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明星的“健美”表演研究（1931-1937）
作者：鄢佩
来源：《美与时代·下》2020年第10期
摘 要：国内外对影星考察较早，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评论者已经关注到银幕表演的技巧，并涉及手势、身姿以及脸部表情对内心感情的表达。直到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1979年发表开创性的明星学研究专著《Star》，就为“明星研究”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方向，明星研究才成为一门严谨的学术研究。30年代初期，“健美”审美成为一种大众趋向，和中国古典美学崇尚的“林黛玉式”的病态美截然不同，“健美”审美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表演风格和银幕形象的塑造，“健美”影星“自然”的表演風格和塑造的“进步青年”银幕形象不仅迎合了当时民众的观影心理，而且在“左翼”团体、政治斗争和商业生存的艰难环境下取得微妙的平衡，最终“健美”女性成为“新女性”的代表。
关键词：民国;电影明星;“健美”表演
何为“健美”？“健美”本意为身体健康、体型优美，在现代社会的认识里“健美”引申为一种
体育运动。不论语义本身存在何种内涵，其立足的基础都在于身体，身体成为一种凝视的景观，在身体影像的凝视与被凝视中赋予身体多重涵义。20世纪30年代“健美”审美成为一种新的趋向，在电影界，以往的“肉感”明星被“健美”明星所取代。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其一，“健美”审美是什么？它在30年代兴起的话语背景是什么？其二，“健美”审美对银幕表演风格的影响以及银幕角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20世纪30年代的“健美”审美趋向
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电影影像中，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把握“健美”审美趋向的发生。就“健美”审美的启蒙话语来看，诚如当时观众所感叹的国内明星大部分“都是杨柳腰，铜丝颈，弦子腿吧！”[1]女性像生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一般，供观众欣赏把玩。因此，一方面，“健美”审美的转向毫无意外地成为女性一种关于“健康”审美的启蒙观念;另一方面，从性别与国族的角度来看，当代学者曾有过这样的类比，中国近代民族衰落与男性阳刚之气的缺乏象征着“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2]。这种观察不无道理，当时西方电影中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卑鄙猥琐”，进步人士对外国电影中塑造的中国人形象早有不满。以洪深“不怕死”事件为标志，当局加强了外国影片中国人形象塑造的电影审查，而随着社会矛盾愈发尖
锐，尤其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左翼”电影人进入之后开创的“身体-国家-革命”的左翼“健美”影像逐渐成为时代主流。
（一）“健美”审美的启蒙话语
从发生学来看，20世纪30年代“健美”审美的出现本身具有强烈的启蒙性质。首先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1927年，《中国电影杂志》就曾宣传好莱坞的“健美”明星，杂志刊登健美明星照片多幅，这些照片通过运动的形式“合法”地展示身体，并且传达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观念。反观当时国内大红的电影明星如阮玲玉、胡蝶等人塑造的中国传统女性人物则是“林黛玉式”的病态形象，从而激起当时的各大报刊如《玲珑》《良友》《电影月刊》等都积极号召女性“希望姊妹们从此努力宣传健康美”[3]，而对“健美”的追求首先就需要摈弃以往的审美观念。因而在女性影像的塑造上，30年代初期就涌现出一批以周璇、王人美、金焰、白杨、黎莉莉为代表的健美女星，她们的表演方式及对其的评价与以往已经有了较大不同。
早期女性的身体展示大致经历两个阶段。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女性不能抛头露面。1913年黎民伟拍摄的《庄子试妻》由闫姗姗扮演的侍女一角使他成为
