实录，《永远的“黄河大合唱”》在前作《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的基础上做了详实的补充，于附录部分收集归总了80年间与《黄河》有关的演出，既有舞台演唱演奏的记录，也有来自广播、唱片、电影、电视、展馆、网站卫星等处的信息[9]，最终打造出一幅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海内外演出拼图，也展示出这部经典之作传唱、流行、传承的脉络。值得注意的是，自《黄河大合唱》创作完成以后，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等，总是伴随着《黄河大合唱》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象征。
《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要追溯到1939年4月13日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随后1939年5月11日鲁艺成立一周年公演，在演出结束时伴随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歌声，“高兴地连声说‘好！好！’”[10]。6月29日《黄河大合唱》再次公演，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1]这是《黄河大合唱》最早在延安演出时的情景，中华大地硝烟弥漫，这首作品饱含抗战激情，一经演出便获得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称赞，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受到广大人民众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周恩来第一个站起来鼓掌，《黄河大合唱》再一次获得国家领导人的肯定；196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表现抗日战争时选取了“保卫黄河”篇章；1987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音乐会”上，中央乐团合唱团、广播合唱团、总政歌舞团合唱团联合演出《黄河大合唱》；1990年为“第十一届亚运会艺术节”举办的音乐会上，由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2003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露天音乐会上，中国交响乐团在长城下演唱《黄河大合唱》选段；2015年举办的“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专场音乐会上，老中青艺术家共同演绎《黄河大合唱》；2019年海内外热爱这首作品人士自发举办了“五洲同声唱黄河”的活动，各个团体以不同形式举行了上百次的演出，这是《黄河大合唱》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具有史诗般意义的《黄河大合唱》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者，唱响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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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讴歌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在传遍中华大地的同时，也在海外屡次唱响，它内在的艺术、文学审美价值受到了国际认可，其“跨越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障碍”，“成功接受了传播空间变化的考验”[12]。《黄河大合唱》在海外的首次演出是在1942年春节期间，由光未然担任总领队的“缅甸华侨战工队”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公演；将《黄河大合唱》推向国际舞台的是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举办的庆祝会上，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黄河大合唱》中的篇章“黄河颂”，这次演出引起了国际艺术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关注；1955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乐会上，全苏广播交响乐团合唱团用俄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1983年6月4日，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的“交响乐之夜”音乐会上，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的留学生一道演唱《黄河大合唱》；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美国芝加哥地区华人合唱团等举办交响音乐会演出《黄河大合唱》；200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和冼星海诞辰100周年，新加坡国立交响乐团和雅歌合唱团一同演出《黄河大合唱》；201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华人团体举办了“和平之声”大型系列纪念活动，主题文艺晚会上选取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河边对口曲”以及“保卫黄河”篇章进行演出……
《黄河大合唱》从创作之初到唱响中华大地，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崛起，在海外，它成为维系海外华人与祖国亲密关系的情感纽带，为他们带去精神慰藉，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持续的演出中，《黄河大合唱》逐渐树立起自身的地位，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向世人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黄河文化和璀璨、悠久的中华文
明。回看《黄河大合唱》的海内外演出史，令人动容的是，除了部分官方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外，更多的是众的自发性演奏和传唱，这种来自艺术本身的魅力不仅联系着中华儿女，也感召着外国友人，因此有学者将《黄河大合唱》称为“以音乐凝聚民族创造力的典范榜样”[13]。
