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７ＢＺＳ１３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２０２０年创新项目。
作者简介：田冰（１９７１—），女，河南南阳人，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明清史研究；张可佳（１９９７—），女，河南浚县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的延续与衰落
田 冰１ 张可佳２
（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２；２．郑州大学，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１）摘要：唐宋以前，
河南境内的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源头和主干，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已经退出主导地位，成为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这一时期
河南境内的大运河有黄河以北的卫河和黄河以南的贾鲁河，贯通南北的贾鲁河和卫河为其沿岸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催生出了诸如朱仙镇、周家口、道口镇等全国名镇，在南北物资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因国家政治中心移出了黄河流域，漕粮很少绕道中原，加之黄河水患严重以及新式交通的兴起，河南大运河逐渐衰落，直接影响到了沿岸城镇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元明清；贾鲁河；卫河；城镇经济中图分类号：Ｋ９２８．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９０Ｘ（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７５－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７６／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６－７９０Ｘ．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ｌｉｎＨｅｎ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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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４５０００１）
胡波导演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ｌ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ａ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ｍａｉｎｐａｒ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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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ＪｉａｌｕＲｉｖｅｒ；Ｗｅｉ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ｏｗｎｓ 唐宋以前，河南境内的大
运河不但是中国大运河的开端，而且还不断推动着中国大运河向东西南北延展，处于中国大运河的核心位置。元明清时期，国家政治中心移出黄河流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随
之退出主导地位，成为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辅
助通道。学界对大运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京杭大运河上，而对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尤其是对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着墨不多，目前尚无专文探讨
第２３卷 第３期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ＥＳ＆Ｔ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２１年３月
Ｍａｒ．２０２１
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的延续与衰落。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将中国大运河研究推向深
入。
一、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的延续
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既有前代大运河奠定的基础，又有南北物资交流的需要，更有国家漕运的客观需要。河南境内的大运河有黄河以北的卫河和黄河以南的贾鲁河，位于中原腹地的这两条运河成为沟通淮河、黄河、海河三大水系的重要通道，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黄河以北的卫河在大运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卫河是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衔接起来的一条重要河流，是河南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流经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四省市，是海河五大支流之一。