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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务信函2本体研究上世纪80年代,趋向补语的本体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出现了十来篇论文,90年代有二十篇左右。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展开,本世纪初研究势头增加,出现了二十余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上、下ilt 0 O@eIP起来"这批词语附在动词(记为V)后时(记为Q)性质的论争:Q作补语时语法意义的梳\n归纳得更简明些。他指出“趋向"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变化、发展,而变化与发展总有一个目标。这是沟通“趋向补语本义与引申义"的一种尝试。周永惠(1991)对14种复合趋向补语所表的趋向义进行一一的考察,同时对一些语法形式特点稍作说明。史锡尧(1989)探索了作谓语“上斗、“下’’的使用心理基础;(1993)梳理了“上/下一作补语时的意义,“上一有6个义类;“下"有5个,二者在表趋向义和“隐喻义"时呈对称关系,表“完成”义时部份情况可以互换。张华(2002)通过对“上/下"动词性组合,即作谓语和作补语时意义与用法的考察,梳理了其意义的变化、虚化过程。指出“上/下一从一个句法成分发展到另一杨明珠个句法成分,体现了语法化的歧变原则。最后,他将研究结果列成了一个简明的图表,这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很有帮助。1.2.2.2探索V、名词(记为0)与Q的组合一是对结构的辨析:如范继淹(1963)认为动宾组合带间接趋向成分的排列形式是vo Q,但VOQ有多种结构类型:当Q为订来’’类时有五种,Q为“上来"类时有三种。当Q是主要动词时,该组合为连谓式;当Q表趋向成分时为“动宾结构
加后接趋向成分"。肖秀妹(1992)通过对“动+来+名"和“动+名+来"两种格式的比较,指出简单趋向补语与一般宾语的位置并不是任意的,前者是述补结构带宾语,后者是连谓结构。周一民(1999)在谈趋向动词的规范时,否定了“进来深圳”和“前宾式"两种形式的规范性。前者的不规范性是显然的。后者(即夫妻之间全文未删减VO Q)应该尽量避免,因为在北京口语中“基本上不出现”、“比较别扭”,它是南方方言语法格式。这一看法和前人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但并没有提供实际的调查。相比对“进来深圳"的否定来看,对“前宾式"规范性的否定有一定的讨论余地。李强(\n景的角度梳理“进、进来/去"的句法、语义特点。并用“现实经验中参照点的固定性’’解释了为什么“进来"不能衍生出“凹陷一义。此外,有讨论趋向动词系统的:如辛承姬(2000)根据5个语法形式条件考察了趋向动词的范围,区分了典型与非典型趋向动词;孙绪武(2004)探索趋向动词的范围及意义。有探索动后趋向成分轻声问题的:如范继淹(1963)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轻声问题,并和结构分析结合;周一民(1991)指出趋向动词作补语并非都读轻声。有探索Q语法化问题的:如魏丽君(1996)<也谈动趋式的产生》;李建校、曹梦(2002)《趋向动词的语法机制》。有探索趋向动词配价情况的:如王红旗(1991)《动趋式述补结构配价研究》。1.3研究问题、理论与方法根据综述可以看出,本体研究成果不少,但尚是一个纷争的局面,对外汉语教学要采用哪种看法更有利于习得?一些语法
现象尚没有人作出说明、解释。如结果义0状态义与一般的结果补语、状态补语所表意义有何不同?为什么“进/出/回/杨明珠过”在动词后没有状态义?本文将对上面一些问题作出回答。偏误分析则存在着语料、分析过程不够科学的问题。比如往往只从句法层面分析而很少探求说话者的表达意图,即语义、认知层面上的分析。比如把“我常常出去酒吧。"和“我想我要再回来北京。"都归为“来/去与宾语的错位”。从表达意图来看,前者只是表达“去某目的地”,是趋向词语选择错误,即误代。从认知上来看,可能在思维运算上同时关注起点和终点,“离开家"和“进入酒吧"都想表达出来。采用的相关理论有:中介语理论及偏误分析;图式、隐喻认知理论;三个平面语法理论。上世纪50年代,语言教学的研究重点从“教”向“学"转变,70年代开始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1972年塞林格提出了“中介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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