三、词与曲的内在价值
《黄河大合唱》在海内外持续不断地演出中保持着极强的生命力，其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契合时代历史背景之外，离不开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内在价值是衡量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标准，《黄河大合唱》不论是从词的文学价值还是曲的音乐价值来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永远的“黄河大合唱”》一书集结了数篇探讨《黄河大合唱》词、曲内在价值的文章，揭示了这部作品如何做到词与曲在内容与形式上水融，完美结合。
关晓彤旗袍造型曝光首先是词的文学价值。整首词围绕“黄河”展开，核心便是对“黄河”这个角的阐释，“黄河”很多时候作为“祖国母亲”的形象出现，而“黄河”与“我”之间也多是“民族”与“儿女”的关系。面对黄河的翻腾汹涌，多
数人第一时间想到“壮阔”、“豪情”，鲜有人将其与“面目狰狞”联系起来，词作者光未然敏锐地抓住了黄河的这一面——
—“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这里，黄河俨然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双方你来我往，呈现拉锯状态。在《永远的“黄河大合唱”》一书中，有学者从黄河的角交替出发研究这部作品，其提到在《黄河大合唱》第一章节中，黄河是“以‘敌人’的面目出现的”[14]。船夫与黄河之间的博弈，伴随着紧张的节奏和激昂的声音，以一种非凡的气势拉开了整部乐曲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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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而此处“黄河的‘惊涛骇浪’与‘船夫’拼着性命的搏斗之间又构成一种隐喻性的‘苦难’与‘抗争’的交响结构”[15]。在后面的章节中，“‘黄河’从‘敌人’变为‘父亲’又变为‘旁观者’、‘见证人’……”[16]词作者光未然东渡黄河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他终身难忘，他准确地抓住了“黄河”复杂多变的形象，在将“黄河”与“祖国”联系起来的同时，揭示出黄河的多重身份与这些身份背后隐含的矛盾，为世人展现了一个复杂且真实的黄河形象。
正是这种真实让《黄河大合唱》具有超强的生命力，多少年来，现实中的黄河一直以这样的面目示人，每一个到过黄河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震撼，体会到视觉和心灵的冲击。光未然笔下的黄河不是一个扁平的、单一的形象，而是一个立体的、饱满的黄河，一直到今天，仍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儿女为振兴中华而搏击、奋进。作为一首先有词而后有曲的合唱曲目，“词”是这部作品的根基，做到了以“词”带动氛围，以文字营造意境，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图景。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词曲结合方式更加注重的是作为歌词的诗文所确立的文化内涵”。[17]光未然没有拘泥于自我感情的抒发，他将小我融入大自然的山川河流，融入抗战洪流，“用通俗易懂和激情迸发的诗句，高度凝练了黄河，让她诗化、情感化和意象化。”[18]既写出了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屈辱，又写出了受到欺压的人民的觉醒与顽强抗争。除了词的内涵，还有它的外延性，有学者认为：“《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包含着政治诉求但又超越了狭义的政治功利性的杰出作品。”即这部音乐史诗巨作并没有将目光仅局限于“抗战”这个主题，而是通过抗战这个主题“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性格特征——
—‘伟大而又坚强’”[19]。总的来看，这首词内涵丰富，视野开阔，具备了攀登艺术高峰的条件。
其次是曲的音乐价值。冼星海在光未然作词
汽车促销活动方案的基础上，所谱之曲与词完美融合，相得益彰，《黄河大合唱》就此在两位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一座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永远的“黄河大合唱”》中收录了部分与《黄河大合唱》的音乐特性有关
的文章，有的是关于版本的考证，如《〈黄河大合唱〉各版本的产生和流传》[20]、《〈黄河大合唱〉乐谱版本考探》[21]等，有的是关于音乐形态的探讨，如《关于〈黄河大合唱〉的音乐特征》[22]、《冼星海两版〈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形态比较》[23]等，还有关于演出时的表演处理，如《黄河入海流——
—〈黄河大合唱〉的指挥与处理》[24]、《如何解读和指挥〈黄河大合唱〉？》[25]等，充分说明“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艺术价值极高，从内在音乐性到外在演出效果等各方面为研究者留下了值得被反复考察和探究的内容。《黄河大合唱》从创作之初到流传至今，分别有“延安版”——
—《黄河》最早的流行版本、“莫斯科版”——
—对延安版的整理补充版、“李版”（李焕之版）——
—在莫斯科版本上进行改编和调整的版本、“中央乐团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熟版本、“瞿版”（瞿维版）——
—只用钢琴伴奏的版本、“上海版”——
—根据莫斯科版和李版进行修订与改编的版本等一共六个版本。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版本的《黄河大合
唱》，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方面原因，内在原因是《黄河大合唱》音乐性多样且丰富，因此在原版基础上能够通过对伴奏、配器、乐队编排以及和声等方面的调整，演变出更为丰富的音乐模式；外在原因是其多年来或在演出中受到条件限制，或由于出版发行、收录文献等原因不断做出调整，最终流传出多个版本。这种改编与调整既是对艺术的更高的追求，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黄河大合唱》所具备的极强的生命力。
冼星海关于音乐创作的理念是“尽力想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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