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协提供资助让作家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挂职”“体验生活”时，塞壬却悄悄地以黄红艳（原名）的身份证回到工厂。和我们起个笔名不大一样，黄红艳和塞壬代表着她的不同自我、不同身份、不同的社会认知。她站在命运的流水线中，塞壬这头是“我们”，那头是黄红艳“他们”，写作沟通着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和精神产品的提供者。
2009年，我结束了在广东九年的漂泊生涯，一个叫塞壬的写作者，她是这段匿名生活的终结者……我填写了一张东莞图书馆的入职表。但这次，我填写了真实的姓名、出生地、年龄以及最简洁干净的经历。我一笔一画地写着，饱蘸着力量，仿佛要把字刻在纸上一样，永不再改变。面对自身的真相，我竟然感到茫然，太陌生了，陌生到可疑。这得要追溯到多少年前啊，眼前定格在表格上的这个人——黄红艳，她已消失了多年。
是“黄红艳”培育了“塞壬”，没有黄红艳所提供的广阔的生活养料，就没有“塞壬的歌声”。黄红艳居住在塞壬身体里，不时地提醒她对明亮的散文新星的养育之恩，写作之夜，她们之间的交流格外明晰，甚至会吵起来。塞壬随时记录黄红艳的心声。书写让她脱离了漂泊不定的打工生活，在图书馆有了体面的工作，大量的闲暇时间使她可以跑步、喝茶、观察、读诗、思考、写作。她也感受到了现代病：安逸、富足、舒适，但不知道哪里不对劲，莫名的焦虑、无聊、提不起劲。现代病是另一种困扰。仿佛中，塞壬又听到了黄红艳的喊叫，要她从“我们”回到“他们”中间去。有如神启，塞壬抓到了救命稻草。
为抵御春光带来身体的慵懒，抵制富足对神经的销蚀，抵制她对黄红艳的淡忘和漠视，塞壬放弃惬意的香云纱长裙，放弃喝惯了的好茶，放弃刚刚收拾得贴心合意的家，换了低版本的手机，到流水线上过了一个“浸泡式夏令营”，重历生产商品的流水线，感受长时间、几乎不提供创造意义的工作对身体的压制。她以“匿名者”的身份扎扎实实地工作了一个月：穿便装，吃饭堂。住女工宿舍，不准刷屏，不准离开厂区……完全按一名真实女工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担心一
2020父亲节是几月几日隐匿者塞壬杨紫琼未婚夫
申霞艳（评论）
广东实力派作家研究·粤派批评.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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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峰咋了个月满了要交社保泄露身份对工人同事造成伤害才不得不辞职。
塞壬是在生活，不是在体验生活。她为黄红艳回到工厂，重温那远去的然而熟悉的打工生活。她永远也不能忘记写作的种子最初是怎样萌动，对于写作和生活的关系，千百种理论论述也不及她的回顾深切。她的诗、她的散文、她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生活的咀嚼，是对打工妹黄红艳的深情回馈。
我和黄红艳是真正的同龄人，不只是生理年龄，更是心理年龄。我们有差不多的俗气的姓名，有差不多的成长环境，最后都从内地来到广东生活。我熟悉她写的半边户、农转非、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术语的切实所指，也知道整整九年在珠江三角洲流离游荡的意味，我们也许搭过同样的长途汽车、绿皮火车、摩托车，呼吸过同样的灰尘，甚至同时站在珠江边无声感慨。同一种沉重、同一片孤独曾经笼罩过同样的我们。2017年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不同的是高考的绿通道让我搭上了南下的快车，拥有了工作的敲门砖，我不曾亲历过下岗以及此后延伸的一切：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出站的时刻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漫无目的地裹挟在天南海北的人流中；离开一座城市将出租屋里置办的简单家具变卖，得到一笔五味杂陈的残钞百感交集，又急忙将这沓散发多种油腻气息的零钱用掉；出租屋旁总是有没洗脸的土豆般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刚刚大打出手的夫妻或者未婚夫妻突然情欲勃发来不及关上门就抱在一起，保安和自己的妻子在仓库过夫妻生活被诬陷为嫖娼不得不接受高额……撕心裂肺的哭声，掩面而泣的泪水，一次接一次的别离，为生活忍辱、奔波、叹息，“2005年，我不停地游走在东莞的常平镇、寮步镇、厚街镇、虎门镇之间。两年之后，我将那一段经历用了一个‘飞’字描述，飞翔、飞奔……我说了飞奔，这风尘仆仆的表情，照见一个人的倦容，照见一个肉身的姿势。”（《在镇里飞》）九年中，她身旁经过千万双赶路的脚，她见过成千种面孔、上万种表情，鄙弃的、冷漠的、不屑的、嫌弃的，不一而足。得过多少奖、专家的肯定和读者的热情都不足以抵消积聚在体内的寒冷，她依然不由自主地将手指伸进口中用牙齿咬指甲，
经过这么多年安逸的日常生活的修复，她的身体依然一不留神就暴露内心的紧张。小时候过河，我心爱的凉鞋掉了一只，我就是这样对着河水将指甲咬得鲜血淋漓而浑然不觉。塞壬大概永远也不能与外部这个富饶的物质世界和解，她受过的伤、心灵的不安都烙印在身体深处，藏在这个咬指甲的举动中。
