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的今天，实现中国梦，更不要忘记国耻。本文以抗战时期聊城女性同胞惨遭日军蹂躏血的事实，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侵略行径，唤醒生长在和平年代青年人的爱国意识。愿此文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创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聊城妇女的性侵犯
在2006年开展的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活动中，聊城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抗战时期有关日军对妇女性侵犯的史证资料，其中，有不少是新发现的资料。如1951年对日籍战犯罪行调查存档资料和近20年党史、文史等单位征集编纂出版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有一些当年驻聊日军战犯，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宽宏大量的感化教育，坦率地承认自己60年前对聊城妇女所犯下的罪行。施暴者的良心发现，对剖析抗战时期日军对聊城妇女性侵犯这一专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同时也弥补了受害人证言材料日趋减少的不足。
一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曾两次侵占鲁西北地区。第一次是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聊
城现辖区域内部分县城被日军侵占。第二次是自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至1945年8田源老婆月16日，鲁西北各县城和大部分农村相继被日军占领。日军在7年之久的野蛮统治中，除疯狂地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外，还惨无人道地和虐杀无辜女性，给无数家庭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
（一）荒诞的侵略“国策”
日军侵华期间，日本官兵妇女的暴行是比较普遍的。正如原驻阳谷日军小队长金子安次所说：“就像家常便饭......不的人反而遭人嘲笑，完全没有罪恶感”（星彻著《日本老兵忏悔录》第95页）。这也是当年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造成的。日军官兵信仰这样一种荒诞无耻的怪论，即日军上战场前若得到女人的抚慰，便会交好运，不会伤亡。所以，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就已配置随军。日军侵入中国领土，日本国内“举国战争狂热”，日本家庭加入战争体制，成立“妇人会”、“母亲会”、“主妇会”，努力将全国人口由七千万增至一个亿。日本女子尽早结婚，把生育5个孩子作为目标，并踊跃报名充当“从军看护妇”、“从军慰安妇”、“女子挺身队”和“满蒙开拓团”团员（吴广义著《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序言）。尽管许多单纯的女子后来发觉所从事的性服务职业与所期盼的报国方式大相径庭，但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只能委曲求全。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迅速膨胀，日本这项卑鄙可耻的侵略“国策”，已远远不适应其军队的需要。日军除继续在本国征集少量慰安妇外，更多的是用武力手段，不断从朝鲜半岛、台湾和中国东北以“从事看护和洗涤衣物”为名，强征和掳掠妇女投入军营，充当慰安妇，为官兵进行“性的安慰”，以鼓舞士气，为日本天皇的“圣战”效力卖命。
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对中国女性的摧残进入疯狂阶段。据《远东审判案》备有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记载，日本情报部长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到：“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有效的校正……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人为慰安妇，从精神上、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正是这些日本法西斯分子亵渎人类尊严的侵略“国策”，助长、放纵了日本兽兵的欲望，上演了一幕幕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人性的性犯罪暴行，致使无数中国妇女在国土沦丧之时，再蒙受丧失贞操乃至生命的多重灾难。
kkp什么意思（二）公开的性服务机构
日军侵入鲁西北后，集中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其一切抗日力量，
所到之处，极尽上演急欲占领的疯狂。日军司令官平田所部，1938年9月，攻打聊城西关、南关和东关，杀害聊城百姓34人。其中西关民妇郑氏、闫东喜被日军强暴后残忍杀害；1938年11月中旬，聊城城南土城村一民妇被日军追逐，落入包围圈被集体，抬回家之后，不久便死去。城区内年轻妇女不敢轻易出门，民主街33岁的妇女边丁氏，在贯街遭遇巡逻日军，被后杀。其他各县也屡屡发生日军官兵杀人的事件。
    日军为了防止性病在军中蔓延，同时也担心官兵军纪败坏，不利于对占领区的长期统治，开始在华北地区推行“治安肃正”，加强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从1939年春开始，日军在聊城、临清（其余县城无资料）两县分别设立 “妓院”和“慰安妇馆”等专门的性服务机构，有组织、有秩序地对柔弱的女性实施公开、集体的性侵犯。
  1.驻聊城县日军设立并管理的性服务机构。
    1939年春，驻聊日军在省城济南带来二三十名妇女，在聊城古楼东大街路北安乐巷设立一处妓院（即慰安妇馆），专供日军官兵消遣。不久，为方便服务，日军妓院迁址到日军
警备司令部附近古楼南火神庙街路北。该妓院的妇女，来聊之前在济南经过日军培训，其中有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东北（时称高丽人和臭糜子）人，当时市民谁也不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
    2.驻聊城县伪军设立并管理的性服务机构。
    日军妓院建立后，亲日派伪县长李翰章效仿主子，指使部卒也在安乐巷街设立两处妓院，名曰“花月书寓”和“长久书寓”，一方面鼓舞汉奸、特务以及伪政权有身份人物的“士气”，一方面借此搜刮不义之财。在此书寓提供性服务的妇女，身份同样不为世人所知。1940年，两书寓被迁往古楼南白衣堂街西头路北，靠近伪治安军驻地。
