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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音乐选秀节目的思考
王维炜，李  耘
（西安文广新局 西安广播电视台，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用各种娱乐方式使自己放松，各种媒体也意识到娱乐性栏目是最能盈利的形式之一，因此竞争也最为激烈。从综艺节目到今天的各种选秀节目，受众的口味变化之快令各媒体难以捉摸。有些媒体不惜使用低俗、甚至是残忍的表演来吸引受众。对于这些现象，研究者们提出应改变以收视率为唯一评判标准，丰富人文内涵，提高娱乐传播水平[1]。“限娱令”颁布之后各地仿效之风大大收敛，净化了荧屏。2012年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使观众眼前一亮，就在浙江卫视趁热打铁积极筹备第二季时，湖南卫视又推出了《我是歌手》，汪涵对黄绮珊说：“你把我们去年流失的观众又唱回来了”[2]。新一轮收视率的PK 已经开始。本文是作者基于对以上两个节目的了解进行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娱乐节目；真人秀；《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
中图分类号：I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093-02
收稿日期：2013-03-19除夕夜的风俗有哪些
作者简介：王维炜，女，西安文广新局西安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一级播音员，主要从事广播文艺类节目研究；李耘，男，西安文广新局西安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二级播音员，主要从事广播文艺类节目研究。
娱乐是人追求快乐、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天性。娱乐节目是依托各种电视化手段，以满足电视观众的娱乐需求为目的，对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娱乐化处理和加工，以栏目、晚会等形式予以电视视听化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按照演变历程分为“表演”“游戏”“益智”“真人秀”[3]。而“真人秀”是对自愿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的真实记录和艺术加工[4]。 国外研究者认为它是各种节目叠加形式的拼凑，可能是电视史上最被过度“关注”的节目形式。它以一种进行式的、错综复杂的、颇成问题的中介关系来运行，与观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其内容从刺激到无聊，从有趣迷人到令人厌恶，但的确能吸引注意力[5]。作为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形式，在最早引进国内时令受众产生了极大兴趣，也引来媒体的激烈竞争，很多地方没有条件也不惜模仿以吸引本地受众参加，提高广告收入。由于很多参加“真人秀”节目的嘉宾不具有社会责任和新闻从业的职业道德修养，是不羁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节目中会出现违背社会道德、伦理约束的语言和行为，通过媒体的传播扩大了其对的社会负面影响。重复的模式、粗糙的制作、低劣的主持很快被观众唾弃，2012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限娱令”控制各上星卫视娱乐节目的播出时间、频次、数量及形式，有效净化了荧屏。
但同时受众又急盼能播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娱乐节目。浙江卫视适时推出了《中国好声音》，在2012年独领风骚，湖南卫视紧随其后立刻与韩国MBC 电视台签下《我是歌手》版权，以季播的方式于今年1月18日黄金档开始播出，播出2个月来得到很好的反响。这两档节目似乎突破了“真人秀”节目的制作瓶颈。它们何以得到好评？下面分析一下共同点和不同点。
一、《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的相同点
首先，《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都是以唱歌这种老幼皆宜的竞争形式策划节目，符合真人秀节目中自愿参与、竞争行为、真实记录、规定情境、目的、规则和艺术加工这七个基本元素。唱歌这种形式有较强的大众性，利于选秀节目长时间、大范围铺开。其次，这两个节目都是从国外购买版权，而非模仿炮制。《我是歌手》节目模式源自韩国MBC 电视台热播同名综艺节目，而《中国好声音》的节目版权属于荷兰《The Voice 》，开发商不仅提供节目制作宝典，连旋转座椅的设计都做出了详细的说明，还派出专人全程跟踪节目制作和营销等。由于已经是成熟的热播节目，制作流程规范、节目精致，有效规避了收视率不高的风险。第三，两档节目都有很好地社会反响，不论是“草根”选手在舞台上自信的展示，还是明星为长春遇害婴儿临时改变参赛曲目，都令观众感受到人间真情，也体现了节目的公益性。毋庸讳言，节目也收到了高额的广告回报：根据湖南台相关负责人透露的统计数据，最新一期《我是歌手》收视率达到1.16，收视份额6.38，已经跻身2013年湖南台高收视率节目之一。而在不久前结束的浙江卫视2013年广告招标中，《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广告中标总额10.4亿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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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的不同点
选手的背景不同。《中国好声音》依然沿袭选秀节目“草根”明星梦的形式，亮点是不以明星必备的外貌为选拔条件，而以声音为唯一条件，加上选手们各自不同的成长故事、导师们的竞争调侃，使节目既煽情又充满激烈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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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我是歌手》却选择了有实力的明星，将明星竞赛的心理压力和对专业的展示作为卖点，观众既看到了明星们的另一面，又欣赏到了高水准的表演。《中国好声音》的重点在“转身”，《我是歌手》的重心在于“不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知道对手是谁，充满了惊喜与期待。这样的悬念设置，直接引导出预测、评论等话题内容，而这正是社交媒体传播的热点。
