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大结局一个被遗忘的中共建党重要纪念地
——关于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地址的考证
苏智良
摘要: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但我们长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建党活动空间,这就是长治路177号。这里曾是上海同仁医院的发祥地。但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所在地。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曾是该报记者兼编辑,他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故这里也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所在地。陈独秀、杨明斋、袁振英等曾在此与维经斯基会面和工作。
关键词:上海长治路177号;维经斯基;上海俄文生活报;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2-0017-(06)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2.002
上海长治路177号为一幢三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①处在虹口区长治路、塘沽路和南浔路之间的三角地。这里曾是同仁医院的发祥地,也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旧址。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是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来到上海,在这里他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陈独秀商议
建党事宜,并携手杨明斋、袁振英等革命者展开合作。所以,这里叠加了许多苏俄侨民、共产国际在上海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史迹,中国医学史的重要史迹,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重要纪念地。
一、这里是同仁医院
1863年上海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后,促进了原美租界虹口地区的发展。1866年,汤蔼礼牧师(Rev.E.H.Thomson)与华人牧师吴虹玉在蓬路(Boone Road,今塘沽路)、百老汇路(今大名路)转角处租房一间,设立西医诊所。1868年1月,规模有所扩大,改名同仁医馆,②俗称虹口医院,为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医院。
1878年,教会筹集2700银圆购得蓬路、熙华德路(Seward Road,今长治路)转角处的唐家住宅作为同仁医馆地址。1880年,美国传教士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任院长,吴虹玉动员上海粤商李秋萍捐款10700银圆在此建两层建筑,③更名为同仁医院(英文名ST.LUKEs HOSPITAL),吴虹玉在该医院专职服务8年。该院院训为“同心同德,仁怀仁术”。在近代前期,同仁医院是仅次于仁济医院(成立于1844年,今为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公济医院(成立于1864年,今为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上海第三个西医医院。在虹口时期的
作者简介: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①本文的写作得到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教授、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教授、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女士的大力支持,还得到旅英学者李丹阳女士、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张玉菡研究馆员、虹口区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佩军先生的帮助,同时,研究生朱嘉伟、田林林、何文延等帮助搜集资料,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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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朱友渔整理、徐以骅译:《吴虹玉牧师自传》,《近代中国》第7辑,立信会计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③朱友渔整理、徐以骅译:《吴虹玉牧师自传》,第303页。徐以骅:《吴虹玉与中国圣公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同仁医院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的多个第一,如:1882年完成上海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手术;1886年发起创立中华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前身),设立全国首家医学博物馆和中华病理学博物馆。医院规模扩大,1896年圣约翰书院成立医学部,文恒理任主任,他将同仁医校并入,同仁医院成为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1904年,同仁医院已装备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现代化手术室。1909年,同仁医院已安装全国第一台X光设备,配备了全国第一台救护车。1916年,该院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护士学校。同仁医院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若瑄三部曲
文恒理初任院长时的同仁医院,医院建筑是两层结构。在1914年前后,医院在原址上新建三层洋房,院址为熙华德路12号,①即今长治路177号建筑,后被称作同仁医院的“辅楼”;该建筑的后门在今塘沽路149号。同时,在该幢建筑的西侧,新建高大的四层建筑,被称作同仁医院的“主楼”,今址为长治路155号。
关于长治路155、177号的同仁医院何时搬迁,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是20世纪初,同仁医院搬迁至虬江路。②查上海美租界1918年地图,三角地标有同仁医院。也有观点认为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同仁医院才搬迁。1937年12月5日的《新闻报》载有《同仁医院迁移》通知:“虹口同仁医院自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即迁至海格路四二五号英国学堂。兹以该学堂开学,故即觅贷九江路江西路口新址,较原有院屋,高大三倍……”合理的解释是,长治路155号的四层医院建筑建成后,177号三角地的老医院建筑便于1919年租赁给了俄国人,成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同仁医院仍在长治路155号继续行医。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族的宋氏家族,与同仁医院也有一定的关系。宋耀如(原名宋嘉树)和倪桂珍的家族长期居住于上海东有恒路628C(今东余杭路530号、526弄17—31号)。宋、倪两位均受过良好的西学教育,他们时常参与慈善事业。参与创办同仁医院的华人牧师吴虹玉,后来就成了宋家的邻居和亲戚。因此,倪桂珍去同仁医院生产在情理之中。有文献记载:
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生于同仁医院。③也有认为宋氏妹生于同仁医院。④宋庆龄比宋子文大一
岁,如果说宋子文出生于同仁医院,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也有可能在同仁医院诞生,但还需要史料证实。
