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升级新可能——基于《功夫熊猫》《花木兰》等案例的讨论
刘滢 张毓强
讨论人：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肖珺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刘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盛阳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
传播理论体系源自二战后西方学者逐步建立的学术框架，在面对“新全球化”的新变化时需要补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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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交流和对话中产生的文化转型和变异可定义为“转”（trans）。“转文化”试图
从“去本质主义”的立场进入文化生产内部，重新发现在政治经济体系、物质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文化传播主体间的权力转化关系。立足于“转文化传播”的理念，只有将文化产品深刻嵌入到在地文
化的语境和需求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对话与交融。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转文化传播 国际传播 中华文化“走出去”
2020年，美国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的真人版《花木兰》电影在全球热映，该片根据迪士尼1998年出品的同名动画片改编，除了演员是中国人，编剧和导演都是外国人。近几年一
直广受欢迎的《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与之类似，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元素，却
由外国编辑和导演创作。
既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全球本土化”概念在解释这一新的“文化杂糅”现象时明显乏力，因为它并非是大型跨国传媒集团针对全球各地市场对自有文化进行的本土化适应和改
造，与此前的“迪士尼化”“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有本质不同。究其实质，是对本土文化的
一种重构和再造。
那么从全球文化传播、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视角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而以此为思考基点，既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存在哪些局限？我们是否可以进行“转文化传播”，也就是
说，通过媒体对文化的“增稠”或“稀释”，使不同文化中的主体及不同文化体系得以交流和互
鉴，从而形成一种超越疆域的融合文化或第三文化，这一理路是否可以作为理解这一现象的
基础在新全球化时代和新传播生态环境下，强调从“跨”到“转”是否可以为中华文化“走出
去”开辟一条全新路径？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
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增稠、稀释与杂糅
史安斌：这些媒体文本中的“文化杂糅”是非常明显的。从生产者的角度而言，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这些媒体文本的生产者更倾向于寻能够跨越单一文化语境的素材，以便实现它在不同市场的落地；从
消费者的角度而言，他们也更倾向于消费具有更明显文化接近性的媒介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语境下的媒介文化生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加深入的“文化杂糅”。特别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使得传统意义上因为技术和地缘区隔开来的本土文化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土壤。数字媒体时代的媒介文化必然是杂糅的。
在“文化杂糅”的过程中，文化的稀释与增稠是不可避免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文化杂糅”中谁被稀释了，谁被增稠了。例如，一些对《花木兰》的批评就很清晰地指出，好莱坞借用“木兰”这个文化符号的创作完全抽空了这个角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以家国情怀为代表的精神内核。类似的批评也见诸前些年对《功夫熊猫》的评论中。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留意的是，在文化符号的借用之外，所谓的“文化杂糅”是否掩盖着一种新的文化霸权或不平等，这不应该是被“文化杂糅”这个概念本身所掩盖的。
肖珺：《功夫熊猫》《花木兰》《流浪地球》在全球市场引发了一些文化讨论，但不同国家的票房数据和引发的争议点却不尽相同。这表明，虽然和他们类似的国际文化传播产品是商业化的“文化杂糅”产物，但作为个体的观众和作为地方的本土接受却千差万别。这提醒我们，跨文化传播需要关注的核心是文化的人和人的文化，作为自我的人在差异化感知、文化间接受和选择性转化中通过对他者的理解实现自我的跨文化选择和意义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的稀释和增稠或许都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效果，也是一种动态的跨文化调校。
究竟是从开放、包容和创新的角度理解原生文化的全球性商业再造，还是从地域、民族和语言的边界中捍卫稳定一致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由于经济强势的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对于全球市场中流通的文化商品的讨论中，网络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以及新媒体的语境下，文化的融合呈现出一种新形式，文化不再是单一的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更多地体现为双方互相容纳吸收的一种博弈过程。