卫河的前身是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宋元称御河，明清以后称卫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它既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源之一，又是漕运线路中通向河南的一条主要支线，在京杭大运河漕运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元代初期京杭大运河未开凿之前，部分漕粮仍绕道中原经过卫河运到京城；在京杭大运河凿通以后，卫河连通京杭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初期，南粮北运主要是从“海道至京师”［１］。然而，海运“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２］，远不及
漕河安全。所以，元朝统治者为使漕粮安全运达京师，仍对利用运河通漕非常关注，于海运之外也行运河。元初内河通漕运路基本上仍循着隋唐宋时期原有运河线路，只是因为当时黄河已夺涡河入淮河，汴河一段中断，漕运线路是从长江以南的江浙之地经过南运河涉过长江进入淮河，再经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今河南卫辉境内）进入御河，经御河抵达京师。由于这条运道绕经中原，线路迂回，水陆交替，多次中途转换装运，效率低，劳费大，于是至元年间（１３４１—１３６８年），元政府实施了修整南北京杭大运河的浩大工程。京杭大运河初凿通后，选定济宁为南北分水点，但因济宁地势北高南低，行水南去容易，北去困难，且济宁“分水之处，地势犹高，仅胜小舟”［３］，使京杭大运河的运输受到一定限制。
明代前期，河南境内以卫河为主的大运河仍然发挥着作用。洪武元年（１３６８）曾称应天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并在开封部署对元战争。这年大军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按：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作为军粮［４］１９１５。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粮北运上也是几经周折，当时京杭大运河的会通河一段，“元末已废不用。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河决原武，漫安山湖而东，会通尽淤”［４］２０２０。为此，“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４］２０７７。然而，黄河自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在原武黑羊山决口后，向东经开封城北五里，然后东南经陈州（按：今河南淮阳）、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河入于淮河，所以漕船
由黄河逆流而上，也是绕道寿州，又因黄河水流湍急，陈州以下更有跌坡之险，为避开这段艰险航道，便改取沙河，再折入黄河。《明史·食货志》对此有记载，永乐元年（１４０３）“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按：今属新乡），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永乐四年（１４０６），“成祖命平江伯陈蠧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这里所说的陆海兼运正是沿袭了元代漕粮北运的线路。长江以南的江浙一带部分漕粮经过海路运至天津再转运到北京；部分漕粮由淮河北上，经过黄河，陆运到今郑州、新乡一带，再经卫河进入通州到北京。海运危险，常造成船漂溺人亡；陆运费用很高，约是海运的七八倍。这迫使明王朝于永乐九年（１４１１）疏浚会通河，并继续疏通治理江淮间河道，使京杭大运河恢复全程通航，“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４］２０８２。漕粮不再辗转中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在南粮北运中的枢纽作用至此终结，但卫河是临清以北的京杭大运河水源的重要补给，继续在京杭大运河漕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前中期，“卫漕之导引卫水，与明代无异”［５］３８２３。清代卫河仍是京杭大运河临清至北京段水源的重要补给。这从漕运用水和民用灌溉农田水之间的规定可以得到佐证。据《漕运则例纂·卫河挑浚》记载，自顺治五年（１６４８）规定，“每年二、三月间，听民用水；四月以后，即将闸板尽启封贮，渠口堵塞，俟运务完日，听民自便”。到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为了“使卫河济漕运，兼不误民田灌溉”，仍采取“每年自五月初一日起，将闸板封贮尽启，渠口毋致旁泄，俟漕船过竣，再行
分泄，以资民田”。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又规定，“所在士民于每岁三月初，用竹络装石横塞八河渠，使水归小丹河入卫济漕，留涓涓之水灌地；至五月尽重运过完，则开八河渠，用竹络装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士民咸为称便。其小丹河若有浅阻，责令印河官量为疏
６
７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浚”。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卫河上游三水源“照官三、民一之法（按：即‘三日济漕，一日灌田’）通漕便民向有成例，但日久弊生”，出现违禁卖水以致运河浅涩情况，重申旧例，并规定“于粮船回空漕运攒行之期，令该管县丞、主簿亲至水口，秉公启闭，将水势情形设立循环号簿，五日一次报明”。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又采纳河道总督白钟山的建议，“如雨水调匀之年，运河水势尚可足用，即将百泉等处渠闸照旧官民分用。如遇雨泽愆期，河水浅涩，则将民渠酌量暂闭以济漕运，若遇重运经临（清）之时，河水充畅或漕船早过临清，民田尚需灌溉，则官渠、官闸亦即酌量下板紧闭，以灌民田，总令东省河道及上河通判、豫省、河北道及卫河通判不时查看水势，彼此关照，相机启闭，务使漕运、民田两利无害”。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又规定，凡粮未行，不许开闸，等粮下过临清，方许开闸灌田。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鉴于卫河自汲县至出省境的一段航道多系流沙，又有浚县之三官庙、老鹳咀等处多沙礓块的十八里溜，采取了在“上游来源之处先期蓄水，不令散流临时开放”的