在宋氏兄妹成长过程中,患病时到同仁医院看病求医,应是平常事。换言之,1907年宋庆龄14岁赴美留学,在她从出生到赴美的14年间,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而去附近的同仁医院看病,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同仁医院也是宋庆龄童年时代就诊的医院。
可以说,今上海长治路177号(包括长治路155号)也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族的宋氏家族活动的重要旧迹。
二、这里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和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上海俄文生活报》(ШанхайскаяЖизнь)是1919年9月21日由谢麦施科等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俄侨在上海创办的俄文报纸。⑤到1920年初,该报获得苏俄政府的资助。《上海俄文生活报》于1922年10月3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然后在原址创办了俄文《新上海生活报》。⑥
肖燕个人资料关于《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的地址,有如下历史记录:1920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
①上海《图画日报》第103期第2页刊:同仁医院在熙华德路12号洋房。《图画日报》1909年8月16日(清宣统元年七月一日)创刊,每日一刊,由上海环球社编印。到1910年8月停刊,共发行404期。《宣统三年上海指南》卷三《医院》载:同仁医院,在熙华德路十二号。即虹口中虹桥西堍,电话八四二号。号金四十文,诊资一元。
②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史事与史迹——孙宋孔蒋家族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
③关于宋子文出生于同仁医院的记载颇多。例如,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宋子文长女回忆父亲》,《新民周刊》2008年4月23日;贺莉丹:《毁誉宋子文》,中国战略与战略研究会,http:///view.php?id=10435;搜狗百科;《世人只知宋氏三妹,宋氏三兄弟却鲜为人知》,http://mini.eastday/a/180503120814850-2.html。
④虹口区档案馆编的《虹口宋氏老宅及宋庆龄诞生地史料与研究》(内部印刷),基本解决了宋庆龄在虹口出生的问题,但宋庆龄出生于同仁医院的证据尚有不足。
⑤1920年9月23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志》刊载了译自《上海俄文生活报》的文章,称一年前该报创刊。由此可知该报的创刊时间。详见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⑥李丹阳女士给笔者的信函中指出,关于《上海俄文生活报》的结束日期,过去她的研究资料不充分,现在予以更正。
苏智良:一个被遗忘的中共建党重要纪念地
报告指出,在Seward Road(熙华德路)12号。①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从俄罗斯征集回来的该报1921年7月23日报头上,用中文写着:“中国唯
一之俄报,上海蓬路十二号。”1922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调查报告认为,该报社地址在虹口的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与蓬路的交叉口。《上海俄文生活报》则公开载明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公司在上海蓬路12号,并注明蓬路位于Seward Road的拐角处。今长治路177号建筑,原是同仁医院,其地址为Seward Road12号,正处于今长治路与塘沽路、长治路与南浔路的交叉点。所以,综合各种信息可以认定,今长治路177号就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所在地。
《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是苏俄、共产国际建立在中国和整个远东的重要据点,②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个外围掩护机构。当时,苏俄红政权新立,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在苏俄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不能向中国合法派驻人员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派遣一些从事革命工作的人以公开的记者或编辑身份前来中国,《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就成了这些开拓革命活动人员的合法落脚点。日本方面的情报描述报馆是“过激派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同民主俱乐部一起构成赤化宣传的
中枢”。③报社人员把上海以及中国的有关情况传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后,负责在远东地区开展远东革命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决定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华推动中共建党。④除维经斯基外,该报社的重要人物还有古尔曼、阿嘎芮夫、巴兰诺夫斯基等。这些人员常来往于苏俄和远东,承担着由共产国际指示的在中国、朝鲜、日本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特殊使命。
有研究者指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是当初决定资助《上海俄文生活报》和派遣吴廷康⑤赴华的上级领导者,又是东亚书记处的主要负责人。他安排吴廷康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到中国建党,一开始就将目的地设定在上海,并非如后来某些回忆和研究者所写是由于北京一两个人偶然的介绍而到上海的。对于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者来说,在上海建立共产党是一个既定目标,不仅由于那里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集中地,还由于那里已经产生了用于建党的一些基础组织和有了一个良好、方便的工作基地——《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⑥另有资料表明,1920年4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给维经斯基下达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建立一个临时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这个组织下设立中国科、韩国科、日本科,把东亚的革命势力统合起来。⑦计算机工作原理
《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办公地和寓所。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等,中文名吴廷康,1920年4月5日来到上海。这个共产国际使团由5人组成,除了他以外,还有他夫人库兹涅佐娃、季托夫(毕业于东方学院)、谢列布里亚科夫、翻译杨明斋。⑧维经斯基的公开身份即《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和编辑,平时就在该报社内工作,尤其是他担任编辑,需要改稿、排版、拼版、校
对等,住在报社中是非常合理的。维经斯基担任《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和编辑的时间为
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该报社是维经斯基在上海时的主要办公地和寓所之一。不仅如此,该报社也是维经斯基使团的主要活动场所。
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就在华工作情况,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驻中国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
