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10-06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GY2007107）作者简介：芶兴朝（1975-），男，四川宣汉人，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郭沫若研究。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第24卷第7期2009年7月
Vol．24,No．7Jul ．2009
苟兴朝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乐山614004）
摘要：抗战期间，雾都重庆戏剧界的进步人士发起了“雾季戏剧公演”运动，以戏剧为斗争武器同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雾季”戏剧运动对于促进中国戏剧之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郭沫若是活跃在这一运动的一颗耀眼明星。
关键词：抗日战争；郭沫若；“雾季”戏剧运动中图分类号：
I206.6文献标识码：A吴亦凡个人简介国籍
文章编号：1009-8666（2009）07-0024-07
抗战期间，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黄金时期”的重庆“雾季”剧坛堪称戏剧界的一朵奇葩，无
论是对于促进中国戏剧之发展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郭沫若先生是闪耀在此剧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
一、重庆“雾季”戏剧运动概述
（一）戏剧运动的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成都、重庆等
地实施狂轰滥炸，从1938年1月轰炸成都开始，到1944年12月投弹成都、万县和梁平，前后对四川轰
炸计六年有余。特别是对陪都重庆，在1939年至1941年实施疲劳轰炸，其中又以1939年“五三”、“五四”和1940年“五二七”的大轰炸为最凶残，所投如“倒垃圾”般倾泻下来，血肉横飞、尸骨遍野。不仅日寇的危急山城人民的生命，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断制造与中共的摩擦，特别是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搞。其后的半年时间里，山城重庆变成
了一座死城。
政治方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也
发生了急剧变化。
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包揽了党政军大权，成为最大的独裁者，“四大家族”垄断了
军事、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重要机构，加强了特务机构和保甲制度，以“中统”、“军统”为基础建立法西斯特务网，集中营和监狱遍布，特务横行；扼杀新闻言论自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1941年3月，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介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包括第三种力量的政治联盟，其中的左、中力量，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斗争中成为了共产党的同盟军。而共产党在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坚持《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独立自主，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在人民众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愈演愈烈。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第二年就开始了对文化方面的控制，这年7月，制定了《抗战期间图书
杂志审查标准》。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第五次中央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同年9月又颁布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进一步限制和迫害进步的戏剧、电影，查封报刊，强化对新闻舆论界和出版界的法西斯控制，钳制言论出版自由。在颁布一系列禁令、法规的同时，在组织上采取了相应措施。1940年10月1日，国民党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第三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把原属第三厅领导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划归有关战区，以此控制进步戏剧运动，监视戏剧工作者。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陪都重庆文艺界一度出现了万马齐喑的萧条景象。
（二）戏剧运动的滥觞
重庆戏剧运动①的源头可追溯至抗战初。1937年12月31日，在汉口光明戏院举行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上，做出了以下决定：每年10月10日举办戏剧节；由于日本侵略战火日益迫近，国民重庆，第一届戏剧界的盛大纪念活动改在重庆举行。1938年10月10日，第一届中国戏剧工作者的节日在重庆如期举行，活动持续了23天，共有1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戏剧工作者参加了演出活动，观众人数
达数十万人，著名演剧团体、影剧界人士汇聚山城，盛况空前。[1]
戏剧节开始后，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抗敌宣传活动。全市出动了包括怒吼剧社、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在内的25个街头演剧队。[2]这些演剧队带着宣传抗敌和征募寒衣的戏剧节目到城乡各地演出，并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大规模街头剧演出。之后的第二、三、四届戏剧界均如期举行，在当时中国文艺界规模宏大，蔚为壮观。但好景不长，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掀起了一股文化逆流，对重庆等地的抗战文艺运动进行种种压迫和限制。到1942年，国民党政府社会部下令“戏剧节未便与国庆合并举行”，以此理由宣布撤销每年10月10日的戏剧节。为此，盛极一时的重庆剧坛逐渐沉寂下来。