办法［６］。清王朝统治者一直坚持着以卫水保漕运为主的方针，将河南境内卫河水量主要用于保证漕运的畅通，从这个角度说，河南境内的大运河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黄河以南的贾鲁河在大运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贾鲁河在黄河南岸，与卫河遥相呼应，两河共同构成了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贾鲁河既有“运粮河”之称，也有“小黄河”之名，得名于元代至正年间（１３４１—１３６８年）的都漕运使贾鲁之名。贾鲁河是元代利用古鸿沟水系中部分故道修凿的，从中原向南贯通江淮的一条人工河，既有分泄黄河洪水的功能，又有南北商贸物资运输的作用。
贾鲁河因黄河水患而修凿，元代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１），黄河决于祥符义唐湾，“汴蔡二水，淤塞益甚。下游既难宣泄，上游泛滥为患”。贾鲁乃沿鸿沟旧迹，导京、索、须、郑四水，使之历郑州、中牟，经祥符西南境之朱仙镇南达于淮，又以微流东注于汴水旧道，于是，“河复畅流，民无水患，公私运输，咸资利赖”，后人感念贾鲁之功，遂以其名命河［７］１６９。贾鲁河也因此分为两支，一支南流，一支东流。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贾鲁河就是指南流的一支。按照《岳飞与朱仙镇》的记载，“贾鲁河源出于荥阳县东南诸山，东北流经荥阳县东，经广武县南境（系河阴、荥泽二县合并后之改称）折东南流，经郑县（即郑州）北，又东经中牟县北，又东南经开封西南境之朱仙镇西，折南流，经尉氏东、扶沟县东北，折而西南经西华、商水县北之周家口，又折东南流，至陈州府南界颍（原文为颖）
岐口，分为二支。一支南流经项城北、沈丘南入涡（原文为遌）河；一支东南流经沈丘北入沙河。沙、涡（原文为遌）在颍州城北汇合之后，又东折而南流，又东南经颍上县城北，又东南至正阳关东北之颍（原文为颖）口，合注于淮。再东南流，注入洪泽湖”［７］１６９－１７０。由于流程较远，中途汇合它水较多，贾鲁河各段名称也有区别。在郑州及中牟境内河段，或称贾鲁河，或称小黄河。中牟而下至周家口，或称贾鲁河，或称运粮河。周家口至正阳关（今安徽寿县境内），则名沙河。史籍中所说的贾鲁河多为郑州之下、周家口之上的河道，即河南境内的河道。
贾鲁河经郑州、中牟、祥符、朱仙镇、尉氏、扶沟、西华，至商水入颍河，既可排洪，又可通航，因此，“其经流变迁，影响于豫省人文者，至重且大”［７］１６７。明朝后期，贾鲁河的通航能力尚可。史载万历年间，“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８］。贾鲁河连通着京杭大运河，江淮物资经常由长江入淮，溯贾鲁河，至黄河流域以及华北各地。隆庆年间的商书《天下水陆路程》中也提到这条水路。崇祯年间郑州士绅阴化阳在《贾鲁河水利记》中也写道：河水自荥阳至双桥村，“洋洋然向板桥，过朱仙、正阳以达于淮……板桥以下河身阔大，无泛滥之患，有舟楫之利”［９］。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黄河决口开封，贾鲁河遭到重创。经过清初的疏浚，贾鲁河重新恢复通航能力。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４３），巡抚徐潮奏称，贾鲁河保持通流，“但不甚深广”［１０］。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贾鲁河较为通畅，“舟楫通行，民间大有裨益”［１１］，“为商贩经行要津”［１２］。这一通流局面持续到道光年间，其间虽也有黄河决溢的侵扰，但都得到了及时的疏浚，并未形
成长时段的淤塞。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黄河决口中牟，贾鲁河“河身淤成平陆，河身以上又淤高丈许”［１３］。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巡抚李鹤年再次疏浚后，“河水畅流，舟行无碍，樯帆络绎”［１４］，但很快又因河决沙淤而停航。
二、河南境内运河沿岸城镇经济的发展繁荣
在以水运交通为主的古代，良好的水运交通利于城镇的对外贸易往来，是城镇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贯通南北的贾鲁河和卫河为其沿岸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催生出了全国著名的城镇，如朱仙镇、周家口、道口镇等，尤其是朱仙镇，与佛山镇、景德镇、汉口镇并列为天下四大名镇，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在南北物资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儒家五圣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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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冰，等：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的延续与衰落
（一）贾鲁河催生出了全国名镇———朱仙镇和周家口镇
朱仙镇在明代万历之前仍是一个发展落后、与外界交流不多的村镇。自明代嘉靖九年（１５３０）疏
