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控制与取缔：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教门、帮会的策略
——以苏鲁皖为中心之探讨
【作者】梁家贵
【作者简介】梁家贵(1968-)，山东茌平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江苏南京210039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抗日、反共，同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教门、帮会先后采取了利用、控制与取缔的策略。由于诸
多因素的决定，国民党的这种策略未能取得成功，由此导致政治更加黑暗、治
安秩序更加混乱，成为国民党在国、共两党殊死搏斗中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要题】民间宗教研究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民党/教门/帮会/策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均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在中国拥
有相当影响、历史悠久的教门、帮会势力乘势迅猛发展，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日本侵华势力三大股政治、军事力量企图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为了抗日、反共，同时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
己的统治，对教门、帮会势力采取了利用、控制与取缔的策略。本文选取苏鲁
皖的会道门为主要研究对象，拟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有关策略形成的背景、主要
内容及其演变、主要影响诸方面作一探讨，以期得出某些历史启示。
一
教门、帮会团体是封建落后社会之必然产物，最初成立大都是由于众忍受不
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压迫，而组织起来的一种朴素的反抗组织。江苏、山东、安徽紧密相连，均为人口大省，封建势力素来极为雄厚。近代以来，这
一地区是农民起义的多发之地，并屡次遭到外敌入侵，此后又长期处于封建军
阀统治之下，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时常处于无序状态下，人们的正常生活时常遭到冲击，命运极为悲惨。这便给教门、帮会的发展
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因此，这一地区的教门、帮会种类很多，分布极为普遍。
仅以山东为例，就有150余种[1]，此外，山东境内还有一些合法或半合法的宗教团体，如孔教、道教、理教、佛教、回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山东教门、
帮会的势力也极为强大：有的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加一贯道；有的在华北地
区产生影响，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宫道、圣贤道以及以红会为中心的各种
会。应该说，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这一地区的教门、帮会势力主要集中在
农村，但有些教门、帮会在城市中也有着巨大影响，如九宫道、中央道、一贯
道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华北一些省区迅速沦陷。苏、鲁、皖三省连接华北与华中，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屏障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之重要省区，加上拥有丰富的人口、物产资源，因此，在日军整个侵华战争计
划中，夺取这一地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1937年10月初，日本侵华军华
北方面军在山东德县附近集结，并占领恩县、平原，遂将战火引入山东境内，
至1938年5月下旬徐州会战结束时，山东完全沦为日军后方。此后，江苏、安徽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后撤致使许多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百
姓彷徨无主，广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教门、帮会等封建迷信团体，
依仗其在民间巨大的影响，迅速地活路起来。随之，众多的杂武装应运而生。据统计，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2]巢
南（指巢湖以南的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五县边界的广大地区）几乎
村村有会堂、家家有会员。每户人家十七八岁以上，甚至十三四岁以上的男性
都参加了大刀会[3]。
日本侵略者已充分认识到教门、帮会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教门、帮会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
植、利用汉奸教门、帮会为其侵华反共服务：一是创造教门、帮会，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
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教门、帮会，把旧有的教门、帮会加上伪政治工作（派
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如侵占山东的日本特务机关花大力气改造了的安
清道义会（青帮）、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
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教门、帮会，如将红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教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
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的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
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利
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教门、帮会更多，如青洪帮、
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教门、帮
会主要做下面工作：
（一）在沦陷区，以教门、帮会形式组织众，提出“报家防匪”的口号，组
织抗日武装深入其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
地家民参加红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4]。
（二）在边缘区，则以发展教门、帮会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三）在国统区或抗日根据地，则利用教门、帮会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其
次利用国、共政策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众反抗
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有的则长期埋伏[5]。
此外，中国共产党相应采取了争取、改造教门、帮会的对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
