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本来，“士为低级之贵族”，但在那个社会流动相对频繁的时代，“士”成了人们对当时或文或武、有一技之长者的通称。“士”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寻求与政治人物的结合。这种结合的主要形式是诸侯权贵的“养士”。从春秋时的齐桓公、齐庄公、栾盈、白公胜、公子光等，到战国时的赵襄子、魏文侯、赵惠文王、燕昭王、“四公子”、吕不韦、燕丹等，“养士”之风日益兴盛。“养士”使诸侯贵族与士之间形成了具有“互惠”性质的“再分配”组织体系。这种体系对诸侯权贵、士以及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养士”对诸侯权贵的作用
其一，诸侯权贵的“养士”可以扩充其政治实力。诸侯权贵从“再分配”体系外以贡赋、地租等形式取得收入，再将所取得的财物以“养”的方式分配给门客。他们这样做，期待的是门客提供“服务和忠诚”作为“回赠”。在“争与气力”的春秋战国时代，“士”的“服务和忠诚”是诸侯权贵政治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出现“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的说法。在日常的治理中，文士是诸侯权贵不可或缺的辅助，如管仲之于齐桓公、冯谖之于孟尝君。在军事冲突中，乐毅、斐豹之类的武士是胜败的关键。在激烈的上层政治斗争中，拥有武力的刺客也成为诸侯权贵争相笼络的对象，如吴公子光利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燕太子丹利用荆轲刺杀秦王以图扭转时局。在复杂的
王志文个人资料简介简历政治环境中，苏秦、张仪之属的策士更是有着“一怒而诸侯惧”的威力。当时出现了如《论衡·效力》所言“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的情势。这迫使许多诸侯权贵不得不像齐昭公之子商人那样耗尽家财“施于国而多聚士”
诸侯权贵养士，除了直接利用门客的力量外，也可以使养士发挥“人才储备”的功能，便于挑选较高层次的人才。赵国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赵惠文王“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于是从宦者令缪贤的舍人中起用蔺相如，
蔺相如果然不辱使命、完璧归赵。秦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其中的毛遂力逼楚王合纵。
另外，由于春秋战国是一个士可“骄人”的时代，因此诸侯权贵不得不对士“谦而礼交之”。[8]（《魏公子列传》）对于不愿受职治事、只能“师”、“友”、“敬”的士，诸侯权贵通过“养贤”的方式可以使其间接为自己服务。战国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通过稷下学宫，齐宣王使这些士人发挥了“不治而议论”的作用。
我国宪法是哪一年制定的其二，诸侯权贵也能通过养士行为本身积累社会、政治资本。一方面，统治阶层可以通过养士行为来完成在等级社会中对自我的一种定位。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权贵的养士已经超越了服务政治的目的而成为一种风尚。如果不这样看待当时的养士风潮，就难以解释孟尝君为什么要养“鸡鸣狗盗”之徒。信陵
于月仙的个人资料及图片
君也曾讲平原君养士是“徒豪举耳”。苏轼在《东坡志林·论养士》中更是有“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的描述。这些都说明当时统治阶层中确实存在着花费高昂代价养士求名的现象。正如冯谖所言“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养士者对养士的投入以自身掌握的经济与政治资源为基础，养士越多，说明养士者的地位越高。因此政治人物将养士作为塑造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他们根据对自身地位的自我判断在养士方面进行投入，期望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评价。吕不韦看到“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因而“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之类的政治人物要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社会、政治资本，养士是其最佳的选择。
其三，将诸侯权贵的养士行为也是一种“炫耀式消费”。居住在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夸扣特尔人的酋长们会在“冬节”时竞相毁坏物品，以此来证明自己拥有比敌手更多的财富，从而使他们感到羞辱。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炫耀式消费”，“实际上是把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社会、文化或者‘象征性’资本的一种手段。”
这正是孟尝君即使“邑入不足以奉客”仍要广招门客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富贵合一的特征，财富往往成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春秋战国时的政治人物来说，在养士方面的投入也是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史载“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
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诸侯权贵通过门客的数量和待遇可以彰显自己的实力与地位，进而显示出隐藏在养士行为背后的“权力”。这种“显示权力”的行为可以“挡住那些虎视眈眈的人”，信陵君的养士甚至取得了“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的效果。
（二）“养士”对“士”的作用
第一，养士可以满足士人的生存需要以及更高层次的物质要求。冯谖初见孟尝君时穷困到仅有一剑，可见当时士人经济状况的恶劣，而投靠诸侯权贵后，士人不仅能满足“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还可以受到“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的待遇。