驻聊日伪军设立的妓院，分别由日军和伪政府管理使用和收取费用。这些职业没有人身自由，按规定每周进行一次妇科检查，为得是确保日伪军不被妇女病感染。平时，为适应日军奴化中国人政策的需要，每逢日军官兵出征归来时，们还要涂脂抹粉强颜欢笑列队欢迎。这些身心倍受摧残的女性，其悲惨遭遇和最后归宿，也成为聊城人民心中未解的谜团。
    3.驻临清日军设立并管理的性服务机构。
赵薇疑离婚交往富二代
    1939年春，驻临清日军在城内考棚街设一处“慰安妇馆”。开始是从朝鲜和中国东北带来的妇女，后来，日军借外出“扫荡”之机，不断抓捕本地妇女补充到慰安妇馆中。如贾庄张氏妇女在日军“扫荡”时被抓捕进“慰安妇馆”，受尽折磨，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逃脱。
  “慰安妇”的另一种方式，是日军在对占领区居民进行良民登记或“大扫荡”之时，抓捕年轻漂亮的妇女带入日军驻地，供日军宣泄兽欲。1940年，驻临清日军在城内车营街抓捕12名妇女，带到日军驻地“红部”（砖城里），供日军官兵、。这12名女同胞的下场如何，也无人知晓。
侵华日军在聊城、临清设立和管理的妓院和“慰安妇馆”，更确切的说应是“中心”。侵略者用武力征服战败国妇女的肉体，还美其名曰称“这些女人就算是对大日本皇军做出的友好贡献吧，我们军队的男人需要这样的贡献”(《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第516页)。日本侵略者这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日本国的奇耻大辱。
聊城日伪军设立的妓院和慰安妇馆，随着日军逐渐走向战败至1944年下半年开始衰落。
（三）残忍的方法和手段
    侵华日军对聊城妇女的性侵犯，从日寇铁蹄踏入鲁西北大地开始，直至日军投降撤退，贯穿了战争的始末。其间，没有因日军在长期占领地已设立性服务机构，而减轻日军官兵当地妇女的行为，相反，由于津贴收入和占领地条件所限，下层官兵以寻“花姑娘”为借口，或单独一人或三五成，手持武器肆无忌惮地对妇女实施，如遇反抗，则迫害升级。还有许多变态的淫虐狂，将妇女后杀死取乐，或挑婴（胎）儿“点天灯”，或强令男女村民，发泄对中国人民的仇恨。手无寸铁的妇女，有的不堪受辱，以死相拼，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有的被辱后投井、跳河、吸食或悬梁自尽；侥幸生存者，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苦度余生。
  1.不分场合，不论老幼尊卑，日军官兵随时随地进行性侵犯。
    日军侵占东阿城后，在街上将一名卖炸鱼的妇女致死。在三官庙西街，60余岁的吴大奶奶不理解日军要奸淫她的意图，好心给他们烧水解渴，却被日本兵投入锅内活活煮死。
    原堂邑县城内北街耶稣教堂本是神圣的净土，张贯本25岁的妻子在这里被日军致死。王明选70岁的妻子也在这里被致死。
    口袋妖怪白金临清县姜油坊村一个十余岁张姓女孩，在日军偷袭时藏入高粱秸垛，被日军搜出后，小女孩连羞带气后来双目失明。临清城关一名妇女遭日军，之后，该妇女吓得整天躲在砖石垛里不敢出来。
    原聊城伪县长李翰章无后，在济南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干女儿，她脸上长麻子，但打扮新潮，在聊城城里被日军紧追不放。李翰章又气又恼，求助于驻聊日军无济于事，只好向济南日军求救，干女儿才被放出来。这对卖国贼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1942年七八月份，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对朝城（今原莘县）东节村进行报复性“扫荡”。日伪军强逼民夫在炮楼院内挖了3个大坑，将抓捕来的200余名无辜众按男女分别关押。日军对坑内十几名年轻妇女大肆蹂躏后，强迫其与伪军成亲，不从者便用棍棒毒打，甚至活埋(聊城地委党史办编《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第57页)。另据东阿县调研报告所述，在日伪军每座据点、炮楼内，都有东阿妇女的血泪。
    馆陶县（今属冠县）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屡遭日军扫荡。1944年7月，一个30多岁的妇女抱着孩子藏入地窖，被“扫荡”的日军发现后，又以女八路嫌疑为由，母子二人被扔进水池中杀(公安部档案馆编《史证》第125页)。
    2.日军对非治安区妇女的疯狂虐杀。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华北军土肥原师团先头部队1000余人进犯观城县（今莘县），途中遇到国民党二十九军保安旅某团三营战士的伏击，遂恼羞成怒，对周围村庄未逃出的众进行无端残害。青年农民白六的妻子被十几个日本兵抓到麦秸垛前，其3廖景萱qq岁的儿子抱着妈妈的腿大哭，被日军连踹两脚，昏死过去。白六见状，赤手空拳与日军厮打起来，因寡不敌众被日活活刺死。在焦村，一名20余岁的妇女被日军扒光衣服捆在椅子上；该村十几名未跑出去的妇女都遭到（《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第39页）。
1938年3月，侵华日军土肥原部派联队司令大乌率近千人向原濮县进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濮县惨案。日军把躲进濮城北街德国天主教堂内的妇女后，又捆绑至东关张华斋院内，强迫她们躺倒，身上压上门板，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城西巩庄4个年轻妇女遭日军。城西北王刀村一青年妇女被日军扒光衣服，用刺刀逼着中国男子对其，日军围观取乐，然后再。该县在日军占领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被日军的妇女达四五百人（《史证》第krystal 权志龙67页）。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刚上任的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华北掀起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日本法西斯认为：中国男子是抗日主要力量，要杀；妇女要生孩子，也要杀；孩子长大就会成为抗日分子，更要杀。这种丧失人性的杀人理论，成为当时造就合格日本军人的标准，由日军指挥官公开训导士兵，士兵在无数次侵略行动中实践、锻炼，个个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最凶恨的刽子手。此时期，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奏效，卖国投敌的伪、顽、会、匪为虎作伥，趁机祸害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