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卷第24期 2020年12月
Vol.33 No.24
December 2020艺术科技
——以黔东南为例
韦润媛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再次表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当前的重要工作。借着国家总体战略的规划,民族地区要乘势而上,积极参与国内市场的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政府、社会以及民族主体的优势,对民族地区产业的投资进行结构优化,促进一、二、三产业体系有序发展。从黔东南州发展实践来看,地方发展是与国家帮扶政策的指导方针紧密相关的,并且该州两县于11月23日宣布脱贫,如今的重点是通过增强民族地区的内生动力,增加地方资源赋能为主体,继续扩大多元合作,拓宽合作渠道和合作方式,丰富特文化产业层次和产业项目,同时还应警惕可能预见的一系列风险,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多方主体责任,共同谋划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24-0077-0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生活富裕,提高生活水平。作为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总目标实现的前提。自精准扶贫以来,产业扶贫一直是民族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建设的重点,伴随脱贫攻坚的胜利,产业扶贫走向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从“扶”到“强”解决的是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黔东南民族地区通过特文化产业来激活内生动力,创造创新产业发展,是乡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建设方面。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在政府大力扶持、社会参与协作、组织自治等协同推进下思考少数民族地区特文化产业兴旺的路径,以期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一个可行性的策略。
1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罗志祥回应分手传闻
挽留的情话学术界认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具有互斥性和衔接性。精准扶贫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乡村振兴为下一个目标做好前期准备,二者侧重点稍显不同。乡村振兴重在顶层设计、整体规划,脱贫攻坚重在具体对待、微观施策。产业扶贫侧重于在短期内将产业做起来,并使贫困户实现收入增长为目的,做到产业的“从无到有”;产业兴旺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从有到优”的产业发展要求[1]。民族地区文化风俗浓厚,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后发优势,经过市场经济淘洗激发市场竞争意识,培育民
族地区特产业,加上产业扶贫时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和经验,乡村文化产业有了基本的产业设施,能够在进一步投资中促进地区产业发展,扩大产业链,无形中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户收入,促进农民家庭与民族区域协同发展,厚植本地区发展基因,苗侗文化逐渐发展为省内外有名的特节目,民族服饰穿着与制造等体验感极佳的休闲路线。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文化产业兴旺是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经多层级化的主体——政府、村级组织、家庭组织或者个人的共同努力,扶贫的项目取得了进展,民族文化产业逐渐走向精细化、质优化、品牌化。
2 目前黔东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
特产业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凭借独特的资源条件形成的具有独特产品品质以及特定消费市场的特殊农业类型。黔东南州苗侗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拥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扩展名录的项数是贵州省各市州中最多的,总共达到56项,占贵州省的53.33%,远超其他市州。但由于少数民族众多、旅游资源分散,无法形成集聚的旅游路线和旅游计划。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从地方特出发,从2012年至今连续推出多项政策支持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为做强“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化”等特产业不断推出实施意见,并加强了专业人员的培训;通过协同治理,邀请国内外著名院校学者、设计师到地方进行交流,发掘地方民族文化内涵,积极举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和节庆活动,扩大黔东南苗侗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发展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企业,如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雷山县苗族银饰刺绣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江县胜菊刺绣厂
等。但通过走访发现,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是创意伪造的问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意经过市场化的开发,扭曲了原本的内涵。例如,H县为了上央视推介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打造“吉尼斯世界纪录”,扭曲国家级“非遗”苗族独木龙舟的内涵。其次是民族文化创意开发的产品参差不齐。以民族手工艺产品为例,许多号称少数民族的服饰以及荷包,只要在景区或者民族地区就能够买到。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参差不齐,苗侗文化独领地方风骚,不断推出《侗族大歌》《珠朗娘美》等系列歌舞剧,涉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较少。部分项目开发不尽合理,文化产业园区“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在文化产业推动上大多聚焦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强化旅游与文化的融合,但对文化产业制造推动上还相对较弱,偏向文旅,而在文化产业设计上缺乏专业人才,旅游文体项目的开发往往以“虎头蛇尾”的方式结束。