浚贾鲁河，此水道经过荥阳县、朱仙镇、尉氏县、扶沟县、西华县，至周家口与沙颍河汇流，东南进入安徽境内，在颍州府正阳镇流入淮河，是沟通河南与江淮的通航水道。贾鲁河纵贯朱仙镇南北，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河运的便利将外地商人和货物带到了港口两岸。朱仙镇除了发达的水运环，还有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朱仙镇地处平原，南关大街有连接尉氏、许昌、汉口的驿道，北关大街有贯通开封的大道，经过汴城能够直达京师，此大道是江北通往京师最便捷的道路。加之朱仙镇又毗邻开封，可以说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环境对其境内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朱仙镇在贾鲁河商贸运输带动下继续发展，到康熙中期已经成为开封府“商贾贸易最盛”［１５］之所，时人称赞“万家繁生聚，一水隔西东”［１６］，“闾阎栉比，清波极目，舟楫充盈。北控陈桥，南通尉氏，仿佛当年古汴京”［１７］。雍正至乾隆年间，朱仙镇进一步发展为“居民稠密，商贾辐辏”①的大都会。《祥符县志》记载：“朱仙镇，天下四大名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１８］这是其影响大、辐射范围广的最好写照。
距离朱仙镇南约２０５里的周家口，位于贾鲁河与沙颍河交汇处。周家口位于颍、沙与贾鲁三河交汇处，三河将周家口城区分为三部分，势若武汉，因此周家口素有“小武汉”之称。有学者在考证朱仙镇和周家口的商业情况后，形象地说“贾鲁河像一条扁担，一头挑起朱仙镇，另一头挑着周家口”［１９］。明代隆庆年间黄汴编著的《天下水陆路程》记载，从淮安到开封的水路，贾鲁河是最后一段路
程，以周家口为起点，朱仙镇为终点，中间经西华县城，自周家口至西华县４５里，西华县至朱仙镇１６０里，简言之，由周家口到朱仙镇的距离是２０５里。周家口在明代以前还是一片荒郊野渡，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周家口最早出现在明代隆庆四年（１５７０）黄汴所著的《明一统路程图记》里。贾鲁河疏浚后，便利的水运给周家口带来了大量的商人和物资，使其迅速崛起。翰林学士熊廷弼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路过此地时，挥笔写下了“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的诗句，从中也可推测明代中后期的周家口已经颇具规模。
明代中后期的周家口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从顺治年间编写的《商水县志》中可以得到印证。明代的周家口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不过百家”，即使到了清初，其繁华与对岸的永宁集相比也是逊不少。永宁集位于沙河北岸，明初形成集市；清顺治时这里居民“依砦结庐”，“东西五里，南北二里，商贾辐辏，称巨镇云”［２０］。康熙时商水县设“二十四地方”中有“永兴集市”，这意味着政府在永兴集市单独设有税收点并进行管理，而周家口却没有，只是列在“乡村集镇”条的“新兴”［２１］集市中。到雍正时，周家口的发展速度应该是超过了永宁集，成为商贾辐辏的大镇，这从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陈州知州董起盛在申请将陈州改升为府的奏折中能够得到印证。董起盛在陈述陈州升格的理由时特意提到了周家口：“陈州幅员辽阔，绵亘数百余里，界连八邑，犬牙相错，河通淮泗，路达江楚。更有所属周家口一带地方，水陆交冲，五方杂处。一切刑名钱谷，稽查保甲，各处验勘，难以悉举，事本繁多。”［２２］次年，陈州即升为府，朝廷还下令将管粮州判及军捕同知署移驻周家口，由此可见周家
口在陈州的地位非同一般，已经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此后不久，周家口就与永宁集连成了一体。乾隆《商水县志》载：“（周家口）旧在沙河南岸，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数家。国朝治平，百年以来，人烟丛杂，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２３］周家口至乾隆时发展到鼎盛，街道纵横，居民稠密，商贾辐辏，成为“豫省一大都会”，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周家口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
朱仙镇和周家口的兴起与发展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处在水运便利的贾鲁河上，都属于物资转运型城镇，客商来源和经营范围也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同时，两座城市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朱仙镇在最兴旺时，繁华超过开封，经济辐射可达到大半个河南，这点周家口只能望其项背。此外，更加不同的是，朱仙镇因受黄河水患影响深重，在乾隆以后就逐渐走向衰落，而周家口繁荣的时间比朱仙镇长得多，也可以说正因为朱仙镇过早的衰落从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周家口，使得周家口成为继朱仙镇之后河南境内淮安至开封的水路上最重要的货运码头，其商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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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阿沁刘阳五年分手①乾隆《移修舞楼碑记》，该碑现存朱仙镇关帝庙拜殿后。
几乎历经整个清朝。
（二）卫河成就了道口镇的发展繁盛
