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观后感
如果按照传统的“胜王败寇”的观点来评判蒋介石的话，他是典型的失败者。但是如果按照前人评判古人的标准来分析蒋家王朝的话，就像李清照在《夏日绝句》中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样，蒋介石身上则有很多值得好的经验值得借鉴，也有很多教训供我吸取。
书的开篇就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不尽然，影响命运的因素除了性格之外，还有生长的环境，后天的教育等因素。以童年和少年为例，蒋介石是在屈辱中度过的。九岁之前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成长，按照常理“严父慈母”的家庭说，严格管教是好事，但是蒋介石直到60岁时，日记中留下简短回忆是：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在蒋的记忆中，“严厉”似乎成为他对父亲的唯一存念。蒋是在回忆其早年塾师任介眉时，兼带提及父亲的。在60岁的蒋介石笔下，任介眉被描述为一个“残忍惨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联想到父亲，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尽在不言中，与对“毒魔”塾师的记忆难分伯仲，以至于晚年仍未能释怀。照此来说，童年的不如意大概是他功成名就后脾气暴躁的原因吧。而后来的家境变化更是对蒋介石刻骨铭心。他能够在日记中清晰回忆到当年所受到的耻辱，可见一斑：“
中正幼年受劣绅污吏之欺凌，亲戚之轻侮。长受满清鞑奴之压迫，学友之嫉视。壮受倭寇苏俄赤匪之胁诱，与倭寇之畏忌与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历史，乃劣污倭俄与赤匪所逼成也。”除了“满清”压迫，劣绅欺凌，更加亲戚轻侮，学友嫉视，父兄无情，乡邻无义，周遭竟没有一个“好人”。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阴暗凄惨生存境遇，对谁而言都是一种心理阴影。由此来看蒋介石后来的脾气暴躁、多疑、孤僻，乃至掌握军国大权之后，感叹“军事将领、行政干部无能，只好自己独裁”是事出有因的。总而言之，通过蒋介石童年少年经历来看，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该是多么重要的经历，回到开始的话题上看，与其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倒不如说是环境决定命运。
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蒋介石“屡仆屡起”的坚忍不拔精神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犹如晚清重臣曾国藩，在鄱阳湖口一役中惨败时给同治皇上奏折表示“屡败屡战”，皇上不仅没有责备他屡打败仗,反而还表扬了他。在曾国藩看来，“屡败屡战”强调自己对皇上的忠心和作战的勇气动物成语,虽败犹荣。同样的精神也可以放在蒋介石身上看。1926年蒋介石开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获得了最高权力，直到1949梁冠华主演的电视剧年，在统治大陆的23年中，先后经历了三次下野，可谓“三落三起”。若追溯其能够在逆境中奋起的原因，概括有二。其一，和他小时候的反抗精神不无关系。据记载，蒋介石从小就颇具反
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据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不听话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由此可见，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这就使得他在后来的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
二是坚毅有恒。比如，蒋介石坚持记日记，我们所了解的蒋介石很大一部分知识都是从他的日记中得来的。而蒋介石写日记，并不是为了将来出版展示给后人看的，而主要是写给自己看。日记中记录了他许多真情实感，比如蒋介石早年每天静坐，反省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有什么坏念头，晚上就在日记上写下来。从1915描写荷花的诗年开始到1972ipad如何升级系统年，这57年间，他日日如此，一天不落。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内许多外国领导人都不记日记，他却几十年如一日，这非常不易做到。蒋介石的笔记全部是用毛笔一笔笔写成。
三是读书影响了人生。如果说坚持写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蒋介石的话，那么他几十
年坚持不懈读书让我们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蒋介石。他一辈子读书的范围很广，包括中国古籍、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并且，哪怕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他依然在防空洞里专心读书。蒋介石在不同时期读的书目，基本上是围绕自我定位的角进行的的。他的角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所以在阅读取向上，他认为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很少涉及。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许与他广泛涉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对比他和读书的区别，也能看出他为何又败在手下。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尤其爱读史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均通读过，其次是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知识性、趣味性的杂书，也广泛涉猎。相对而言，毛对儒家经典兴趣不大。蒋介石则偏爱儒家经典，文史书读得不多。日记显示，蒋只读过《史记》、《通鉴辑览》和《清史辑览》等少数几种史书。由此来看，读书虽然不能说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至少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
除以上原因之外，作为一个处于新旧之交的政治、军事强人，蒋介石的性格虽有暴躁之说，
但是他对待知识分子的忍耐和宽容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闪光点。一方面，他推崇“舆论一律”，热衷于听记者、教授们的吹捧之言，另一方面又对某些尖锐批评他及其亲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明显的忍耐与宽容。比如傅斯年当年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直接导致二人下台，孔祥熙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夫，跟他是连襟；宋子文是宋美龄的哥哥，是蒋介石的妻哥。按说傅斯年的种种行为或直接或间接地触犯了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却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傅斯年。当国军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蒋介石抢运文化人的名单中第一批就有傅斯年；傅斯年赴台后，还立即委任他做台湾大学的校长。对傅斯年等同路者的忍耐、宽容，不愿搞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确实影响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蒋介石的这样一种胸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蒋介石虽然对知识分子忍耐和宽容，但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用人机制上却存在严重问题。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经历了第二次下野。他此时最大的困惑是“无干部”及缺乏自己信得过的干将。