无双票房破10亿3 黔东南州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
由于文化产业事务的复杂性和社会发展的动态性,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需要多方参与,多元的主体协同治理是应有之意。蔡岚认为协同治理是“为了实现一个公共目的,使人们有建设性地参与跨公共部门、跨不同层级政府或跨公共、私人、公民团体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管理的过程和结构”[2]。黔东南各州旅游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各异,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振兴离不开坚持政府的领导为前提,以共识为导向产生的集体行动,在协同治理下各地区特文化协同参与民族文化事业发展。
3.1 政府主导产业振兴,策力培育内生动力
以政府牵头,出台政策呵护特文化产业萌芽。一是民族地区基层高素质工作队伍已经形成,这是政府主导的人才计划。二是财政的投入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三是政府信任营造的良好氛围。产业扶贫时期,民族地区产品销量提升,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政府牵头下“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以政府名片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四是跨区域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沿海发达省市的对口帮扶涉及领域广、层次多、金额大,这种涉及多省市之间的帮扶与合作在党中央的统筹规划下成效显著。政府的号召力是不可
77
78
文化产业
比拟的,乡村振兴关乎国家任务的实现,政府引导各方的能力是长期的、持久的,能够激发各方建策
献计,共享民族团结和繁荣,从而实现乡村发展。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作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主体性的核心内容,外在结构性因素包括产业的市场逻辑主导和政府的行政逻辑主导,可以说精准扶贫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共同帮扶,而乡村振兴更多发自内生发展动力愿景,是民族地区内生动力的平等合作,加强了文化产业主体与外界合作的主动性。
黔东南州2020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单中,以特农业吸引文旅综合体建设中有34个,同时还注重服务业发展,8个文化产业中就有4个注重文化产业服务咨询。并且项目从原来的文旅融合逐渐推出文化创意产品生产、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瑶族药浴制造、蓝莓创意工坊、西江苗寨蜡染手工制作、苗绣传承人等相关项目。黔东南民族文化浓郁,少数民族的产物局限于当地知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生长的农作物很少推广出去,通过精准的产业扶贫,特农产品有机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获得社会关注,如对口帮扶,贵州大山的农产品直接销售到发达城市的指定销售点。可是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失败的风险,根本原因在于贫困户增能
缺失或增能不足[3]
。因此,增强民族地区防御返贫风险的能力,需要确立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增强内生动力。以D 县蓝莓为例,贵州蓝莓品质优,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在推广上结合地方民族文化标记,包装上刻画了
杨丞琳个人档案该县少数民族小女孩为代言人,既能够推广产业扶贫,还能优化产品包装设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了地方产业动能的同时还提升了民族文创的知名度。
3.2 科学外部支持第一,企业引领,助力地方文化创新。精准扶贫时期,许多企业帮扶民族地区成立扶贫项目、开发旅游资源、建设特小镇,少数民族地区未经开发的领域较多,每一领域所具备的特点与市场上普遍的产品相比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将民族元素融入企业产品焕发新的价值,成为畅销商品,这需要企业拥有双重心态,一是能够创新创造新的商品盈利,二是能够真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黔东南州P 县文旅公司主动与杭州花西子合作,在化妆界推出限量版苗族银饰符号的化妆品,作为花西子首席推荐官,带货达人李佳琦不仅在直播中推荐化妆品,还多次亲自赴西江苗寨实地考察,将黔东南苗族银饰及蜡染推广出去,促进外界对苗族文化的了解。
第二,社会参与,专业团队嵌入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产业兴旺是农村持续发展的基石,而产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W 县为培育地方主播推广民族文化和特产业发展联合州、省政府融媒体及粉丝过万主播对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社会参与能够起到涟漪效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触发了一系列专业力量注入乡村发展。以个人为主的自媒体主播,这类网络红人借助社交软件的便捷性和低成本,通过直播与自己相关的农产品,引起社会关注,但这种个人直播往往没有形成大范围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靠长期直播获得粉丝的信任。专业团队嵌入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不仅能够快速了解产品特点,还能够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作出明确的规划。往往这类团体有专业的人员从事产品推