刘滢：由于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化的推进，如今，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的媒体文化产品中，“文化杂糅”已经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其实是跨国传媒集团“全球本土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此前文化产品在全球推广，往往是为适应不同市场而进行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改造，比如使用本土语言，增加一些本土元素等，但其核心内容体现的仍是生产者所代表的文化，具有较为明显的文化辨识度。而新阶段的“文化杂糅”则从文化产品生产的初始就将不同文化混杂在一起，生产者与消费者所代表的文化在呈现出来的文化产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样态。
从文化的国际传播角度来看，这种杂糅的过程使有的文化被增稠，有的文化被稀释。也就是说，杂糅的结果可能会使某一种文化的内核凸显，同时使另一种文化的内核凹隐。或者说，有利于某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的国际传播，不利于另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的国际传播。以《功夫熊猫》和《花木兰》为例，中国功夫、花木兰等中华文化符号借助这些电影的流行在国际上似乎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这
华汉是谁些符号背后的精神和内涵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却不太一致或者相去甚远，相反，西方文化的一些特征却透过中华文化的外衣凸显出来。
盛阳：如果我们承认媒介全球化是一个事实，“文化杂糅”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文化建构的基本样态。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功夫熊猫》《花木兰》《流浪地球》等影视作品在媒介技术实践中出现的跨区域、跨体系、跨主体融合互补，技术融合转型也带来了画面呈现和视觉效果上质的升级，但在对文本的人文精神发掘与媒介化呈现上，以上述电影为代表的当代媒体和影视作品大多仍没有摆脱对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知识想象。例如，《花木兰》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叙事中木兰只有在“花大哥”这一男性身份下才能展现其个人价值的情节设定，讲述了木兰以女性身份征战沙场的创新故事，但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例如福建土楼——的
视觉呈现和历史架空，仍然没有跳出“媒介东方主义”塑造东方奇观的刻板印象。在这个意义上，《花木兰》固然打破了以男性权威界定女性成就的思维定势，体现了对男女平等这一传统叙事的文化增稠和话语创新，但在打通东西二元论的文化表达方面仍存在有待强化之处。如果说二元论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重组，如何顺势而为，突破“东方=特殊主义”“西方=普遍主义”等文化本质主义认知，重构主体文化动态的媒介表达，可以期待成为下一阶段跨文化传播新的着力点。
跨文化传播：理论局限与解释困境
史安斌：“新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典型变化体现在文化格局和传播技术两个层面。在文化格局层面，传统西强东弱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我们正在经历达雅·屠苏所描述的“他国崛起”（rise of the rest）的全球传播格局。在传播技术层面，西方在历史上传统媒体技术和内容上的垄断正在被互联网的发展所消解，互联网对来自世界不同地方民众的赋权正在改变着西方主导的媒介文化生产格局。
蓝盈莹个人资料在这样的语境下，既有的跨文化传播面临理论解释层面的困境。它所强调的“文化的异质性”，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无法解释当前基于数字媒体的媒介文化再生产过程，特别是各类数字模因（meme）在不同文化圈层中反复被改造和再传播的过程；它所暗含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和吸纳的特征，也不适应当前“他国崛起”语境下全球文化格局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来重新解释国际格局和媒介技术变化条件下的跨文化传播。
肖珺：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新全球化”（neo-globalization）是自“英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之后的新发展阶段，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两种思潮博弈中拓展的一种新的文化交往观念。变局之变在于挑战，甚至是改写“麦当劳式”的美式内核的全球文化格局，对其特征的总结在于我们对人类社会实践自身重大转型的认知，但坦白说，全球研究者目前做得都还不充分。既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源自二战后西方学者逐步建立的学术框架，其通过建立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确立了西方视角的跨文化传播阐释系统，对现实问题有一定解释力。但在面对“新全球化”的新变化时就显现其不足，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需要补充和修正。
一是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明显不足。作为信息传播技术(ICT)的新媒体正在通过文化完成自身的转型，文化及文化间意义的生成与流动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对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间流动的观察、分析和提炼还明显不足，采用既有理论难以充分解释当下的文化争论。
二是全球连通的结构性重塑过程尚需挖掘。关于数字文化和文化间流动的分析更多地集中在个案内容、话语、符号等，但缺乏对全球连通后的结构性力量的深描，特别是重塑过程的解构。数字传播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带来时间、空间和结构作为权力的整体变迁，个体间、组织间、民族间、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对全球联通后的跨文化交往关系的阐释应成为重点。
三是面向跨文化冲突探索中国智慧的研究仍然匮乏。“新全球化”主张拓展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传播体系的新路径。
