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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运营、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产业生态低端的模式向系统集成，再向系统规则设计的横向转型和纵向升级，从而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值得探求。当然，这些也伴随着企业、园区全要素过程管理、系统高效运作与持续改善、协同竞争优势与知识网络驱动的园区平台组织范式，进而激发企业实施自主创新的动力。因此，从颠覆性创新与数字经济平台的视角，研究粤港澳大
【基金项目】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面上项目）“基于颠覆性创新价值网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竞争力研究”（2019A101002112）；广东省普通高校特创新类项目（人文社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协同创新战略研究”（2018WTSCX156）。
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重构
◎ 刘 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作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之一。自国外学者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提出“颠覆性创新”的范式后，这一创新模式在解决特别是后发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问题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数字经济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数字经济平台战略中如何实现
摘 要：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成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其意义重大。遵循“核心概念内涵界定—现实困境分析—路径分析—选择与策略”的总体思路，基于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分析，构建“颠覆性创新价值网—数字经济平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范式，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如何重构产业创新生态，促进颠覆性创新价值网的建立。研究表明：颠覆性创新价值网构建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数字经济平台战略是路径选择；以机制体制改革和政策、标准供给为动力，构建大湾区颠覆性创新生态价值体系，并以数字经济发展促大湾区价值网建设，可实现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颠覆性创新价值网 数字经济 产业创新生态 粤港澳大湾区【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1.01.002
湾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重构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破解经济、产业、企业转型与升级进程中的难点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且具有代表性，这可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
梁婖婷个人资料
创新范式由线性到系统再到生态的研究脉络，使得创新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内许多学者对创新生态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并提出许多观点。在概念界定方面，许冠南等指出创新生态系统是知识与商业深度融合的体系[1]；刘静等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为了实现价值共创，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组织之间
、创新组织与创新环境之间形成协同创新的共生共荣的动态网络系统[2]。在影响创新生态构建的因素分析方面，梁林等从国家创新生态体系对外部冲击和扰动的抵御能力展开研究[3]；张运生等则指出技术标准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纽带[4]；韩少杰等认为企业开放式创新范式与创新生态系统的融合推动了企业中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5]；刘兵等则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配置协同演化路径方面展开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6]；徐君等着重对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指出资金对其影响最大[7]。在现状与比较研究方面，温科等对我国制造业创新生态的现状展开研究，并指出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产业创新生态持续处于不协调状态，亟需解决[8]。郭丽娟等则以硅谷为例展开研究，并指出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共生的学习竞争机制，大学、行业、政府多向互动交流机制，以区域科技联盟为平台的协作机制，以小企业为核心的科技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和联邦政府的法律规范引导机制是构建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机制[9]。
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研究视角不同，国内外学者也从两个新的角度展开了探索：一类从颠覆性创新价值网的角度展开研究，如Bower and Christensen、Christensen从颠覆性创新导致创新范式转变并建立技术改进新轨迹的角度探讨了其对原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破坏机理[10, 11]；Adner and Books 指出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将新旧两个创新生态系统带入竞争，并将建立起参与者和联系主体的新结构，其本质上是重新配置现有生态系统的价值设计[12]。Annabelle and Gawer则指出重构后的体系会具备一个明显的双向市场或生态系统平台，通过引入平台架构和模块化来实现价格和设计方面的优势，用户
扮演着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双重角，并指出分离和添加成员企业很可能成为生态系统价值设计重构的主导模式[13]。此外，国内学者鲍萌萌等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对新兴产业颠覆性创新路径进行分析研究[14]；刘贻新等基于战略生态位管理理论，设计了从颠覆性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创新驱动路径[15]。另一类是从数字经济赋能的角度展开，如唐要家指出数字经济产业的四个基本模块，形成了以平台为核心的生态，数字生态系统的演化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16]；焦勇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影响逐步从价值重塑走向价值创造，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新思路并赋能制造业转型[17]；杨伟等构建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转型的试探性治理模型，可以为数字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18]；梁正等探索中国“平台型”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生态的实现路径[18]；付伟从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角度系统论证了以数字产业为代表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创新生态的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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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与作用[19]。
冰箱冬天调到几档最好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和创新生态建设等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冷梅等指出广东和香港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需要协同发展高新科技产业[20]。向晓梅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需要创新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全面融合机制、协同研发与新业态共育机制以及国际国内
市场双向拓展机制[21]。陈燕等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实证指出要从国家层面顶层规划和建立产业耦合机制，突破同质竞争难题[22]。龙建辉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交叉着区域间的合作与演进，为珠三角产业集发展带来新机遇[23]。叶林、宋星洲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基于高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的网络还未真正建立，城市间产业的同质竞争仍十分严重[24]。覃艳华、曹细玉则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能力仍十分薄弱，科技要素分布十分不平衡，这直接影响着珠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的发展[25]。李均则预判未来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发展是大湾区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指出高校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所在，企业是创新网络的主体，政府与中介机构起催化作用，这将有效地支撑产业集升级[26]。汪云兴则基于全球联合创新的角度，指出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合作的大平台，可以构建面向国际的创新与产业发展平台[27]。游玎怡等指出，创新生态系统观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制定政策措施的基础[28]。