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抗战初期将争取教门、帮会作为发动民众运动的主要工
作[6]，此后，对教门、帮会对策作了具体的规定：（一）在根据地，明令禁止，向人民宣传、解释敌人利用封建组织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并指出某些证据。对
某些会门头子与日寇勾结有破坏行为的，号召会门众起来反对。会门头子必
须向抗日政府自首、具结，宣誓不再进行会门活动。对广大会门众，则予以
工作励志名言深入教育并吸收加入各众团体。（二）对日军占领区或边缘区之会门，则派
人积极打入，争取与团结会门众，孤立其中汉奸分子，推动会门打击敌伪下
乡抢掠的便衣队、特务分子，拖延、减轻对敌负担，广泛揭露敌人残暴，反对
抽壮丁，利用矛盾打击汉奸[7]。1942年1月，中共山东党组织明令取缔教门、帮会组织[8]，1943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教门、帮
夏至吃什么传统食物会活动[9]。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教门、帮会问题已对国民党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反共与抗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这类问题并为国民
党所用，成为国民党能否“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实现“抗战建国”[10]的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未铲除中国教门、帮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因此，进入民国时期后的中国教门、帮会仍然得到继续发展。与明清时期不同的是，
民国时期的教门、帮会，无论是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还是民国时期出现的冠
以“会”、“社”名目的，并没有动辄遭禁的命运，大多数都能畅行无阻，这
主要是由于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势力的参与、扶植乃至操纵、利用所导致。教门、帮会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益发凸显出来[11]。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后，国民党对教门、帮会的存在极为重视。为有效地利用并将教门、帮会
组织纳入到自己的施控范围，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国的教门、帮会分别列入宗教
团体和慈善团体中，如万国道德会作家教团体，世界红会作慈善团体，理教会
则作为公益会社。1929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宗教调查表，1932年6月又制定宗教团体调查表，对全国的教门、帮会予以调查、统计[12]。同时，国
民党积极利用教门、帮会袭扰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在红根据地内部，也有红
会、扇子会等武装进行颠覆政权[13]。闽赣地区的大刀会曾配合国民党军队
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并不时地袭击红军，扰乱社会秩序。九一八事变后，各
地新的帮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组织多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在动员帮会成员
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4]。抗战初期，国民党鉴于中国
政治、社会局势的极度混乱以及会道门势力的强大，积极地扶植甚至创建教门、帮会，企图利用教门、帮会的力量来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到抗日、反共
的目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中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
了教门、帮会原有的观念、体制，迫使他们纷纷投入到抗日行列中，而国民党
的有关决策又极大地促成了他们抗日行动的实现。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
委派大员同帮会头子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协商将上海的帮会力
量组成别动队，“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15]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7年9月，
赵丽颖有孩子吗社月笙牵头成立了专门组织和领导上海一带青洪帮力量的帮会组织——“苏浙
皖行动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下成立了一个别动军，共两万人，全是青洪帮
分子。日军登陆时，别动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6]。1938年1月，戴笠
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
教导一团（也称“第一支队”）。此后，忠义救国军在帮会势力的大力支持下
迅速发展，至1939年春已发展到拥有14个支队、4个直属大队、2个教导总队，号称50000人[17]。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成立“上海统一委
员会”，协调上海“孤岛”上江苏省党部、中统、军统特务机关等组织的活动。上海统一委员运用上海的帮会势力，采用恐吓、劝说等方法逼使上海金融工商
界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等向大后方转移，即使为离开上海的，也尽量劝
告他们不得与日伪合作。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曾盗用上海各同业
公会的名义通电拥护，上海委员会为了抗日反汪，以正视听，即联系各同业公
会登报否认[18]。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在沪西、浦东、崇明、启东、江阴
一带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在常熟一带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都是
帮会的力量或利用了帮会的力量而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后，一些不愿与日寇为伍的教门、帮会随国民
政府内迁至大后方，但抗战的民族激情仍未泯灭。青洪帮首领张树声“慨国难
之严重，痛民族之颠危，知帮会往昔复国御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调整足以为抗建
大业之助”，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续录》等，启发帮会的抗
战意识，号召青洪帮徒众奋起抗日[19]。镇江青洪帮头目向春亭在川期间曾任
国民政府交通部驮运管理所高等顾问，负责自四川叙府至云南昆明的抗战物资
运输。他利用教门、帮会中的各种关系确保了从叙府到昆明长达五百余华里的
驮运路线畅通，“此后驮运所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买卖和运输紧缺的货物，业务
是相当顺手和有丰厚利润的。[20]”
苏鲁战区的国民党部队也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力量从事抗日。鲁西南的红会、安徽凤台一带的以王鹏举、尚四猴子为首的红会、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等等