在此情况下，重庆戏剧界进步人士沈浮、应云卫等向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提出：“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3]1941年夏，从四川高县返回重庆的阳翰笙就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计划，“与郭沫若商量，得到了郭沫若的热情支持；然后再向周恩来同志请示”[4]。周恩来对此很重小酒窝歌词
视，认为这个办法可以作为开展新的斗争的突破口，瞩阳翰笙提出一个初步计划来。之后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也曾正式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因此，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应当首先从话剧方面发起[4]。
后经阳翰笙与郭沫若研究，决定趁国民党政府解散第三厅后解除了阳翰笙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到了香港和中央电影制片厂陷于停顿之机，联络一部分“中制”（即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重庆筹组“中华剧艺社”。“中华剧艺社”由戏剧界进步人士应云卫负总责，由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这些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不到30人的精干班子。剧艺社第一场上演了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打响了第一炮。接着又上演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在为郭沫若祝寿时，又演出了《棠棣之花》，从此掀开了“雾季”戏剧公演之序幕。[3]重庆本没有“雾季公演”，但在抗战中，因为特殊环境的斗争需要，加之重庆是个雾都，每年雾季是从10月起到次年春，每到雾季，大雾茫茫，能见度极差，敌机不便前来轰炸，便从1941年10月起开始了“雾季公演”。是为重庆雾季戏剧运动之滥觞。
（三）戏剧运动概述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质量上乘的好剧。具有代表性的有：《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屈原》《大地回春》《忠王李秀成》等。
《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互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这出剧演出共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
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因而创作欲触发了”，于是写成了此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来一个通盘的整理”，便成为五幕历史剧。1941年11月在重庆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
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大型历史剧《屈原》，只经
过了三个星期的构思，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世界的黑暗。《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如金山、张瑞芳、施超、白杨等。《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国庆中秋祝福语 简洁大气
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除了上述的几个戏外，还有：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马彦祥的《江南之春》，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和《陌上秋》，等等。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击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薄弱环节，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了高潮。
重庆文艺界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个戏。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和《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和《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曹禺的《北京人》、《家》和《蜕变》等。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为
第三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6个戏。有郭沫若的《南冠草》，吴祖光的《少年游》和《牛郎织女》，陈白尘的《大地回春》，老舍的《桃李春风》等。1944年10月至1945年5月为第四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7个剧。计有：袁俊的《山城故事》，《万世师表》，茅盾的《清明前后》和洪深的《女人女人》等。
在四个年度的“雾季公演”中，先后有28个剧社、团队参加，其中业余剧团5个，共演出了110多台大型话剧，也有独幕话剧，还有大歌剧和儿童趣剧。除少数戏外，剧目的内容都是进步的、坚持抗战的，是争取民族自由、反帝反封建的，其中还有一批具有战斗性、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不朽之作。剧目题材丰富多彩，艺术风格争奇斗艳，并涌现出一批传世之作。其中，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现实生活的剧目居多数。有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宋之的的《春寒》《祖国在召唤》；有借古喻今、以古鉴今的历史剧，如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有四川乡土题材的话剧（反映从清末四川保路运动到抗战时期的四川城乡生活），如《草莽英雄》《重庆屋檐下》；有以轻喜剧和讽刺剧的手法揭露黑暗、抨击时弊的《结婚进行曲》《春暖花开》；有反封建、揭露丑恶、追求光明的《北京人》《风雪夜归
人》；还有儿童剧《猴儿大王》《法西斯的丧钟响了》；大歌剧《秋子》。“因而出现了中国戏剧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即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演出空前繁荣；轻喜剧、讽刺剧的创作演出别开生面；乡土题材戏剧的创作演出，为话剧的民主化、地方特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1]