广的各个环节,长期运营的账号聚集大量粉丝,根据受众推荐不同产品的类型,通过长期的合作,专业团队嵌入乡村发展,在销售方面较为专业;拓宽了品牌销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风情浓郁,可发展的特产业众多,因为可以将幅度扩大,将特产业做到异质化,避免同质化。
3.3 完善基础设施,增强文化空间的凝聚力
在2020年基础设施“六网会战”中,119个文旅路线全州融会贯通;6个收尾项目中涉及景区旅游设施完善,进一步提升了交通的便利性。黔东南州文旅项目丰富,但过于分散,因此打造核心旅游地是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中流砥柱,是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4]。目前,黔东南州旅游业的发展形成了以凯里、镇远、黎平为中心的三个核心旅游节点,在各个子节点上发展项目各异、旅游项目不同、文化各具特的差异化文化产业。凯里市辐射周边麻江、雷山等地,形成了城市乡村生态体验核心区,以从江、榕江、黎平为核心的少数民族风情区,以天柱、施秉、剑河为康养胜地的温泉休闲区,充分发挥不同子节点的辐射作用。
3.4 注重人才的引进与本地人才的培养
佛罗里达在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创意城市的建设时,就特意强调了创意人才和创意环境的重要性[5]。发展黔东南州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优秀的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新兴的现代科学技术、开放包容的创意环境、良好的
创意政策、高度的地方认同等关键要素的协同支持[6]
。因此,应加大文化创意人才的引进,并且通过地方举办的文旅活动发掘优秀人才。例如,榕江县口寨村侗族妇女将文化创意融入侗族服饰、手工艺品的设计中,注册了“侗家巧姑”服饰品牌和“侗绣”品牌,并获得了国家专利。黔东南州地方高等院校通过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人才、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设置产学研中心和培养基金,激发创意思维,加强在职培训和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加强创意人才的在地养成,形成本土化的苗侗民族特的创意
阶层[7]
,以所学促进乡村振兴阶段民族文化产业的进一步提升。
4 结语
将民族特文化产业做大做强,首先是保证协同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其次是个体能力的进步,优先发展一批特鲜明、优势突出的文化企业,形成有辐射实力的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最后是进一步提升行业标准和规范程度。民族地区要富强,就必须立足于产业发展这个根本,只有产业得到蓬勃发展,广大农村各层次劳动力才能够较好地实现本地就业,乡村振兴才能避免空心化,以产业兴旺留住人。到了“十四五”阶段,乡村振兴仍是在党建引领下,以农民为主体,从外部支持“嵌入”到内外“融合”
增能的过程。而贵州文化有能力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既是农村产业发展方式的变革引致的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益的提升,也是以文化新产业、文创新业态为驱动的创新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
贵州省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瞄准地方特产业发展,以文化带动经济,以点带面,衔接区域发展,聘请专业人士参与和利益联结,稳定了民族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未来,从政府方面而言,需加强制度建设,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克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一旦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资讯和资源交换成为有利可图的渠道,就会形成权力场域的固化,文化产业从事者主体边缘化。同时,文化产业兴旺仅仅依靠龙头企业是“曲高和寡”,文化振兴提倡与小公司合作,通过龙头企业所掌握的技术、资金,加上小公司的灵活、高效联动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应加大对龙头企业的监管,既做好特产品经济发展规划,又做好龙头企业党建工作的治理,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从社会参与而言,创新乡村文化产业需要与时俱进,聘请正能量网红主播做乡村产业推广人,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文创主体而言,需要不断学习科学技术,增强特产品效能,重点打造以(下转第109页)
109第33卷第24期 2020年12月
Vol.33 No.24December 2020
艺术科技
中国的高档白酒相结合,完全体现出了水井坊这款国酿的珍贵和饮酒者的品位,将青铜器纹样及鼎的造型应用其中,
更能产生一种历史古拙韵味。
图4
5 结语
青铜器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华夏文明的历史,同时对后世的器皿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青铜器的纹样也影响着后世纹样的发展,青铜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重要一环。青铜器皿的装饰艺术也是基本的装饰原理和美学法则的运用体现。青铜工艺的造型精密繁杂,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高超技艺,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青铜器从起初的生活用具到一种艺术品的升华,一方面是青铜器本身的设计精美,一方面是青铜器所具有的精神内涵,是一种能影响人内心深处的美。所以我们不用从单纯的功能主义去看它,而是从一种审美与实用对立统一的视角分析青铜器的装饰美。我国青铜器不仅仅作用于当时那个时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1]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42.[2] [英]E.H .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
预报天气的谚语研究[M].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300.[3] 吴山.中国纹样全集[M].山东美术出版社,2018:
58.
