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孔家店”的由来及其后果
文/李运启
唐志中婚礼 一
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同样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日本的知识分子体在接触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文明的同时，又看到日渐衰落的中国在列强面前不堪一击，面临被瓜分的命运，便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属于一种半开化甚至野蛮的文明。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便是日本近代赫赫有名的政治理论家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早年也曾受过一段时间儒学教育，后来改学兰学（荷兰学校），在幕府任职期间，多次到欧美考察，惊异于西方日渐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回国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日本向西方学习，抛弃儒家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脱亚论》。
文中说：“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谕吉不仅将中国当作半开化的文明，而且认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最早提出“打倒”一词的便是福泽谕吉，他在晚年所写的《福翁自传》中，谈到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厌恶时说道：“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中国的东西全部都要打倒。”
如果仅从思想的角度来考分析福泽谕吉的言论，也许这只是他的一孔之见，但若把这种观点和他大力鼓吹侵华战争的言论结合起来看，则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否定，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认识，而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图谋了。
从甲午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都可以看到福泽谕吉理论的影子。
早在甲午战争前，他就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如果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
听到日本取得甲午海战胜利的消息后，福泽谕吉高兴不已，马上写了一篇《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文中说：“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文明进步的一方，与妨碍文明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决不是两国之争。”
甲午战争结束后，福泽谕吉更是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鼓吹：“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
之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直冲北京》的文章，文中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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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据台湾之后，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中欣喜若狂地写道：“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
他把中日甲午战争说成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战争，是文明进化的必然。
福泽谕吉在日本影响巨大，他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蔑视，影响了一大批日本士兵，以至二战中他们对中国人的生命毫不怜惜，肆加毒戮。日本战败后，台湾把他看成是“最可憎恨的民族敌人”，朝鲜则把他看作是“破坏朝鲜近代化的民族敌人。”唯有中国，因为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至今仍把他看成近代史上的思想巨擘，受人敬仰。
在世界文化史上，很难到在一个国家影响如此巨大的思想家，对侵略的主张会如此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写在自己的作品和自传中。因为人类思想的核心是扬善，由此亦可看到日本这个民族独有的民族特性。
福泽谕吉如此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思想，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日本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而是要为其侵略中国的主张寻求理论依据。
二
福泽谕吉的理论，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留日学生。
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便是留日归来的吴虞。虽然吴虞到日本的时候，福泽谕吉已经过世，但吴虞深受福泽思想的影响，以至对儒家思想采取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
陈独秀同样是福泽谕吉的崇拜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早年留学日本，对福泽谕吉提出的诸多理念，推崇有加，他写过一篇《兽性主义》文章，开篇即说：“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这种教育儿童的观点，与儒家仁爱宽容、与人为善的主张，显然大相径庭。流金岁月小说结局是什么
福泽谕吉在谈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从来不吝啬以最刻薄的词句予以形容，以达到丑化、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如腐败，贪婪，自大，懦弱，虚伪，野蛮，恶友，毫无廉耻，卑躬屈膝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鄙薄和蔑视，对崇拜他的诸多中国留学生，无疑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的一切，包括文字，思想，乃至生活方式，必欲去之而后快。那种激烈的、不顾一切的态度，简直到了匪夷所思在地步。
关于腊八节的诗句 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文中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甚至在文中断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陈独秀同样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认为“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连鲁迅这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汉语作家，也认为“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甚至告诫青年：“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可是他用汉字写的小说和杂文，却是近一百年来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作品。
中国早期的文字改革倡导者吴玉章竟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伟人”称号的吴稚晖，早年曾经断言：“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胡适则认为中国“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从而主张“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主张之所以如此激进，是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看到儒家思想的落后与保守，才对传统文化采取如此决裂的态度。
但是仔细看一看他们的履历，这些人中除了胡适曾经留学美国之外，其他人则全部是留日学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则几乎是清一的欧美留学生。我们在这里可以列出一长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单：严复，辜鸿铭，章士钊，梅光迪，吴宓，张君励，陈演恪，汤用彤。
很多年中，由于我们没有机会了解到保守派人物的身世和文章，便以为保守派必定是长袍
马袿，满脸迂腐，足不出户，见识短浅，思想陈旧，而实际上，他们早年都曾有过留美或留欧的经历，是最早一批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的学者，并且对西方文化都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曾经与胡适进行激烈论战、被当作保守派代表人物的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创始人，其在办刊宗旨中表明过自己的主张：“以批判的方法和学术手段，研究、解释、汲取西方文学、哲学、艺术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东西，展现西方文明的全貌和最有益的东西。”
现在看来，远不能用“保守”二字，简单地概括他们的思想和理念，而只能说在那样一个中西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他们是捍卫传统文化最为坚定的一个体。
牛莉个人资料 最早将西方民主理念传到中国、并领导同盟会进行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早年生活在美国的檀香山，对西方民主理念和政治制度可谓了如指掌，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从来没有采取过批判的态度：“仰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
文明的融合，本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学习西方，并非就一定要抛弃传统。很多留欧留美的学生，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坚信自身的传统，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可见当
时对儒家思想进行全盘否定与彻底批判，其思想的源头，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日本。
三
孔子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福泽谕吉的思想之所以能对中国留学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因为日本在近代能迅速走上富强的道路。而中国在战争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接二连三的失败、割地、赔款，再加上统治阶层的保守和腐败，以至很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归罪到了文化的落后上。
无容讳言，满清王室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文化视野的狭隘。人们不禁要问，满清王室同样崇尚儒家文化，其文化视野的狭隘，岂不正好说明儒家文化的保守和落后？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与历史的事实，恰好相反。
整个满清王朝，名为崇儒，实则抑汉，尤其是采取种种措施压抑汉人知识分子。儒家主张文化宽容政策，而清朝自始至终推行高强度的文化专制，屡兴文字大狱。
清朝尊孔，完全是迫不得已。但孔子在清朝皇帝眼里，不过是一块用来笼络汉人的招牌，即所谓的“以汉治汉”。
“以汉治汉”，是康熙提出来的，他之所以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目的却是要用儒学来为自己的统治寻合法依据，其在上谕中自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连孔子都不敢自称圣贤，而康熙却毫不惭愧地自命为天生圣贤。康熙表面上推崇汉文化，内心深处对于汉俗却颇为鄙视，他曾对近臣说：“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俗，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
家常腌黄瓜 乾隆被认为是汉文化造诣极高的一个皇帝，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然而就是在乾隆时，曾严厉禁止八旗满人学习汉文，在接见满族臣工时，他常常用满语和他们对话，不能用满语回答的，轻则申饬，重则撤职。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文化上的弱势和自卑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这种弱势和自卑，才使其时时对儒家士人采取一种敌意、猜忌和防备的态度，以至稍有不如意，便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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