作为70后，我们不大容易忘记“独木桥”“天之骄子”这些已被打入冷宫的词。《消失》记述少女苦贞的凄苦命运，由于父亲去世，大学梦随之中断，如花的年纪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只有上大学才可以改变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规模扩招前，我们的大学录取比例一直没超过10%，也就是说还有90%的人无法踏入大学的门槛。打工成为这一代绝大部分人的选择，所以，打工文学的潮流会率先在打工者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出现。能否顺利地接受大学教育也是70后、80后作家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让我们来看看黄红艳的自述：“我的父亲是钢铁厂的工人，我的母亲和我们在农村，我们家就叫半边户……母亲们和她们的孩子都是农村户口，城市不属于她们。”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明白户籍制度的内涵，想想《人生》中的高加林老师的故事大约就明白了一半，再看看梁惠王的《户口簿》就全明白了，多少女性是为了户口将自己“卖”入城市的，多少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她们，可是她们除了身体这唯一随年龄增长不断贬值的资源外一无所有。
高考、户口、求职，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键词，今天依然。
就像阶层遗传，黄红艳也成了钢铁厂的工人，她甚至喜欢上了钢铁的气息，深深地依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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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凶猛的味道，准备像父亲一样在幽暗的车间中安度人生。时间走到了1998年，突然对毫无准备的黄红艳亮出了底牌，就这样被裹入下岗的大潮中。那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转身”，真正面对生活洪流的开始，“我从没料到在我决定离开的时候会那样难过，我从来不知道我对料场怀有这么深的情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恋爱就在匆匆忙忙的“献身”中夭折了，文学少女用小说的方式处理了自己的暗恋，将自己的初夜鲁莽地献给了暗恋的电工。她带着惆怅、释然和决绝离开家乡，开始她的成人生涯，迎接未知的摧残。九年的漂泊与风暴让她的写作“在广东与湖北之间游离与更迭”，最终孕育了她从黄红艳到塞壬的蜕变。
就像她在两个地方和两个姓名之间穿梭所带来的混乱感一样，塞壬很快就捕捉到打工者对城市微妙的向往、倔强的拒斥与艰难的认同，“篡改的名字，伪造的经历，被切割的时光，频繁的迁徙，生活的碎片被扔在各个城市的角落。”打工将打工者的人生切片、重整，他们得学习用不同的表情应对陌生的城市，他们得在困苦、磨难和拒绝中挺立，“九年的匿名流浪生涯顽癣一般地真实，它混乱、落魄、阴郁、压抑还有疯狂，被厄运追赶，在困境中沉浮”。“九年”不是一个浪漫的名词，是三千多天，是难以
计数的别离，是漫长的青春。塞壬将自己的散文集取名为《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沉默、坚硬，还有悲伤》，从这些晦暗而沉重的书名中，我们看到“改革开放”这个光明嘹亮如号角的词下面深不见底的根系。居无定所，奔跑、踟蹰、愤懑、惶惑，城市时而冷漠，时而亲切，时而摇晃，时而呼啸，最重要的是一切都是未知的，待定的，无从把握的。这样的视野，不会是一个客观、安稳的描述，而是火一样具有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各种矛盾的感情随时寻求爆发的缺口。
“隐匿”“下落不明”是塞壬作品中的高频词，由此她发现了打工者的根本性处境。我们只在逛超市、逛淘宝时看看某个品牌的标识，并不关心背后是什么工厂，更不容易想起在每个具体的商品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暗无天日的劳作。光鲜夺目的消费品连接着“我们”和“他们”，却也隔断了“我们”和“他们”。这就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谓的社会的“断裂”。塞壬的写作呈现了这种“断裂”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修复这种“断裂”，她站在命运的流水线上左顾右盼，观察时代的河流如何流经个人；看个人如何汇流为历史，审视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村庄曾经是观察社会的窗口，托尔斯泰说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工厂是构筑城市重要的细胞，书写乡村对乡土文学产生的意义就是工厂对都市文学所具有的意义。
城市化已经让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国亦然，我们的书写无法回避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以千万甚至亿计的人口离开乡村来到城市，他们有时从一个厂挪到另一个厂，有时“蜗居”在厂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工资被固定在流水线上。打工当然不自由，与高考高强度的“三点一线