“雾季”戏剧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两个剧社是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
1941年10月，阳翰笙考虑到当时的严峻形势，觉得需要组织一个党直接掌握的剧团，以完成特殊的战斗任务。为了适应环境，剧团决定办成民营职业剧团，这一设想得到周恩来、郭沫若的赞成和支持，便着手筹办中华剧艺社。[5]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由应云卫、陈鲤庭、孟君谋、辛汉文、陈白尘、刘郁民等组成理事会，作为集体领导核心。社长应云卫、秘书长陈白尘、副秘书长刘郁民、赵慧深主持日常工作。基本社员二十余人，演员中大部分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中央电影场（简称“中电”）等单位的兼职人员。经积极筹备，文工会又从工作经费中拨款3000元，作为开办费，租到一家小茶馆后院的几间简陋房子，作为社址，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华剧艺社正式成立。[6]仅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中艺”就先后上演了7个大戏，1个小戏，如《大地回春》《棠棣之花》《天国春秋》以及《屈原》等，艺术质量获得社会上普遍赞誉，从而成为重庆戏剧运动的中坚。
1942年12月29日，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恒社宣布成立（简称“中术”）。这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由夏衍、于伶、阳翰笙、章泯、金山作为发起人，组成的有一个民营话剧团体，金山任总干事，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章泯担任负责工作，主要成员还有蓝马、沙蒙、舒强等从上海、香港撤退下来的著名文艺工作者，后来陆续参加“中术”的著名演员还有张瑞芳、石羽、赵丹等。1943年2月4日，“中术”在银社演出了《祖国在召唤》，接着上演了《北京人》、《家》，以精湛的舞台艺术迅速打开局面。在后来的第三、第四次雾季公演中，中术也一直十分活跃。
王靖雯个人资料除党领导组建的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外，活跃在山城话剧舞台的，还有“中国万岁剧团”、“中国青年剧社”、“中电剧团”。这三个剧团都是国民党直接控制的，但其中许多剧作家、导演和演员都是中共党员和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人士。在雾季公演中，重庆戏剧界继承了左翼戏剧运
动以来的优良传统，戏剧团体之间，剧团与民众之间建立了团结合作的关系。在“中艺”、“中术”和其它团体的演出中，导演、演员、舞美工作者常常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威力。
二、郭沫若与“雾季”戏剧运动
（一）强烈呼吁开展戏剧运动
对于雾季戏剧运动的发起，郭沫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1年10月11日他曾撰文《戏剧运动的展开》[7]，强烈呼吁开展戏剧运动。“重庆有好几个党政机关所附属的有力剧团。几年来，演出过好些轰动一时的名剧，充分地表现着戏剧运动的成功。而且对于社会，对于抗战贡献的效果，我们相信决不是微末的。”他又说：“戏剧除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在平时是绝对的社会教育，在战时是绝好的宣传工具，可毋庸再说。目前大家正欢迎戏剧，抗战正需要戏剧的时候，我们实在应该加紧戏剧运动的展开，多多组织剧团，多多编制新剧本；多多从事演出，是戏剧界的同人们所应该加紧进行的事；而在当局则应该特别加以保证予以适当的指导”。
（二）鼎力支持、积极参与戏剧的排演工作
《屈原》1942年3月初开始排练。周恩来要求配置强有力的演出阵容，保证剧本的演出效果。阳翰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尽一切努力演好这个戏，挑选优秀演员加强阵容，并在党内作了动员。特聘陈鲤庭任导演，特请从香港新到重庆的金山饰屈原，“中电”的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施超饰靳尚，“中制”的孙坚白演宋玉、怒吼剧社的张瑞芳扮婵娟。该剧在音乐上备加考究，特聘刘雪庵作曲，国立音乐学院实验管弦乐队伴奏。
排练中，郭沫若多次亲临现场，与演员一道排演，甚至客串剧中角。4月5日晚，郭沫若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屈原》的后台。张瑞芳提出剧中婵娟斥宋玉的台词：“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读来拗口，郭沫若也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够味。饰钓者的张逸生正在旁边化妆，插口便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听了，觉得这个字真是改得非常恰当，当即采纳。后并写了《一字之师》文章。[8]
4月3日起《屈原》在国泰大剧院正式公演，轰动了整个山城。刚从香港脱险回来就挑起饰演屈原任务的金山，在演出当天发表的《参加<；屈原>演出有感》中激动地说：“这不是剧，也不是戏，
这是古代的史诗，这是今日的战旗。”[9]这剧本正如《新华日报》的消息所说：“是一幕历史的悲剧”，“但是有现实的声音”。因此这场轰动山城的“空前演出”，是文艺界革命力量的盛大检阅，是使敌人魂飞魄散的大爆炸，也是国统区戏剧运动的大高潮。
在庆贺《屈原》演出成功的宴会上，周恩来为郭沫若满满斟了一杯酒。他兴奋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屈原》演出中，演员同志们要求郭沫若题诗以为纪念。郭沫若欣然应允，遂作诗16首分别赠予参演演员。其中，赠给饰演屈原的金山的诗为：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李小璐 伴娘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赠给张瑞芳的诗为：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
（三）积极撰写戏剧理论文章，引导剧运健康发展
1.积极投身于大后方戏剧理论建设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演出，自觉地将动员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
为神圣使命，强调戏剧的宣传教育功能，起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但也出现了粗糙的剧目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戏剧理论上提出了如何处理艺术与宣传的关系问题。为此，戏剧理论界发表文章、组织讨论，探讨如何提高创作的艺术质量和演出水平，以满足广大众的需要。