①1920年10月9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志》。木下义介:《关于上海过激派的一般情况(大正十一年六月)》,载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②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
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0页。
④《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关于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国外东亚民族中的工作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莫斯科)》,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以下简称《亮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2页。
⑤维经斯基的中文名字。
⑥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
⑦K.Shevelyov,“On the history of th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Far Eastern Affairs,1981,No.1.维经斯基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书里确认了这一事实。《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2页。
⑧第157号文件附件(1920年4月7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O405/228,中国旅英学者李丹阳女士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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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①
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今上海长治路177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也有称为三个支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担任书记处临时委员会主席,维经斯基为实际负责人。②共产国际在其“二大”后,“在巴库、塔什干、上海成立了三个区域性的东方革命运动领导中心”,
③这个东亚书记处便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指导东方革命的机构。设于《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的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指导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心。
东亚书记处的成立,是为了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远东各国众中共产党的工作和革命活动”。④苏俄给其赴上海代表的指令中更指出,“所有在中国的机关均由上海领导,哈尔滨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导范围内,由上海中心领导”。⑤其具体任务是:在学生组织以及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其中国科的工作机制便是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为中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朝鲜科是由维经斯基与金万谦、李东辉、金立、吕运亨等联络,此后不久韩人社会党改造成了韩国共产党组织;而日本的革命组织则是维经斯基通过大杉荣等日本激进人士建立起联系的。尽管该书记处于1920年8月自行解散,却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东亚的第一个机构。
东亚书记处在此成立后,《上海俄文生活报》就成为其重要的宣传窗口。该报日益成为苏俄在中国、远东的一个重要喉舌,并及时向外界准确地传递苏俄、共产国际的消息。1920年3月31日,该报刊登了《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方政府的宣言》),从而成为在中国第一个刊登此宣言的媒体。
维经斯基在虹口的活动频繁。据英国情报部门对《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的分析,“最重要的人物据说
是扎尔欣,他还与许多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年轻中国人有联系”,“俄文《上海生活报》报社起着上海的不满人士和常去这里的各种代理人的聚会场所和掩蔽处的作用。这里常有赤塔、北京、天津和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霍多罗夫和扎尔欣”。⑥这里所说的“扎尔欣”便是维经斯基,英国情报部门显然已侦知维经斯基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中还设有俄罗斯民主俱乐部。日本方面的情报指出,“民主俱乐部和上海生活报社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构成了赤化宣传的中枢机构”,该俱乐部“用于《上海生活报》以及其他过激派机关的骨干成员等干部随时举行集会、协商宣传工作”。⑦该俱乐部下设宣传局、供给局等,不只有俄国人,陈独秀等数名中国人也加入,不时进出这里。这里有时还作为布尔什维克在沪工作人员和亲苏俄侨召开会议的场所。⑧在报社设有西比利亚印刷公司(The Siberi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笔者实地考察,印刷机械较为沉重,因此印刷公司应设在该建筑的一楼。这家印刷公司为《上海俄文生活报》三大印刷所之一,由俄共党员古尔曼担任主任;与《上海俄文生活报》位于同一栋楼内,被认为是其一部分,经费方面也从苏俄政府获得补助。该印刷公司除了承印《上海俄文生活报》外,还印刷大量的小册子和传单等,既有俄文,也有中文,⑨从而促进
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6页。
②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
③维克托·乌索夫(Усо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9—30页。
④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⑤《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处给其赴中国代表的指令》(不晚于1920年11月),载《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75页。
⑥李丹阳编译:《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布尔什维克来华、在华人员情报选译》,载《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0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70—271页。
⑦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220、163页。
⑧张玉菡:《从组织推动到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出席上海师范大学和中共一大纪念馆主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亦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该文对《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所在建筑中的有关机构进行了梳理,有重要贡献。
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162页。
苏智良:一个被遗忘的中共建党重要纪念地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这里也是中共建党前革命书刊的重要印刷机构。