”的生活形式没有差别，差别在于希望。用五千元工资将你一个月的时间牢牢地固定在车间，此外几乎不再提供希望，梦想只能在五千元内部展开。他们不知道何时能够攒够成亲的钱，买房就不谈了，养孩子的学费，养老的钱……钱像一个套子，把每个人套牢。他们盘算着，盘算着……很大年纪了，还是没能离开工厂。很多人一辈子就耗在工厂里。工业虽然对整个世界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好像没有作品歌颂工厂，从《包身工》《春风沉醉的夜晚》到当代打工作品里，工厂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青春，吞噬生命力。工人受尽了欺压却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组长？拉长？老板？似乎并不尽然。全球化已经使单个的工厂跟无尽的远方联系在一起。技术垄断？平台？对手隐匿了，我们仿佛囚徒，只能在现行的规则下为工资卖命。
比起靠天吃饭的农民、下黑矿的工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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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的工厂条件要好得多了，这就是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意义。我至今还依稀记得很多年前我责编过的散文《羊》，讲述因打针致傻的淑兰的故事，她那凄苦无告的命运总是让我们联想起萧红笔下无助的女性。在《消失》中，塞壬写下,“我看见了农民清澈如水的命运，那种深藏在丰收喜悦背后的悲伤：世代都无法改变的贫穷，靠天吃饭，像牛一样，有的只是原始的、体能的较量，终其一生，直到
老死。”她无数次慨叹湖北老家农民流水一样的命运。流水奠定了中国文学大半的风景，“逝者如斯夫”蜿蜒下来的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占据了文学的半壁江山。生命本质是时间，是变化，时间与流水具有同质性，流动乃是现代性的重要特点，塞壬携带着黄红艳的童年经验、家乡的钢铁工厂经验和颠沛流离的打工经验走在写作途中。相比而言，东莞的工厂曾像一把伞，为工人遮蔽风雨；也曾像灯塔，照亮过彷徨起夜的人；工厂为那些失去航向的人，为各种遭际的卑微生命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所在。所以工厂里总会汇集一批年轻的面孔，他们既担心自己微薄的工资无法支撑住漫长的人生，也担心自己离开工厂去创业容易走向歪门邪道。他们如履薄冰，害怕自己再也离不开工厂，害怕生命力在流水线上一点点地消逝。他们甚至不敢承担爱情。
但是工厂里积聚得更多的是那些极具忍耐力的中年，一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被独生子女政策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年轻一代的独生子女大多不乐意受苦，工厂根本无法招到数量足够的打工仔、打工妹；二是人到中年，经过了内心的挣扎搏斗期，他们像牛一样沉默、踏实、忍辱，心如止水，只计算自己每次加班的所得，比如七十元一个月的全勤奖，过了实习期的一千元奖金……组长、拉长这些“官员”即使用了各种言语侮辱下属，还是会努力去为员工的全勤奖想办法。当“我”迟到要失去全勤奖时，拉长主动为我出具开脱证明；当“我”决定辞职，按厂规不能要到这个月工资时，他们集体千方百计地去游说，最终为“我”这个隐匿者争取到了应得的工资。这就是工厂的“领导”，他们既会因为拥有“权力”而不遗余力地侮辱工人，但他们和工人是利益共同体，他们不会忘记工资乃工人打工的根本目的。
打工赚工资天经地义，至于“骂人”不过是语言的游戏，工人也学会让恶语像耳旁风，让侮辱随风而去。
在工厂，“我”是隐匿者；可是在城市，在南国的眼光下，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人全都是隐匿者，阳光照不到他们，城市五光十的消费生活中几乎没有他们的份额；就是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内部，他们也都是编号和代码，他们的姓名、个性、遭遇和人生故事一点都不重要。他们的手与商品连接在一起，他们就是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是机器的延伸、工厂的延伸。他们的吃、睡都是为了工厂的再生产。他们的声音消失在机器的轰隆声中，他们身上甚至弥漫着工厂的气味，他们已经被高度机器化了。他们隐匿了。
年代秀安七炫
一位通过写作改变了命运的作家，主动选择再度改变命运来成全写作，这对于很多职业作家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不能迷信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力的根应该植入生活的沃土。当年孙犁先生就特别强调过这一点。时代是瞬息万变的，要切实了解今天打工体的生活真相，并呈现四十年来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变化，塞壬更信任身临其境，对于写作，感受永远比知道更首要。
