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丨202304-33（总第2322期）
王曾瑜著：《锱铢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上）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下）王曾瑜：北宋的司农寺
三、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
在古代中国，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流行了相当长的时期。秦汉时，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与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商业是赢利丰厚的产业，後代也大抵如此。赢利丰厚，自然使人们趋之若鹜，这是古代商业兴盛的基本原因。
古代的商业和借贷资本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民间私人(包括寺院等)所有，二是官吏私人所有，三是官府所有。以上三类其实也是大致的区分，有时难免有互相混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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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宋时部份官员和机构有公使钱，即公用钱，正如王安石所说：“公使皆贩卖。”[2]这固然可以说是官府商业资本。但又如《吹剑四录》所载，南宋名臣陈俊卿(字应求)“知福州，亲故沓至。公设会，置五百千于前，曰：'有一联，能对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应求何以应其求。’独一後生对云：'千里重来，公使尽由公所使。’”在公使钱实为私使钱的情况下，公使回易也未尝不可说是官员私人的商业资本，或至少包括了官员私人商业资本的因素。
关于王安石的市易法，梁庚尧教授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10、第11期的《市易法述》一文中，网罗了丰富的史料，作了详密的论述。他认为：“市易法的颁行，原是为了解决宋神宗时代财政开支扩大的问题，由于王安石以义理财思想，使其在立法时表现出摧制兼并的外貌。然而社会政策只是市易法阳宣的一面，财政政策才是其阴伏的真正本质。”笔者个人完全同意上述结论。既有梁先生力作在前，本文便无须对市易法再作面面俱到的复述，只拟就官府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问题谈一些看法。依笔者个人之浅见，这也许是今人认识和评价市易法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
中国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完全可以使用由来已久一词。《国语·晋语》载，在春秋晋文公时，有“工商食官”的制度，韦昭注说：“工，百工；商，官贾也。”但具体情况已不知其
详。又《华阳国志》卷3载，战国秦惠王时，在成都“置盐铁市官”。汉代最有名的，自然是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和王莽的五均、六筦之政。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均输、市易、和买》中，追溯了王安石均输法和市易法的历史渊源，表明了他独到的非凡史识，他说：
按均输、市易皆建议于熙宁之初，然均输卒不能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何也?
盖均输之说始于桑弘羊，均输之事备于刘晏。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然其才亦有过人者。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亟称之，以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则薛向之徒，岂遽足以希其万一，宜其中道而废也。然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岂非理财之道。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後为均输也。介甫（王安石）志于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废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
至于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
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
教师节由来王安石最初设均输法，确是“慕前史均输之名”，他说：“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後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3]但是，市易法“袭王莽五均之迹”，却是他所不愿承认的，因为王莽在历史上留有恶名。
杨千嬅个人资料简介汉武帝为解决对匈奴作战等财政困难，擢用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三个大商，将盐、铁、铸钱三大利源收归官营，并实行均输和酒榷。《盐铁论·本议第一》载桑弘羊之说：“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此後，王莽的五均、六筦之政，又进一步扩大了官营工商业的经营范围。六筦包括盐、酒、铁、铸钱、五均和名山大泽生产税六项。应采儿拒绝生女儿
国古代官营商业和借贷资本的发展，决非限于均输、五均和市易法三项，均输、五均、市易法等也有若干时代的特性。但是，五均和市易法也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将两者作若干比较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的认识。
今将五均和市易法的相似处分列于下：
一、託古改制，以抑兼并为号召。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为名正言顺起见，古人常用的改制方法之一，便是託古。王莽和王安石都有託古改制的倾向，而王莽的此种倾向尤为浓烈。
王莽诏说：“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据《汉书》注引邓展之说：“《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说：“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4]此处提及“赊贷”、“五均”、“诸斡”三事，诸斡即是 “六斡”，又称“六筦”。[5]张晋个人资料五均似指均平物价之意，何以称为五均，即使依上引注文，也无以得到确切的解释。“五”也可能作为虚数。後人又往往将“赊贷”和“五均”併而为一。
关于市易法，王安石本人说：“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6]叶適说：“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之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7]宋人不可能如近代学者那样，对《周礼》所载是否是周制有详密的考订，他们坚信《周礼》所载即是周制。尽管如此，周制也毕竟是悠远的。悠远而
无稽的古代记载，足以供改制者以方便的冠冕堂皇的藉口。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争论，不仅包括对现实政策的歧见，也包括对《周礼》解释的歧见，虽然後一类争论并无实质意义，但争议的双方对此都十分认真，并确信己见，这正是託古改制的特徵。
作为推行五均和市易法的现实理由，王莽和王安石都提出抑兼并的问题。前引王莽诏，则有 “齐众庶，抑并兼”之语。王安石主持的中书奏说：“古［者］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去古既远，上无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时射利，出纳敛散之权一切不归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将深。”[8]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馀悉可之”。王安石为此还同皇帝发生争议，认为“此乃是圣政之阙”，“此兼并有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须先申明，使兼并知所避”。[9]
古人所谓“兼并”，既是指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又是指“富商大室”，而五均和市易法所宣称的打击对象，自然是後者。
中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的“建本抑末”经济思想。[10]如商鞅变法时，“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末利谓工商也，盖农桑为本”。[11]这大致是古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体的反映。明知农业赢利薄，工商业赢利厚，就尤须采用行政手段，驱使编户齐民从事农耕。
王安石无疑也是受了此种经济思想的影响，“抑兼并”确是体现在市易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但是，历史上所谓“抑兼并”的口号，是否可以不分场合和条件，而一概加以颂扬，这倒是可作为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留在本文末尾再加讨论。
姚元浩 隋棠二、在城市设置官府机构，任用商人，以商制商。古代官员往往欠缺经商经验，因此，在官府机构中使用商人，乃是十分重要的事。汉武帝、王莽、王安石等人都采用此策。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事实上，五均司市的机构并不限于上述六大城市，“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12]
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机构，最初是提举在京市易务主持开封市易法。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13]又“诏在京商税院、杂卖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14]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院，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等“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得到宋神宗批准。[15]十月，宋廷又“改提举在京市易务为都提举市易司，应诸州市易务隶焉”，[16]成立了都提举市易司的总机构，下辖各州市易务。十二月，开封“抵当所令都提举市易［司］统辖”。[17]
都提举市易司看来仍统辖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等，第一任都提举市易司吕嘉问曾“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而得“公罪”。[18]都提举市易司已升格为与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的平行机构。第四任都提举市易司俞充即“兼在京诸司库务”。[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