刘滢：如果说在“英式全球化”和“美式全球化”时代，全球文化与信息主要是由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核心国家向其他边缘国家流动，那么，在“新全球化时代”，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内容的多向流动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一现象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也许西方发达国家信息的主导性流动尚不能被颠覆，但是文化杂交、融合、变迁现象的增加愈来愈使全球文化的传播朝着更为平衡的理想状态发展。然而，比起“文化变迁”，既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更强调“文化稳定”，特别是稳定的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传播；比起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更强调差异性，特别是如何解决因
为差异而导致的传播不畅；比起“文化融合”，更强调“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依附”，特别是其中的权力关系。这些重点的确定是基于传统媒体语境下的全球文化传播特征，在以多向流动、文化杂糅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需要新的理论体系来阐释数字媒体语境下层出不穷、突破传统文化边界的新现象。
盛阳：我们认为，“新全球化时代”这一提法本身就包含了对全球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体认，其中“新”和“全球化”的表述，分别体现了对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变与不变的双重认知。不变的是全球化作为总体进程的历史延续性，变的是社会组织和文化建构方式存在创新的可能。全
球化不仅是社会化生产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历史产物，对此我们甚至可以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文本中到先哲对“世界文学”这一文化全球化状态的历史性预言，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看到社会文化建构新的可能。
世界各地都在信息与文化的共时性流动中不断发展和重构。中国抗疫期间的组织动员和信息传播创新不但离不开信息技术升级和全球文化交融的前提，反之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体的文化融合与转型再造是新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这有别于既有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对“文化间主体”（intercultural subjects）的本质主义和文化等级建构。如何立足实践，基于原有的跨文化传播对社会主体的理论识别，突破文化本质主义的理论想象并
名人的小故事建构动态的阐释框架，一方面对传播学者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新全球化时代识别全球社会和文化创新、重构传播实践的必由之路。
“转文化传播”：融合文化的再审视
史安斌：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这一概念的核心“跨”（cross）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以数字媒体为平台的全球文化交融互动及其在不断借鉴和改造中流动的复杂性。我们把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交流和对话中产生的文化转型和变异定义为“转”（trans）。在转文化传播的时代，我们很难用单一的国家或地区文化作为“标签”来指认某种单个的文化现象，这需要学术界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新全球化时代”媒介文化传播当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趋势。
在这里，“转文化”不再把“转型”或“变异”视作文化主体自发的行为表象，而是试图从“去本质主义”的立场进入文化生产内部，重新发现在政治经济体系、物质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文化传播主体间的权力转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转文化的本质是跳出了国际传播时代“主体-他者”“西方-他国”二元对立的框架，重新审视不同文化体系在交流互动中形成具有融合意义的第三文化的一种解释框架。这一概念的提出，根本目的在于将研究的视野从传统的跨文化传播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解放出来，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在国际格局和传播技术变迁的语境下文化跨国流动的本质特征。
肖珺：肯定地说，形成一种超越疆域的融合文化或第三文化是可能的，人类传播的实践已经给出了答
案。即便在互联网平台深度介入人类的生活世界之前，人们通过第三语言空间（比如母语分别为中文、日语的交流双方，采用英语进行交流），也可以产生“超文化第三空间”（Transcultural third Space），进而实现主体间性的对话和对本土文化的重新建构。我赞同“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表述，之前我们也使用过“超文化传播”等表述以区别于“跨文化传播”。学者们之所以要区别“跨”，正是因为人类文化间传播不断出现新的实践路径和认知理念。当然，我们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既有本土文化进行重构的尝试，外来文化的知识、理念、价值观等通过碎片的、局部的，甚至整体的方式都对我们加以影响。赵汀阳曾借用莱布尼兹“共可能性”的概念阐释“跨文化”，他认为跨文化会发展为一个“共可能性”文化循环的过程，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的对外循环模式”，“将他者内化吸收，并最终融合成为自己一部分的过程”。据此，他认为“当代的中国已经因为部分地内化了西方文化而变成了一个混合型的跨文化国家”。其实，深陷全球化中的任何一个传播主体都在经历“转文化传播”，我们通过跨文化地“与他人共在”实现超越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