播出时段不同。《中国好声音》刻意选择了大学生放暑假的黄金时段播出节目，既保证了参赛选手的数量，也最大限度的争取到最高收视率，因为暑假是国内休假人最多的时候。《我是歌手》虽然不需要考虑太多选手参赛时段的安排，但刻意回避与播出季的撞车，选在春节至4月，这样也有大量观众可以在节假日参与、收看节目。
钚的读音赛制奖励不同。《中国好声音》一改各种物质奖励，获胜者得到的是名导师在精神上的鼓励与专业上对选手的指导，而导师们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人气，还可在后续学员的巡演中得到收入分成。《我是歌手》目前为止始终不提夺冠者的最终奖励，但随着赛事的进行，参赛歌手们的人气再次上升，广告收
入也节节攀升，尚雯婕就在节目播出后15天与合作的法国品牌又续了一年半的合同。
三、繁荣背后的思考
在我国，广播电视业是兼具“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特殊行业，娱乐节目在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首先应以社会效益为先。《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在制作中加入了本土因素，避免了国外选手参赛时出现的恶意诋毁、大发脾气等恶性竞争，但仍有人文关怀缺失的一面。2012年，天津孕妇齐雯为了参加《中国好声音》每次花费将近10个小时录制节目，在高负荷的运作下不幸流产，并最终离婚。虽然这是赛后发生的，但作为媒体人是否能不以单纯的吸引观众的标准来选择参赛选手？即便特殊人有强烈的愿望，在参赛人选的定度上也应把握住人文关怀的尺度。另外，很多选手只为出名、曝光而来，丝毫不具有社会责任感，因此只有严格把握好标准，才不至于使我国的娱乐节目成为低俗文化的阵地，让选秀节目成为“蹩脚货”，也避免产生大量的“白垃圾名人” 。
在媒介消费时代，观众迅速变化的娱乐兴趣和口味令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不少电视台通过制作、播出模仿的节目发现，模仿的节目无法了解节目的真正核心，也无法复制节目制作过程，很快就会被观众厌恶。而正式引进版权，可以学习和了解国外电视产业的最新“王牌”，让制作过程少走很多弯路，使自己的团队更快地成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档成功的电视节目也是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品牌。在获得模式授权的情况下，制作方可使用节目品牌作为营销手段，在寻节目赞助商和广
告商、提升节目知名度等方面都能如虎添翼[7]。但在尝到引进版权的甜头时，我们应时刻思考自己的创新之路。我们学习了国外先进、科学的节目生产机制、创新节目形态后，应建立起原创节目的开发机制。因为，引进节目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引进了国外的文化价值观，势必会影响我国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有些并不符合我国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另外，就在我国观众津津乐道某期节目时，《我是歌手》的原版却正在韩国走向衰落。据韩国《中央日报》2013年1月30日报道，韩国MBC电视台的《我是歌手》第2季收视率下滑严重，第3季节目是否开播已成为疑问。在第2季，实力派歌手纷纷拒绝出席，比到后来竟到了发掘无名歌手的境地。另外由于直播的偶然性很大，不少歌手现场出状况后以各种原因选择退出，直接影响了节目质量，最终该季节目的下半段重新启用录播形式，这又使得观众对节目真实性产生质疑。由此可见，高价购买国外节目版权未必就是稳定、持续性的盈利模式。目前，两档节目的主要盈利渠道仍是依靠收视率拉升广告费。《中国好声音》虽在后期增加了中国巡演和艺人经纪，拓展了生命力和盈利链条，但仍缺少相关可盈利的衍生产品。
四、结语
从“拿来主义”到自我创新，从花钱到挣钱，想闯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并不容易。在“真人秀”节目的设计过程中，是否到创新的契合点、拥有较强大众性非常重要，很多体育类真人秀就是因为可参与人太少而偃旗息鼓。本土特娱乐节目的创新不仅承担着社会功能，还将承担更多的经济功能。美国的娱乐产业早在2002年就已成为第一大出口行业，展望未来，我国的娱乐节目仍有广大的发展空间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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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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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出版社,2012.
[2]吴琦.把流失的观众唱回来[J].南方人物周刊,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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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尹鸿，冉如学，陆虹.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M].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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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澳)格雷姆·特纳著.许静译.电视真实再现探秘[M].北京：中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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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信惠张根硕[6]马可佳.《我是歌手》成新年广告吸金王[J].第一财经日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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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崔立宁.从《中国好声音》看中国综艺节目的发展[J].青年记者,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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