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
王选1952年生于上海，他父亲是义乌市江湾崇山村人。王选曾作为上海市知青，到崇山村劳动。后在故乡父老乡亲的帮助下，考入原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又回到义乌，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王选的同事们说，王选是一个心情开朗、工作很负责的老师。1987年去日本留学。王选说：“1995年8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报纸上还提到了两个到崇山村调查的日本人的名字。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就跟他们联系。在电话里，我说我是崇山村的子孙，我要参加他们的调查活动。我说这是我的义务，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他们说要来见我，谈一谈。我到车站去接他们，我看到他们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文化，拼命了解日本社会。我觉得到了全部意义。”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她决心用自己的肩膀担起伸张民族道义的重担。从此，王选
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和上诉“二战”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上诉的历程，她与细菌战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与日本政府不屈不挠的较量，抗争，使她成为一个在民间颇有号召力的传奇式的英雄女性。
媒体和美国作家对王选的描述
为自己代言 关于王选，媒体曾最形象地描述过她。
一个中国记者这样描写王选：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70岁的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和日本间来回折腾打官司的中国女人；一位精通英语、日语且不图任何报酬而与日本政府较劲打官司的中国女人；一位让BBC年轻漂亮干练的女制片人流下眼泪的中国女人……2000年，美国人谢尔顿·哈里斯在其《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的中文版谢辞中写道：“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王选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我和我妻子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和尊敬。”
“感动中国——2002年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由中国人收视率最高的中央电视台举办，活动以“感动中国”为评选主题。对于参评人物，评委会有着严格标准：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我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评选对象身份各异，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但他们共同的特质是：震憾人心的人格力量。”
河北旅游必去十大景点排名 以细菌战受害者家属身份带领180位原告向日本政府提起跨国索赔诉讼，“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原告团团长王选，正是以这种“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而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感动中国——2002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高中教师工作总结 此前，经公众投票评选，王选已被评为《南方周末》2002年度人物。央视“年度人物”由评委会推选及公众投票的形式产生，与王选一起入选的其他年度人物，还有大名鼎鼎的篮球运动员姚明等。
2003年1月24日，王选赴北京出席了领奖仪式。评委会对她的评价甚高，说“王选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属于全人类。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担起了民族道义。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并不在于他的学问、知识有多少，而在于他的良心，是否在帮助受苦受难的
中国同胞寻求一种理性的秩序……”
日本政府“认罪”拒赔、受害者发誓“抗战”到底
这是一场跨越了两个世纪、原告人数180名、开庭累计27次、索赔金额达18亿日元的诉讼案。本案判决结果将验证日本(涉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方机构)能否正视并检讨侵华战争罪行，同时对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索赔的后续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王选说：“我根本就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自己的利益不去争，还要坐在那里袖手旁观麻木不仁，如果这样只能说明我们落后。一是没有眼光，二是没有能力。”他还说：“本诉讼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在于一普通的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学习如何提出自己的主张，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国家允许我们这么去做，我们不想有任何政府的背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靠我们自己去做。”
这是一场“老年人的官司”：多数中国原告都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而且不少人目不识丁、生活困难；志愿服务的日本律师虽德高望重，也大多步入晚年；原告团团长王选以其坚毅的人格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却也是“知天命”的年纪。但他们给自己选择的角却绝非弱
者，他们要用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光阴去同世界上最顽固的政府打一场官司，为的是已经远去的历史和不能忘记的苦难。对他们来说，历时5年、开庭27次的一审只是一个开始。
2002年8月27日，持续5年之久的侵华日年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一审判决，将在东京地方法院宣布。
在这一诉讼案中，原告指出的被告(日本政府)所犯违法行为有3个类型：
一、被告在侵略战争中在中国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造成无数中国人民的伤亡；
二、在战败时及战败后，被告彻底地隐藏了日本在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其行为造成了受害者对被告的各种要求难以实现，进而加剧了受害者的精神痛苦；
如何区分上下联 三、战后，日本在细菌战事实得到证实以后，仍然不实施立法，以弥补被告给受害者带来的损失，其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的精神痛苦。
原告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向全体原告谢罪，并且赔偿每位原告1000万日元。
下午1时30分，法庭准时开庭宣判。
审判长岩田好二在宣判中首先认定日本731部队等在中国发动细菌战并杀害无数中国人民的事实。这是战后日本首次通过法律形式认定其“细菌战”罪行。岩田好二承认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是非人道的，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害是非惨而严重的。岩田同时承认，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国际条约的，但侵华日军“731部队等接受陆军中央的指令，在实战中使用了细菌武器，使许多居民感染鼠疫或而死亡”。他说，从1940年到1942年期间，“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浙江省和湖南省把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混在粮食中空投到居民中，在食物中混入菌等，杀害了无数的军民。
但是判决驳回了180名中国原告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的谢罪和赔偿损失的要求。
岩田说，“战争受害者个人不能向加害的国家要求赔偿损失”，“战前国家即使行使了违法的公权，她不负其责任”。
在整整5年的诉讼过程中，共有31名中国原告在日本法庭上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以自己的调查结果，控诉了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残罪罪行。同时有历史学家、细菌学专家和原“731”部队的老兵筱冢良雄、松本正上田信、吉见义明、夏莉莉、中村明子、松村高夫、近藤昭二等日本友人挺身而出，为中国原告到法庭上作证，更有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
鬼束忠则等日本律师全力以赴地为中国原告辩护。
庭审结果一经宣布，立刻引起在场原告方的愤怒。当天傍晚，原告团和日本各声援团体在东京田桥举行判决报告集会，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等分别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要求日本司法当局主持正义，要求被告日本政府不要一味地隐瞒历史事实，逃避战争罪责，向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中国受害者已提出上诉。王选说：“我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从来没有。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很简单，一件事情总要从头到尾。”
王选：正在进行二审上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2003年5月20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接受王选等代表的原告团上诉要进行二审首次开庭。为了作好二审上诉，王选到浙江金华市、衢州市等地开展新一轮的调查。她呼吁学长和校友们给予支持。她不是富翁，为了打官司生活拮据，有限的捐款总是挤着花；她不是任何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头衔只有一个沉重的“原告团团长”。她说她需要帮助，需要“有热情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掌握法律、历史知识、计算机技能，会写作或者会一些外语的年轻人”的帮助，因为有很多事情做不完，时间越来越紧。庭可以一次又一次开，败诉了还
可以再上诉，但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历经5年的官司，10％的原告已经去世。
也许真的如她说的那样，她只是个普通人，爱国但又不说什么大道理，只想让老迈的乡亲得到日本的实实在在的认罪和实实在在的赔偿。她惟一不普通的地方在于她是个行动者，而非谈话者。
5月20日上午11时，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按预定时间宣布开庭后，原告方这一诉讼案开始陈述。
在法庭上，王选代表180名中国原告严正指出，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但不判定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对于这个荒唐的判决，中国原告的心在流血，有正义感的人们无不为之愤怒。
王选说，在二审之际，就是要伸张原告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从而维护全人类的尊严；致力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细菌战的罪恶，从而维护全人类的正义；致力于揭露侵略战争和细菌战的残酷，从而维护全人类的和平。
当天中午12时，法庭宣布休庭。来自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原告声援团约一百人冒雨从东京高等法院大门口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手举的巨大横幅用中日两国文字写道：“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正视历史，坚持正义，呼吁和平!”“要和平，不要战争，只有尊重历史，才有真正的和平!”180名中国原告代表王选、何英珍、李锡林与原告方日本人律师团一濑敬一郎等律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们不断振臂高呼：“日军细菌战杀害我同胞的罪行必须清算!”“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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