道口镇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明代中后期，随着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交通网络的形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商品流通能力大大增强。河南是商旅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场所。明人张翰就曾指出：“京师以南，河南当天下之中，开封其都会也。北下卫、彰，达京圻，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商贾乐聚。”［２４］卫河便是这四通八达交通网络上的一个链条，卫河沿岸的道口镇也成为南北东西货物的集散地。随着卫河航运的繁荣，道口镇也日渐繁荣起来。为适应商业和城镇的发展需要，明代在道口镇设置了递运所，“递运所……在李家道口”［２５］３４８，以便管理卫河上的航运事务。道口镇的发展还可以从枋头到道口之间往来船只的情况看出，据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孟思《浚县新建道口浮桥碑记》记载，“……至枋头入浚之境，淇卫二水流不北也，曹操下枋木障之北以漕，而浚遂为南北之要地……自枋头而下至于道口，东通齐鲁，西抵晋赵，轮蹄徒旅，西人东人走集旁午，轻筰小踒以渡以济，往往沉溺，民病涉焉……适有舟以济者，揖败舟覆溺而死者十有六人”［２６］。这也说明由于元代漕粮在此转运以及明代卫河在全国交通网中的重要地位，此时道口镇商业已有很大发展，“李家道口，日日集”［２５］２７８，进一步说明道口镇经济发展的盛况。正德年间李家道口镇已是“居民数百家，商贾所聚”［２６］１７－３３的小镇模样了。
李东旭主演的电视剧清代的道口镇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为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地濒卫河，北达京津，南通汴洛，为中原咽喉，洵称胜地”［２７］。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随着道口商业的迅速发展，设置了道口所。晚清至民国前期，道口镇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与朱仙镇、周家口镇、社旗镇齐名的中原四大名镇之一。清末修筑的道清铁路经过道口镇，这给道口镇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道清铁路与卫河航运把道口镇和西南部的焦作地区以及东北部的天津等商业发达城镇紧密联系起来。在这个通道中，焦作地区的怀药、竹木、煤炭等产品通过道口镇的三里湾码头，持续不断地运往天津。天津的工业产品、各类时尚用品和“洋货”也通过这条运输通道运到道口镇后中转到内陆，形成了以道口镇为货物转运地的运输线路，极大地促进了道口镇的商业繁荣。孙俪妹妹
三、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的衰落
元明清三代相继定都北京，国家政治中心移出黄河流域，全国漕运干线也随之移出河南境内，黄河水患造成贾鲁河淤塞不通，以及新式交通的兴起，这都是河南境内大运河逐渐衰落的原因。运河航运的衰落直接影响到沿岸城镇，曾经位列全国四大名镇的朱仙镇在贾鲁河失去航运后，也沦落为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周家口镇和道口镇更是如此。
（一）河南境内运河航运逐渐衰落
元朝定都北京后，国家政治中心移出黄河流域，大运河干线移出河南境内，这是河南境内大运河衰落
的一个重要标志。
元初南粮北运主要是海运至北京，但是海运远不及河运安全。元朝统治者为使漕粮安全运达京师，于海运之外，有时也会通过内河运输漕粮。在京杭大运河未开通之前，元初漕运线路是从江南各地经过江南运河涉长江进入淮河，再由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黄河北岸），陆运到淇门（今河南淇县境）进入御河，抵达京师。由于这条运道线路迂回曲折，水陆交替，多次中转装卸，很费周折，所以元代花费十年的时间，自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到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进行了修建南北大运河的浩大工程。此项工程是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从淮阴以北至临清的一段，通过裁弯取直，把原来西北—东南流向的汴河（即隋代的通济渠）和西南—东北流向的御河（即隋代永济渠南段），改线东移成南北流向，直接穿过山东丘陵，通向华北平原，以达北京。这次先后开凿了济州（今山东济宁）至安山的济州河、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以及通州（今北京通州区）至大都的通惠河，使之成为一条北起大都，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南迄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隋代大运河相比，在淮阴以南、临清以北的运河两端，仍循着隋代大运河故道，原来经过河南的中段运河不再由汴河绕行中原，北京至江南的运距大大缩短，同时也减少了黄河水患对运河的干扰。到明朝永乐年间，再次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修治，京杭大运河进一步畅通。由于京杭大运河不再绕行中原，河南境内大运河在南粮北运中的枢纽作用至此结束。河南境内的漕运主要是转输临河地区的漕粮和民船贩运，变成了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
黄河水患直接影响着贾鲁河的水运畅通。元明清时期的贾鲁河是因黄河水患而开通的一条人工河，不但发挥着疏导黄河洪水的作用，也成为河南境内黄河以南通过淮河联通京杭大运河的交通大动脉。贾鲁河因黄河而开凿，也因黄河水患而淤塞。黄河流经豫西山区时，河道由诸山束缚，起伏不大，变迁甚微，“三门而下，水势骤阔，土薄沙散，临河城郭或抵于河，一经溃决，为患甚巨，且黄水挟沙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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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冰，等：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的延续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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