综上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欠缺颠覆性创新价值网内部以及数字经济赋能运行机制的深层次研究，尚未整理出一个系统、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没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库，实证数据的收集还存在一定难度；数字经济赋能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颠覆性创新价值网、数字经济赋能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为新命题，而从上述两个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重构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没有。
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重构的现实困境
（一）湾区共同体意识有待增强，交通互联互通功能不强
湾区经济的本质就是集聚与协同，但受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作为湾区重要中心城市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部分人对特区经济发展的获得感不强，影响了对大湾区建设的参与度。在“一国两制”下港澳对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思路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在特定领域存在排斥与内地合作的现象。此外，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功能不强，区域对外通道还较为薄弱，铁路对外运输能力较为紧张，限制了珠三角与纵深腹地的经济联系；区域内部通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城际轨道发展明显滞后，湾区东西岸之间的交通连接依然薄弱，港口、机场未能充分利用，跨界交通基础设施衔接不够通畅。
（二）经济与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产业体系整合程度仍较低
从全球四大湾区的比较来看，如表1所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6765万人口和5.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两项数据都在四个湾区中排第一。从经济总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在2017年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GDP，超过了1.4万亿美元的纽约湾区和0.8万亿美元的旧金山湾区，仅落后于1.9万亿美元的东京湾区。但从人均GDP来看，旧金
山湾区第一（10.2万美元/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 GDP仅有2.2万美元，排名最后。从产业结构来看，2017年，三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80%；其中，纽约湾区三产业占接近90%，粤港澳大湾区三产业占比最低，仅有55.6%。
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来分析，港澳和珠三角9市 GDP 对比如图1所示，其中，深圳、香港和广州的经济规模很大，与其他城市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佛山和东莞的经济体量也较惠州、中山、珠海等珠三角其他城市有梯度。这种大湾区内部各地区和市的经济增长梯度或者说是差异化程度，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恰恰可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补、协同发展的优势。
但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在经济实力、发展阶段、常住人口等方面有较大差距，东岸拥有香港、深圳两个国际化大都市，西岸则缺乏这样的发展引擎。大湾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地区性协调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如肇庆、江门等欠发达城市，如不能实现协同发展，则区域间差距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大湾区与周边粤东、西、北发展差距大，辐射带动作用没有有效发挥。而且，大湾区产业发展缺乏整体协同，一些特的产业合作平台仍在谋划阶段，没有形成规模，这方面合作建设的经验还有待积累；城市间产业合作未形成“”的发展效应，整体创新合作程度不深，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缺乏，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在新兴产业错位发展、土地和资源集约利用等方面尚面临协调难题，内部各单元在一些领域同质化竞争，导致资源错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弱化，澳门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另外，大湾区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还存在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严峻以及土地开发强度大等问题，部分城市超过30%的国际警戒线。
（三）新基建与数字经济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爆发期，新基建的覆盖面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表1 2017年全球四大湾区经济数据对比
肖战电视剧指  标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GDP（万亿美元）0.8  1.4  1.9  1.5
人均GDP（万美元）10.26  4.3  2.2人口（万人）768234043476765土地（万平方公里）  1.8  2.15  3.67  5.65
第三产业占比（%）82.76%89.35%82.27%55.60%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研究报告》；《时代中国21世纪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力研究2018》。
图1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GDP对比
美国女星
六级分数分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地方统计局。
际一流湾区的建设目标还有相当差距。
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驱动与实现机理分析
（一）颠覆性创新价值网构建是生态体系重构的动力源
企业创新往往不能仅依靠自身就能完成的壮举，而是通过与一系列合作伙伴的互补合作，才能创造出真正为客户带来价值的产品。通过对原价值网的解构、整合与重建，形成新的标准、可重用的新模块，并兼容原价值网的价值，然后按新规则和新标准以及新界插入重构新的模块，而结合形成一个新的颠覆性创新的模块化价值网，该网中的成员或企业往往能通过相互之间的价值传递形成星系状的组织结构，将各自的价值链条按一定规律进行联结，进而形成颠覆性创新价值网。粤港澳大湾区颠覆性创新价值网也应是基于产业与创新生态的价值网，为了更为准确与全面，将其称之为“颠覆性创新价值网体系”。理论与实践表明，基于全球联合创新的颠覆性创新价值网络能够集聚各地区和各成员企业优势资源，将各种能力要素协同在一个跨区域甚至跨境的大平台上，企业以知识网络、市场网络、产业链分工、价值协同与信息化网络技术带来的“知识溢出”等效益，融入创新生态体系，能够增强核心竞争力。
1.推力机理：基于全球创新资源的协同创新生态。当前，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核心圈层的成员可通过电子合同实现虚拟合作，或者进一步形成相互依存的实体网络组织，从而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优化配置和共享。而无论价值网络是什么，有可能形成一个核心团队聚合中最重要的核心能力的价值网络，并建立关键策略和产品
换句话说，新基建的发展水平是分享“数字红利”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协同建设方面还没能出台一个统一规划或者方案，由于资源投入区域性不平衡与大小企业分配不平衡等问题，一些欠发达地区在市场的作用下，会再次在数字经济建设和新基建方面落后，陷入差距越拉越大的局面。此外，关键基础设施和全新产业生态，正成为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助力制造强区、网络强区、高质量强区发展的有力抓手。大湾区产业信息化智能化升级过程中的安全保障能力相对滞后，目前仍有相当大部分企业存在基础互联网设备、机床操控设备防护系统落后、网络安全意识不足的问题，极易受到病毒等强目的性、强破坏性的病毒恶意攻击，从而具有极大的生产隐患。
（四）市场、营商环境等还有待进一步对接与完善
38妇女节祝福短信国际上，金融危机冲击和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交织，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乏力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传统比较优势减弱，金融风险隐患增大；资源约束趋紧。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内部尚未能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内部也未能构建起统一市场。CEPA落地存在障碍，存在“大门开、小门不开”“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另外，大湾区在国际影响力、营商环境、辐射带动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