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中国第一代女演员如王汉伦、杨耐梅等人则因坚持拍戏，不得不与家庭决裂。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女明星的收入虽然有所提升，但是仍然受到道德谴责，认为她们和“娼妓”一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对身体的展示。“身体”展示在当时引发的讨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社会风化，长期以来儒家“礼”的教义，使身体的公共展示成为一种“淫秽”的象征;另一方面，电影的商业属性又促使投机分子迎合小市民的低俗心理，女性身体成为被剥削和凝视的对象。而“肉感”在其中则扮演了重要的商业标签的功能。在1927年但杜宇拍摄的《盘丝洞》大获成功后，“肉感”一词便直接用于表现女演员身体裸露的描写。现存《盘丝洞》的剧照中有一张殷明珠身穿肚兜、含羞带笑、举止优雅的剧照，颇具有“肉感”审美的一些特征，比如《北洋画报》便以《FF真不愧为FF》对殷明珠进行讥讽[4]。
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社会中虽然不断有声音呼吁“妇女解放”，鼓励女性独立，电影为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提供一种途径，但是社会并不提倡女性登上银幕，在“文明戏”演出中，官方就禁止女性登台表演。殷明珠是较早几位打破传统禁忌的女性演员之一，其后也因各种原因主动息影，这是传统女性在迈向现代性的进程中所做的突破与妥协。回望1921年，因为在《海誓》中的表演，殷明珠通常被认为是“国产爱情片中第一位女主角”或“
中国影坛走红的第一位女明星”[5]。其实殷明珠更被人熟知的是“FF（Foreign Fashion）女士”（西洋时髦）的称谓，因为她不拘一格的生活作风“洋气十足”[6]，并且开汽车、爱运动，是十里洋场出名的交际花。
早期电影女明星的“肉感”气质和“摩登”气质相互交织，在争议浪潮中率先打破女性身体展示的传统禁忌，直到20世纪30年代，女星身体“肉感”审美逐渐由“健美”审美所替代。就“健美”和“肉感”所代表的含义来看，二者是比较模糊的，“肉感”明星和“健美”明星都不吝身体尤其是“大腿”的展示。初期的“健美”影星几乎全部来自明月歌舞社的舞台明星。明月歌舞社由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创立，但是当时他被称为“黄歌曲大王”，该社拥有王人美等四大天王（薛玲仙、王人美﹑黎莉莉及胡笳），她们的歌舞表演在当时饱受争议，如1932年和王人美正在谈恋爱的金焰也曾当面骂她是“卖大腿的”[7]。此外，“肉感”明星和“健美”明星都极力鼓吹自由恋爱和女性权利，“健美”女星黎莉莉、王人美、周璇等人初期在联华公司拍摄的《野玫瑰》《渔光曲》《野草闲花》等一系列就是浪漫爱情影片。在生活方式上，“肉感”明星和“健美”明星热爱骑马、泅水、开汽车等现代娱乐方式，伴随着热闹的交际花边新闻，明星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所以，从“肉感”明星和“健美”明星的形象塑造来看，二者的文化功用是一致的，它们分别扮演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现代性”的想象，女明星的身体、服装、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通过电影、大众媒介的传播重新塑造了上海的都市流行文化。但是“肉感”明星和“健美”明星所代表的“摩登女性”形象并不一致，正如1933年《玲珑》杂志所刊发的《健全的体态美》一文所概括的，“健美”的“摩登”女性刻意淡化了西方女星性感妩媚的一面，而将着力点完全放在体育装备与健硕体格上。“性感妩媚”和“健全的体态”也是二者的区别，但“健美”女星取代“肉感”明星更大的原因在于所塑造银幕形象的“进步性”。
（二）“健美”审美的“进步”话语陈昱霖个人资料简介
20世纪20年代以来，进步人士已经开始不满西方电影中的“辱华情节”和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塑造，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侵略。1922年3月息影后的殷明珠在《快活》杂志上发表她的《中国影戏谈》一文，言及当时拍《海誓》的情境，言谈之间双方“颇不满意于泰西影戏之摹仿东方人行为”。通常在西方拍摄的一些电影中，中国男性抽烟片、偷盗、，无恶不作，中国女性则是典型的“黄柳霜”式的东方女性。黄柳霜，祖籍广东，是第一位在好莱坞留名的中国女性，曾出演过《红灯笼》《巴格达窃贼》《上海快车》《大地》
三级寒潮预警是第几级李静 戴军等多部好莱坞影片。作为一名风靡欧美的中国人，国内的《良友》《生活》周刊对她曾持续报道，赞赏其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成就，但是她所塑造的“中国娃娃”形象，“艳丽暴露而软弱”，让华人形象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被国内舆论抵制和谴责也成为常态。