作者简介:
纪伟(1996—),男,江苏徐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装饰艺术。
(上接第78页)银饰、刺绣、蜡染为重点的民族工艺品产业,
推动传统手工艺与创意设计、现代科技、流行元素相结合,提升民族工艺品产业的市场影响力。通过地方资源的赋能,以组织、集体等形式培养专业人才。相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不久,就能够感受到民族地区文化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推动地区文化产业兴旺,造福民族地区,以文化产业经济促进人民生活富裕。
参考文献:[1] 许汉泽,徐明强.再造新集体经济:从“产业扶贫”到
“产业兴旺”的路径探索——对H 县“三个一”产业扶贫模式的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4):78-90.[2] 蔡岚.协同治理:复杂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J].暨南
仓木麻衣和孙燕姿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2):110-118.[3] 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
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1):9-16.[4] 王换茹,陈广胜.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及优化策略
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20(06):60-63.[5]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
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M].司徒爱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86.[6] 李技文,李桂明.苗侗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
与路径探析——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10(04):143-152.[7] 陈烦,刘丹.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
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20(03):116+115.
作者简介:韦润媛(1995—),女,贵州黔东南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乡村治理。
(上接第76页)设施方面,对贫困人口采取多种形式的帮扶。在文化旅游建设中,重点从资金设备投入、文化人才培训、增加并稳定就业岗位工作展开,实施后效果显著,从经济增长、就业率提高以及贵州省知名度的提升上助力脱贫目标的实现。对贵州省文化旅游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从特品牌的打造、多产业间的融合以及发展新理念上的转变持续推动文化旅游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砥砺奋进。参考文献:[1] 杨秀丽,徐百川.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村民自治能力
提升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4):67-73.[2] 蒋萍.旅游扶贫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保护——以广
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6(10):95.[3] 尹剑峰,颜春龙.
贵州省民族文化乡村旅游开发与精
准扶贫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1):29-37.[4] 刘骄.文化旅游精准扶贫的有益探索[J].新湘评论,
2016(19):54-55.
[5] 张志刚,肖建红,陈宇菲.面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的国
外研究述评[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32(4):484-488.[6] 孙巍溥,马晓驰,赵天鹭.“文旅融合”视域下近代工
业文化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与精准扶贫——以北盘江流域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9(03):106-112.[7] 朱晓彤.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旅游文化保护策略研究
[J].山西农经,2019(20):80-82.[8] 刘蓓.生态文化旅游助力精准扶贫的对策研究[J].
新疆农垦经济,2019(03):53-60.[9] 幸雪梅.创新文旅融合 推进旅游扶贫[J].当代贵州,
2020(04):74.[10] 董政,班丽红,斯子珏.贵州贵谷:大数据生态旅游创
精准扶贫新理念[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25.
作者简介:黄琪娜(1996—),女,贵州六盘水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