1942年2月，根据周恩来的倡议，《新华日报》在第四版开设《戏剧研究》副刊，任务就是：既要配合现实斗争，总结剧运经验，又要系统地介绍一些先进戏剧理论和表演艺术，使广大的戏剧工作者在政治思想上、艺术水平上都有所提高。2月15日，《新华日报》出版的戏剧节纪念特刊，刊登了郭沫若的《戏剧与民众》，郭在文中说：“‘戏剧’，尤其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但在陪都的剧坛上，却流行着一种和这不十分合拍的倾向。有些飘飘然陶醉于为艺术而艺术、为戏剧而戏剧的资本主义社会末期的空气里面。”郭沫若指出“公式主义的倾向并不限于抗战八股，把欧美的生活环境里的要求企图在中国舞台上满足，这是一种典
型的公式”。郭沫若的批评对于当时戏剧界的不正之风起到了一定的匡正作用。
雾季戏剧运动期间，在戏剧理论建设方面，郭沫若参加了历史剧问题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
宁财神个人资料1942年至1943年间，大约与历史剧创作高潮相对应，中国文艺界发生了关于历史剧的大讨论。此次讨论最为核心的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历史和历史剧二者的关系。参加大讨论的有田汉、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
对于史剧和史学的关系，郭沫若认为：“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但他同时又指出：“史学家和史剧家的任务毕竟不同，这是科学与艺术之区别”。郭沫若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所谓“求似”，就是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实是尽可以出入的。[10]郭沫若的这套史剧理论，发自也符合他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性，激发他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历史剧，成了大后方史剧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另一方面，郭沫若特别强调史剧创作要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史剧创作要为现实斗争服务。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说：“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接着又发表了《民族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等文，强调“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民间形式”。这些文章在重庆文艺界激起轩然大波，为此，文艺界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郭沫若、潘梓年、胡风等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11]
5月31日，郭沫若写了《“民族形式”商兑》这篇重要文章。郭沫若在文中首先阐明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提出文化上应抛弃闭关锁国政策，大量吸收西方的进步文化。他说：“无论是思想、学术、
文艺、或其它，在中国目前固须充分吸收外来的营养”。这种摄取“必须经过自己的良好的消化，使它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事物来，就如吃了桑柘的蚕所吐的丝，虽然同是纤维，而是经过一道创化过程的。”[12]也就是经过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便赋予了“中国气派”
和“中国作风”的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其次，郭沫若阐明了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关系，他主张利用民间形式，批判地吸收民间形式中有用的东西。他说，民族形式尚在创造过程中，而抗日战争不能等待，因此，“任何旧有的形式都可以利用。不仅民间形式当利用，就是非民间的士大夫形式也当利用”。但随着新形式的创造，旧形式一定会被扬弃，因此，利用民间形式，决不是把民间形式说成是民间形式的中心源泉。郭沫若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这场讨论的总结，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推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13]
通过这次讨论，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讲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想有了一定的理解；对党提倡的文艺活动与抗战建国实践相结合、倡导的文艺创作的“抗战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在新文艺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都有积极作用。同时，它对于当时的戏剧运动具有较强的导向意义。
如果我们把当年重庆戏剧的编排演看成戏剧运动的“幕前”，那么，“历史剧问题和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则是戏剧运动的“幕后”。“幕前”和“幕后”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戏剧运动的大发展。
2.配合《屈原》演出，发起唱和诗活动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薋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借？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为了配合《屈原》的演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4月12日《新民报》头版以《弦外之音——
—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的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曾担任孙中山秘书、时任国民政府参议院的李仙根，在观看《屈原》演出后亦即兴赋诗一首：
如见湘累问，天门极四方。乾坤秋一气，风雨泪千行。
止义情繇发，行吟心太伤。凭君双管下，咏叹此芬芳。
郭沫若看后于4月13日回赠和诗一首：
寂寞千年事，斯人未易方。风雷任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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