但事实是不是缺少人才，而是他不会用人才。犹如楚汉战争胜利后刘邦说的一番话：“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蒋介石在用人机制上如果学学刘邦，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在事后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炉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以改变自己“无干部”、“无组织”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尴尬，是跟他不合理的用人机制息息相关的。自古用人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蒋介石为了更好地控制属下组织，偏偏喜欢成立两个性质相类似的机构，通过彼此竞争，分别向他争宠，以达到效忠自己的目的，这明显是对下属的不信任。比如在黄埔系中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的对立；在情报组织中有中统和军统之争；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孔宋两家互斗。抗战时期，他还纵容CC系的朱家骅同二陈闹独立。让双方彼此竞争达到相互监督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彼此不再是追求对蒋介石效忠而是勾心斗角相互拆台甚至诋毁，那么所取得的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
孔雪儿恋情疑曝光自古以来，用人之道讲究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劝谏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而蒋介石恰恰犯了一个大忌。众所周知，历史上有名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控制了当时的中国。蒋、宋、孔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孔妻宋霭龄和蒋妻宋美龄是为妹，宋子文则是宋霭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三人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亲缘关系网络。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
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纵观蒋介石用人，有人说他“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这也不无道理。
抛开用人唯亲不说，蒋介石的另外一个弊病就是什么事都想管，结果等于什么事都没管。比如在重庆时，重庆的垃圾应该堆在哪些地方，木板床里的臭虫如何消灭，甚至女孩子头发的长度，他都要过问。在台湾时，蒋介石竟然能小到去关心厕所的问题。蒋介石一来视察，长官就会要求士兵赶紧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蒋介石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厕所，因为蒋介石的视察，总是要去厕所检查卫生。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显的局限。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很类似韩信口中的项羽“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蒋介石身上也有些“妇人之仁”的影子。面对生活中的小事蒋介石都是如此，军国大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年日本发动1号作战，蒋介石直接把电话打到团长、营长跟前。河南战区的司令官蒋鼎文几分钟就接到蒋介石一个电话，一会儿指示这样打，一会儿又指示那样打。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蒋鼎文都不耐烦了。”为了打电话，蒋介石凌晨3点就起
床，连宋美龄都觉得他太累，可蒋介石认为，这个电话不打不行，否则仗就打不好。蒋介石虽是学军事出身，但是，他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甚至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这多半和蒋介石所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有关。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了。蒋介石的越权指挥远不如的放手使用要科学，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指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一线人员最了解实际情况，必要时随机应变或者当机立断。而远离战场的最高指挥要放权给前线指挥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显而易见而蒋介石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科学的管理理念，于理于实践都是行不通的。
反观蒋介石最后败在手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能“痛下杀手”。金圆券改革之初，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及存放国外外汇资产之处理……绝无丝毫之损失”。但是在真正处理囤积居奇问题时，打的“老虎”都是些无权无势的“小老虎”或“假老虎”，真正的“大老虎”像孔宋豪门则毫发无损。就在“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时，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亲情关系，不能痛下狠
手，反认为这是社会上“以此为倒蒋手段也”，“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由蒋介石此言可知，在对官僚豪门的处理方面，蒋介石缺乏公平严明的手段。另有一件事也能印证蒋介石缺乏公正严明之心：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杀了无辜之妻，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大耍“帝王之术”，抛开党纪法规，先是名义上逮捕并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关押张灵甫，声称审后严办，结果“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灵甫。为掩国人耳目，同时表达改过自新的决心，再度出山的张灵甫正式由“张钟麟”改名为“张灵甫”。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最后张灵甫在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死战为蒋家王朝殉葬，报了蒋介石不杀之恩，但却坏了国民党的党国大事。而同样面对草菅人命案件的，则是给国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能够对草菅人命者“痛下杀手”。抗日军政大学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将其打死，称为“黄克功事件”。这一恶性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事发后，黄克功被捕认罪。还写信给，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还请求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应让他戴罪杀敌，将功赎罪；一种认为，黄克功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
周杰伦助理大妮刑，以平民愤。认为要依律严惩，后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对黄克功进行了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仍判处黄克功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