黄柳霜多次回国活动，与影星胡蝶等名人交际，并公开强调“我是中国人”，但并没有得到国内舆论的谅解。1933年在《现代电影》的报道里，黄柳霜的照片仍被命名为“好莱坞的汉奸：失了国魂的女儿”和“十九世纪的卖国贼”[8]。正如早期进步人士但杜宇和殷明珠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电影“丑态传遍世界，实为国人之耻”。“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爆发之际，国人爱国情绪高涨，和以往的世俗主题、商业奇观展示不同，在面对“辱华影片”的态度上，上海电检会的审查机构、洪深等“左翼”影人文化精英，官方话语和民间舆论形成一种共识，“健美”审美在“民族主义”号召之下出现。
其中影响最为广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30年末国内发生的“不怕死”事件。《不怕死》由美国著名影星哈罗德主演，于1929年在美国上映。因为对中国男性和女性形象的歪曲和相关辱华情节，中国驻旧金山的领事李照松先后对影片制片公司和旧金山市长发函，请求照顾中国人民情感，删除相关辱华情节。作一定处理后，影片于1930年12月21日在上
海上映并拷贝到中国其他城市，在电影上映当日，就引发上海市民强烈不满，有35人给《民国日报》写信痛斥“简直塌尽了中国人的台，丢尽了中国人的脸”[9]。次日，洪深应朋友邀请赴戏院观影，在放映间隙上台号召观众退票，洪深也因此被抓捕到巡捕房，不过这件事经过报刊披露，在当时却引起巨大的争议，电影界同行纷纷支持洪深的爱国行为。事发当日，上海电检部门也迅速做出反应，对大光明戏院和光陆戏院做出严厉的惩罚，由于中国方面的交涉及舆论压力，以劳埃德道歉为终结，声明自己“完全无意触犯贵国的民族尊严，伤害贵国人民的感情”，不过当时“不怕死”事件的余波一直到当年的9月才宣告结束。
面对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主的文化侵略，当局尚可以通过外交、电检会、舆论等手段捍卫民族权力，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文化渗透，政府则完全无所作为，这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也促使中国的电影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观众深恶电影界的黑暗现状，《影戏生活》杂志收到来信600多封，号召“电影界起来吧！参加救国工作吧”[10]，具有“健美”审美的影片如《野玫瑰》（1931）、《渔光曲》（1934）、《体育皇后》（1934）等正是顺应了这一“進步”话语潮流。一方面“健美”影星承接“肉感”明星身体展示的特征，迎合小市民的观赏趣味;另一方面，“大腿”展示通过银幕表演成为“健美”的象征，并塑造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男女形象。
二、“健美”明星的银幕表演
在“启蒙”话语和“进步”话语的双重作用下，30年代初银幕上出现一批新面孔，围绕孙瑜拍摄的一些浪漫爱情电影，出现王人美、黎莉莉、周璇等女明星。她们的银幕表演特点和塑造的银幕形象都有别于传统的女性形象，如王人美在《野玫瑰》中塑造的野玫瑰、黎莉莉在《大路》里饰演的茉莉、《体育皇后》里饰演的林璎等银幕形象，大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少女，天真无邪、活泼自然、野性十足，歌舞明星出身的她们曾一度以“大腿明星”闻名影坛。所以“健美”明星的“大腿”表演同样引人批评，但是和同时期美国好莱坞伯克利的歌舞片相比，“大腿”的展示重点并不在于女性身体奇观的表现，而在于表现一种对“自然”美的追求和对青春的歌颂。
（一）“自然”的表演风格
安徽二本大学 就30年代报刊影评对王人美和黎莉莉等人表演的评价来看，“健美”明星表演特有“自然”“活泼”“热情”“乐观”“朝气蓬勃”等词。关于“自然”的表演风格讨论频率最高。何为“自然”的表演风格？
1931年，联华公司全部吸收明月歌舞团成员成立联华歌舞班，年底，王人美参加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野玫瑰》，本片由孙瑜导演，王人美在其中扮演渔家女。因王人美自然清新的表演风格引起轰动，被人称为“野玫瑰”。她健康的精神、精湛的演技、爽辣的作风，使每一位观众都感到惊奇，于是芳名渐振。影评人评价王人美的表演“所可赞美者，只王人美一人动作之活泼而已，此外不能得其好处。”1933年，王人美因明月歌舞剧社解散，参加联华公司影片《渔光曲》的拍摄。影片由蔡楚生编导，王人美在其中扮演渔家女小猫，该片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在1935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国际荣誉。影评人认为这部影片的“演员方面：王人美表演得最好，很自然，颇合剧中人身份”。自然的表演风格便成为“健美”明星表演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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