这里还设有罗斯塔通讯社和达尔塔通讯社的上海办事处。这两家通讯社重点报道苏俄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刊登在上海各英文、中文报纸上,其事务所和印刷厂都设在《上海俄文生活报》所在的建筑内,主任为巴兰诺夫斯基。
俄国人在这里设有一家世界语学校。这所学校是斯托巴尼(Stopani)和陆式楷等人一起创办的。陆式楷也是国际工人世界语组织的成员,写过世界语教科书。从斯托巴尼生活的公共租界北区来考察,熙华德路、蓬路、北四川路构成了一部分中外世界语爱好者的活动范围。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设立的第一个干部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世界语教学,也是斯托巴尼执教的。
三、这里是中共建党的重要活动地点
东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主要机构,作为维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自然常在这里工作。作为东亚书记处中国科最重要的中方成员,陈独秀也是这里的常客,此外还有袁振英等。
从1920年5月至8月,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举行了很多次会晤。①维经斯基曾多次去老渔阳里
2号拜访陈独秀,而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回访维经斯基时,自然也会常来东亚书记处与维经斯基讨论中国革命事宜。陈独秀还在这里参加过布尔什维克党员和亲苏俄侨的聚会。在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过程中,维经斯基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所给予的资助主要是在印刷与开展宣传活动方面,先是赞助宣传费用,后又通过其印刷所给予承印帮助。譬如,维经斯基在报告中就指出:“这个星期,8月22日我们的出版处就要用中文出版《劳动界》。拟作为月刊出版,印两千份,每份一分钱。由我们自己的印刷厂承印。”②包惠僧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部署也是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共同
决定。”③
袁振英,1915年9月考取北京大学,1917年与陈独秀相识并成为师生,1918年8月毕业。据袁振英晚年回忆:“我结束游东记者团活动回来,路经上海,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出版社,担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的主编工作,常以震瀛笔名发表文章。”他又称,“回国经沪见到了陈独秀,他要我帮忙他组织了共产党小组”。④在上海,袁振英参与了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和建团工作,英文颇佳的他还担任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并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译稿,因此,他的工作地点也在《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
据记载,、彭璜、李思安也曾在上海拜访维经斯基。1920年9月5日,在《大公报》上刊
登文章指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期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⑤在该文中,十月革命被定义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关于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应该是会见维经斯基的成果之一。因为这里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办公地点,等在这里会见他也是非常合理的。
以上诸多革命往事表明,今上海长治路177号这个维经斯基的办公地兼东亚书记处亦是中共建党的重要活动地点。
四、结语
总之,今上海长治路177号是一幢叠加了多重医学和革命历史史迹的重要建筑,其价值超越上海,超越中国,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陈独秀、维经斯基、、袁振英、杨明斋等在这里的活动表明,这里也是中共建党活动的重要空间。尤其是,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活动最重要的场所,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
①《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2页。
②《吴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载《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30—31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④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日。
⑤《大公报》1920年9月5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载《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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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非凡。曾高度评价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的伟大功绩:“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①“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是不能有今天的。”②
今天,考察长治路177号这幢百年建筑,其外墙已翻新并新增了门窗,而外部的西式拱券、窗台已不复存在。但值得庆幸的是,其整体建筑架构依然是1914年落成时的样态。这一老同仁医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旧址,是上海美国圣公会建筑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大型单体建筑,也是北外滩现存历史最
悠久的近代建筑之一。由于该建筑过去未能列入保护之列,因此保护、保存这幢历史建筑已迫在眉睫。
A Forgotten Memorable Birthplace of CPC:Research
高考祝福语霸气简短on the Address of the Far Eastern Secretariat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Shanghai
SU Zhiliang
Abstract:Shanghai is the birthplace of CPC.However,we have long neglected an important space for party building which is No.177,Changzhi Road.This was the birthplace of Shanghai Tongren Hospital.Moreover,this is also the location of Shanghai Chronicl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intern,Grigori Voitinsky was the reporter and editor of the newspaper.He established the East Asian Secretariat of the Comintern here.Chen Duxiu,Yang Mingzhai,Yuan Zhenying and others met and worked with Voitinsky here.
Key words:No.177,Changzhi Road,Shanghai,Voitinsky,Shanghai Chronicle,East Asian Secretariat of the Comintern
(责任编辑:中和)
①《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②《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会上的讲话》,《解放》1939年第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