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男欧豪女朋友图片《故乡》与《荷花淀》中的水生
    读鲁迅小说《故乡》时,我们注意到,作品里有一个名叫“水生”的人物;当我们打开孙犁的作品《荷花淀》时发现,小说中同样有一个名叫“水生”的人物。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面对两位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文本,笔者不禁突发奇想:鲁迅笔下的“水生”与孙犁笔下的“水生”,其文学形象是否可以合二为一?回答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知道,《故乡》创作于1921年。那时的“水生”还是一个小孩子,长年生活在“萧索”而“没有一些活气”的“荒村”里,“没有见过世面”,只随他父亲进过一回城,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去了。在作品中他就是作为闰土的“第五个孩子”被提及,又是作为“8岁的侄儿宏儿”的玩伴而被展望的。
  《荷花淀》则于1945年写的。此时的“水生”早已是个大男人,其父尚在,自己结了婚,并且还生了子。乍一看,这个家庭还蛮不错的。他的妻子编得一手好席――“柔滑修长的苇眉子”“在她怀里跳跃着”;父亲和儿子也不闲着――小华“和他爷爷”绝不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每日还要出去收“半天虾篓”哩。然而,由于日本发动的那场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已波及千家万户,使得这位“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也不能尽享天伦之乐和夫妻之
爱――白天他既不能同儿子与父亲一起去水边收虾,夜晚也不能陪妻子一道在院里编席,而必须是以一种“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的特别装束,以适应当时那种“来如梭,去如飞”的打击日寇的游击战争。在小说中他正是作为“小苇庄的游击组长”被写到,又是作为编席女人的丈夫而一展风采的。
  但须明白,不管是《故乡》还是《荷花淀》,如果单篇地看,“水生”这一人物无论如何都不会或难以引人注目。在《故乡》中他因“怕生”老躲在父亲背后不肯上前“给老爷瞌头”就不用说了,就是在《荷花淀》里的“县委”会上,他站起来“第一个举手报了名”,恐怕人们关注最多的也还是那位“像坐在洁白的云彩上”编席的嫂子及另几个青年妇女。但是,一旦我们从《故乡》到《荷花淀》对这一人物作整体观照,情形就不同了。合二为一的“水生”形象不仅揭示了由“少年水生”跨越到“成年水生”的生命历程,而且还折射出了时代的风云变化,表现出强烈的时代彩。
  众所周知,“水生”少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军阀混战加剧、人民生活痛苦的动乱年代。他的父辈就因“官,匪,兵,绅”苦得“像一个木偶人”,在这个“总吃不够”的“多子”家庭成长的“水生”,终因有幸与宏儿结下纯真友谊而被再次提起和寄予希望。鲁迅在《故乡》中曾
深有感触地说:“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写下这段话后于1936年去世。文中“我”所希望的“水生”们应该有的“新的生活”虽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孙犁的作品《荷花淀》里到: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这是水生自己说的。 销售管理
  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这是马庄的亲戚说的。
  那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这是女人们的心里说的。
工作证明  以上可以说正是“水生”们“新的生活”的形象写照。客观地讲,这生活确实是《故乡》中的“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未必是“应该有的”。王富仁先生说得好:“‘故乡’与‘祖国’同构”(《精神“故乡”的失落》);郝宇民先生的看法更独到:水生“是所有人的共名”(《名作欣赏》1998年1期)。试想,如果不是日本发动那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水生”他们“应该有”的“新的生活”又当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难道他们就不会提早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致富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么?
王思聪 王喆
  “一代文宗,德标松柏,道并星辉”(《沁园春?孙犁大师远行》)。2002年,文学大师孙犁又离我们远去,但他在继鲁迅之后创作的《荷花淀》,与鲁迅《故乡》一道于有意无意中共同孕育着一个完整的“水生”形象,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景观。
 
  赵泽学,教师,现居贵州赫章。中国风景名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