第二，士在依附诸侯权贵的过程中由于士人“卖方市场”的背景，至少可以使人格尊严得到彰显。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可见士人在投身权门后，不仅不需要卑躬屈膝，反而可以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与诸侯权贵平等的人格。如果是有声望的士人，境遇还会更好一些。“驺子（驺衍）重於齐。適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適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
第三，投靠诸侯权贵也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条途径。春秋战国时，文士重名誉，武士重义气。当时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元叙事已经确立，获得统治阶层的认可与尊重是一个人获得社会认可、赢得尊严的重要标准。因而“养士”也给不少“谋道不谋食”的士人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途径。
文士因政治人物的推崇礼遇可以抬高声望。如“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在魏国引起强烈反响；信陵君礼遇侯嬴，使“宾客皆惊”。武士的“义”也
往往是通过依附政治来履践。如荆轲虽然先被盖聂的目光震慑，又被鲁句践的怒叱吓跑，但依然可以通过刺秦王以报燕丹来实现自我价值。又如孟胜通过为阳城君死难而完成了“严师”、“贤友”、“良臣”之义。
对“士”来讲，“仕”尤其重要。《孟子》讲“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说的都是这层意思。诸侯权贵的养士也为士的求仕提供了便利。在那个社会大变迁的时代，“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如秦相李斯走的就是一条由门客而入仕的道路。另外，客卿制更是以国君养士的形式为外来士人提供了参政机会。以秦为例，范睢、尉缭、吕不韦等人都是经由客卿之路而登上政治舞台的。
（三）“养士”的社会功能
“养士”在春秋战国时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由于周天子威权的崩坏，当时的社会不再有一个能吸附社会个体、社会体，使之凝聚为社会整体的“整合中心”。这种情形下，相当数量的诸侯、权贵就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充当起整合中心。这使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陷于分裂，却又存在着局部的统邓紫棋被封杀
一不至于分崩离析，并且局部的统一孕育着大一统的趋向。
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说：“游，无官司者。”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大批“游士”。养士之风发挥了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整合的功能。它使分散在各地的“游士”聚集到一起，作为一个社会体登上政治舞台；又使“士”能够打破地域、身份的界限相对自由地流动和组合，形成较合理的人才流动。士聚集在政治人物身边，参加到政治斗争和国家竞争中，客观上在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用。
“养士”在社会运行动力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由于春秋战国时，满足社会成员需求的对象即满足物和可以被改造为满足物的社会资源主要是掌握在诸侯权贵手中，而诸侯权贵体作为动力主体的中观层次具有很强的分裂性，不同
利益体之间的明争暗斗非常激烈，这就使得统治阶层成员不得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史载：齐宣王厚遇稷下先生，“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魏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齐庄公上朝时“指殖绰、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诸侯权贵对士的“富贵之、敬之，誉之”，驱使着社会下层进入现有统治体系谋求功利，因而起到了社会导向的作用。
在发挥社会导向作用的同时，“养士”也促进了社会流动。“养士”之风为下层民众打开了利禄之门，故社会下层皆效仿或文或武的士.春秋时即有斐豹凭借勇武而取消奴隶身份的事情。春秋战国之交，庶人以学术仕进者已较多，典型的如“中章、胥己任，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养士”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社会运行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苏轼所言：“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由于士阶层适处于上层贵族与庶人之间，为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故人数很多。诸侯权贵的“养士”至少能解决众多士人的温饱，并将其纳入现存社会统治体系，使其不至于走向现实政治权威的对立面。这样，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不可行的前提下，社会至少可以维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秩序。国破山河在的下一句
吴奇隆小s另外，在“道尊于势”的背景下，与“养士”相偕而行的“处士横议”、士“不任职而论国事，其“议论”“主要涵义近乎我们所说的‘批评’”，如孟子曾公开批评魏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因而可知“养士”也蕴含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功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并不简单只是一种社会风气，它在诸侯权贵和士之间建构起了一个具有“互惠”性质的“再分配”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