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1937年，张空五利用所有的无极道，宣扬佛法神力，倡联乡自卫的组织势力除鲁西各县外，远及冀南之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豫北之内黄、商邱、虞县，皖北之蒙城、苏北之丰、沛一带，纵横
不下30余县，至1940年，从众达200万人以上。1938年，张空五采取拥护国
民党中央之意，将无极道改称“中央道”，规定道友以三与五为旗帜（三代表
三民主义，五代表五权宪法）。1941年，张空五部同日军在曹县的冉堌集激战，因此日伪不敢在各村镇肆意骚扰；同时，张空五的无极道还掩护国民党政府人
员来往于苏、皖、鲁西一带，即所谓的“快道路线”，[21]
国民党还积极发展教门、帮会势力、编制教门、帮会体系以达到维护国民党一
党专政的目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眼见青洪帮势力强大，便于1938年下半年出面将有帮会关系的国民党员组成精忠社并在全省各县设立分会，由当地原来的
青洪帮头目担任分社长。贵州各处的青洪帮由此转而公开活动，大开山堂，广
招徒众，国民党势力迅速壮大[22]。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袍哥抗日”的口号下，派人四处组织哥老会，致使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袍
哥帮会。同年成都行辕还专门制定了《领导与运用汉流办法》：“（一）拣忠
实党员加入公口，运用其行动，激起其精神，使为本党工作。（二）吸收其首
领与有力分子，提高其知识，匡正其思想，使能接受本党之领导。”[23]1939
年11月，被任命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在赴任时，带了湖南洪帮首领欧阳长松为随从。在欧阳长松的介绍下，李品仙在路经费安
时会见了当地洪帮头目王贵和并任命他为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在李
品仙的支持下，王贵和创立了“大别山祖堂”，将洪帮势力引进大别山区。[24]此外，山西的阎锡山创建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洪帮组织——“进步总社”；西康的刘文辉指使刘文彩在大邑安仁镇成立了袍哥组织——
“公益协进社”。
在沦陷区、游击区，国民党派出政工人员在宣传、鼓动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同时，一方面协助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度，宣传“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力图巩固国民党统治，一方面发动青年，普遍发展三青团，组建
武装，扩大队伍，并积极利用、掌握教门、帮会和众团体以达到预定目的。
另外，蒋介石还曾利用上海沦陷后居住香港的杜月笙同日本秘密交涉，并且成
郭政鸿功策反汪精卫派要人——高宗武、陶希圣。1941年，杜月笙受蒋介石委托，在
香港劝说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梁漱溟等民主人士赴渝，充当了蒋介石软化民
主人士的说客。
反共是国民党利用、控制教门、帮会的又一重要目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争取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
全国各民族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大
胆放手地深入敌后，广泛地发动人民，创建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
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为遏制、
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除直接参与、制造军事摩擦、政治攻击等反共活谢依霖宣布结婚
动外，国民党还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势力破坏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国民党是
刻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的，常利用它们来组织团结众，破坏中共创建的
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各地方组织在暗中策划反共阴谋时也注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甚至组织，从而达到反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山东党部在制订的反
共计划实施办法中便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星期四英语怎么说
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
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
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
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
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
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
起对中共之大规模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
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25]”。在类似
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不断操纵、利用教门、帮会势力与共产党对抗。
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在国民党的唆使下散布谣言、煽动众、蒙骗不明真相的
大刀会员，掀起。1938年6月，针对共产党实行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出，有力出力”的原则，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李树
椿提出了“鲁西行辕三不要：一不要，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国民党山
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便由此利用长清的黄纱会、阳谷的忠孝团等会道门发动，破坏了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鲁西南曹县发生红会，直接威胁了共产党在改地的统治地位[26]。国民党山东第九区专员蔡晋康组织
会道门分子成立“暗杀团”并将同义社改称“抗八小组”，大肆搜捕杀害抗日
干部和众，骚扰破坏抗日根据地”[27]。1938年8月2日，国民党苏鲁战区
第十一纵队参谋长杜广乾、三支队队长杜孝先挑拨红会袭击八路军鲁东游击
队第四支队，开打死前去谈判的参谋长杨涤生，用红缨杀15名干部战士[28]。 1940年秋，国民党朱世勤、时锡九部勾结山东金南杯子会（无机道），制造谣言、欺骗众，提出“反对八路军，带打县政府”的口号，并以联防自
卫为名乘共产党动员众破路、征粮之际，以反破路、反征粮等借口纠集众
近3万人，手持红缨、大刀片，猖狂地破坏抗日运动。8月初，金南杆子会5000多人乘湖西军区部队在单东南李田楼一带休整，突然包围金乡县抗日民主
政府驻地大冯庄，同时，单东黄杨庄、陈蛮在一带的杆子会也乘机，朱世
勤部也大举向共产党的根据地进犯[29]”。1945年，国民党山东保安三师张景
月部组成暗杀组织一神兵队，成员都是逃亡的地主、富农分子及流窜在外的流氓、教门、帮会分子等。他们装神弄鬼，战前“上法”，吹嘘刀不入，到处
袭击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暗杀进步的干部、众，派款绑票，骚扰四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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