写作就是对我们从各种渠道知道的事物进行重绘和重述，将整体性进行分解，将单一的身份共同体变成鲜活的像，将各种数据恢复为具体可感的人物，将各种状态编织成故事……那些被编码代替的工人也重新活跃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那些口吐脏话的管理者也有温情的一面，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梦
想，也谈恋爱，也吃醋，不过他们更性情，会为爱大打出手，他们的小心思、小秘密跃然纸上，他们压抑不住的健旺的生命力溢出字里行间。这是塞壬通过一个月共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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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换来的，是真切的感受。我们也能感受到今天的她与打工者书写打工文学时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不同。
20世纪90年代，打工文学在珠江三角洲悄然兴起，打工文学的书写者因为腹有诗书，普遍有怀才不遇之感，而怀才不遇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普遍的，也是最容易引起读者共情的一种情绪。打工作家渴望改变命运，不能安于流水线。写作于他们既是才能的展现，更是建构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方式。珍珠般的才华使他们在打工的队伍里面显得卓尔不，他们似乎天赋责任要为打工者代言。这就使得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具有鲁迅时代乡土文学的性质，暗含着启蒙的意味，渴望揭示打工者被奴役的处境。自由，从来都是照进现实的光，是照进文学世界的光。但打工曾经对千万高考失利的农村青年所具有的解放意义，让他们进入城市，开启新生活所具有的意义也在打工文学中被压缩甚至被屏蔽了。
高考关闭了人生的窗户，打工开放了一扇新的门。毕竟，城市也是乡村的“诗和远方”，工资是对劳动
的抚慰，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世世代代的农民从不曾享受过每月得到工资的滋味，千千万万的农妇从未在默默无闻的付出中得到过半点赞赏。在乡村，我们见得多的是农妇挨打、被骂，喝农药、上吊……如今，工资让那些理所当然的劳动发出光芒，男尊女卑的秩序及其包括的一切都重新受到审视，“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句话在这一代的心灵中发出深沉的回响。工作给人的意义，给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亟待重估。
好听的草原歌曲大全我们被农业文明伦理浸润过深，重农抑商抑工的传统使我们含有深深的偏见。中国历朝历代所积累起来的渔樵哲学和山水诗意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审美方式，乡土对于我们集体无意识有着深刻的规约作用，迄今我们依然没能建立一种真正的现代视角来对待城市文学、打工文学。我们的评论对于当今时代和文学的急剧变化捉襟见肘。
塞壬曾谈到《西游记》中面对白骨精化装成的村姑，孙悟空一眼就看出来了，而唐僧的俗眼只能看见村姑。观音娘娘说孙悟空看到的是真相，而唐僧看到的是心相。我觉得心相正是作家们要处理的对象、要审慎思考的对象，“心之官则思”，比起思维使用的脑袋，心更多地黏附着情感功能，七情六欲非理性，多与心灵相关。“我手写我心”，一方面心相妨碍真相，另一方面心相建立想象、建立虚构的叙述世界。我们能看到很多自恋的作家在作品中尤其是在自传、访谈中自我美化。心理学家早就揭示过我们的自我认知往往高于社会对我们的普遍认知，也就是说想要更为客观地认识自己，最好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打折扣，越是乐观主义者需要打的折扣越大。我们的心相就是由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
建构起来的，我们还没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与之异质的部分。塞壬再度回到工厂去就是警惕着心相的欺骗，警惕着共情能力的削弱。当初急于以写作者的身份挣脱打工者的体，今天她要以重历打工生活来淘洗心相的种种遮蔽，她要摒除知识的偏见，直接去看见、感受和碰撞。
在大会的空隙，听她和同行谈论散文写作，她的身体不自控地激动、战栗、手指发抖、表情瞬息变化，这是她身体无法掩饰的部分。灼痛的火苗落在我眼里。痛苦的经验、孤独的经验、离散的经验，也是现代生活的经验，是对这些不可复制的经验的独特书写，缔造了塞任的散文王国。塞壬是看到生活的紊乱、黑暗、肮脏仍然热爱生活，她歌颂那种滚烫的生命力，带着罪与暗黑的生命之歌既有苦涩感，也有淡淡的回甘，复杂滋味浸透着每一个熟悉的词。
塞壬谈到她写作的一个观点——标新不立异。我十分赞同，消费社会过于追求标签化，标新立异几乎左右着大部分人、消费者、作家和读者的头脑，诸多求新变成了求怪、求丑、求病态，使大家丧失了稳定感。标新不立异是“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隔代知己。标新让人时刻睁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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