刘滢：随着不同文化之间交流频次的增加和程度的加深，融合文化或第三文化逐渐形成。这种类型的文化不同于单一文化对其他文化的适应和调整，而是两种或多种文化混杂、融合在一起，彼此密不可分。当我们接触到这种新型文化时，会觉得它似曾相识又迥异于熟悉的文化，它包含了多种文化元素又将它们内化于一体，它既是民族的又是异域的，它是新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是数字传播技术的产物。行风评议工作总结
“转文化传播”较好地概括了这一“文化杂糅”的过程。“跨文化”强调的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然而，融合文化或第三文化打破了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清晰界限。既然界限模糊了，那就无从去“跨”。“转文化”则强调转化、转变、转型，较好地提炼了不同文化交融、互动、变异过程的实质，即文化的再生产。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虚拟社区，“转文化传播”概念的适用性尤为突出，可用于解释“模因”的形成和扩散。
盛阳：跨文化主体之间基于对话沟通，建构超越疆域的融合文化和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传播学自诞生以
来就抱持的理论愿景和实践期待。但另一方面，历史和理论发展史中反复出现的包括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在内的国际传播博弈，以及“文化领导权”“文化帝国主义”等跨文化传播领域诸多的经典论述都在不断提醒我们，对文化主体建构的思考离不开对文化政治、民族国家等全球化时代现代性基本问题的追问。
因此，建构新的主体文化想象，首先就要界定全球传播秩序中的主体构成。这需要我们将文化传播重新纳入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全球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等历史、总体和基础性的框架中分析，从而清晰地界定主体在文化创造方面的政治能动性。其次，要超越既有理论对主体多元性的静态想象：文化不仅是一种静态的主体，更是不断互构转型的历史过程，多元文化主体间积极的传播实践也从来不是“独自美好”，而是“互通共荣”。
鉴于“转文化”这一表述在语义上比“跨文化”更强调“转型”“超越”等动态、社会化的历史过程，用“转文化传播”概念重构融合文化的主体建构这一历史命题，不仅是更加贴合历史逻辑的理论表达，在实践指导意义上也更具有现实感和建设性。
将中华文化嵌入在地语境
史安斌：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实践层面尚未能充分吸收转文化传播的理念，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对话的意识。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源于中国而为他人所用”的特质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文化“走出去”的实际需求。立足于转文化传播的理念，只有将文化产品深刻嵌入到在地文化的语境和需求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不论是中国媒体文化走向海外还是海外媒体文化进入中国，在转文化传播时代都必然经历一个“文化杂糅”转型的过程，只有实现这种超越传统媒体时代“本土化”进程的转文化过程，才有可能实现文化产品真正意义上的落地与传播。
肖珺：中华文化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的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是构成中华文化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重要内容。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广义而言，包括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个重要维度；狭义而言，特指精神文化的“文化”，常与“政治”“经济”并列使用。一般来说，我们从广义文化的视域界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分期勾勒中华文化历史。由此，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如何清晰地界定中华文化如何劳务合同样本
言说中华文化？进而建构立足中国、具有中国特的跨文化传播路径和理念。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单波曾修正“以中国作为方法”的结论，提出理性的对外报道是“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与目的”，这一结论展现跨文化传播认知范式转移的可能性。跨文化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需要从中国出发，在与世界的对话和互动中构建新型跨文化交往关系。
刘滢：中华文化“走出去”目前采取的主要策略仍然是通过各种产品形态和渠道平台进行“以我为主”的推广，基本思路是跨越文化之间的界限，实现广泛传播与落地。尽管与时俱进地运用了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和传播平台，但是，传统媒体时代的思维方式仍然禁锢着实践的步伐。如果将“转文化传播”理念运用于指导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不局限于单一中华文化的独自“走出去”，尝试与当地文化杂糅、融合、对话、互动，将使中华文化更具有亲切感、贴近性和感染力，甚至可以创造性地转变中华文化的样貌和形态，将其精神内核融入当地文化，制作当地人喜闻乐见的融合文化产品。
盛阳：如果说“转文化传播”的总体设想是超越美式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那么对文化行动主体给予充分“赋权”“赋能”，推动主体间的平等交流与均衡传播就是“去中心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知识建构的角度看，中华文化“走出去”本身就是转文化传播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最好的实现方式。因此，“转文化传播”理论对国际传播实践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对象国、对象体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建构，也要充分挖掘、反思自身的文化转型以及全球层面的文化流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和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8JZD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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