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獄中(审讯)自述（三）
1943年春，我听到新任陕西伪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绍周要成立五个无线电工作队的消息，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通常，在敌、我双方的斗争中，把自己的电台架设在敌方内部是不能的、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情报的获得诱发了我的反向思维，我着力变幻想为现实。我想到了我原在澄城煤矿公司认识的贺修之，托他去他的岳父田毅安，请岳父大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经济，拜托徐副司令为自己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其实这个朋友是谁，一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个工作。这个人过去干过无线电这一行，现在失业，经济上困难，生活无法维持。听说保安司令部要成立无线电工作队，特请务必给留一个位子。
田毅安是黄埔一期学生，是陕西黄埔元老。徐经济是黄埔后期，一直对田十分尊重。再说无线电工作队是一个技术性的差事，也不是什么肥缺。因此田毅安一开口，徐副司令就答应了。真是天助我也，得来全没费功夫！
无线电工作队的位子有了，谁去就位呢？这我还没有眉目，一时想不出合适的人，但又不能拖太长的时间，必须尽快解决。可这个“谁”去就位，比“抢”位子还要困难。一是当时没人，二是即使有了人，其在政治上能否为我所用，还是要谨慎考虑的。忽然，我想起王志廉过去曾对我说过他有一个拜把五哥叫雷光斗，曾在杨虎城部队当过无线电工作队长，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和他一起干过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不到组织脱党了。恰在
持有一颗子弹违法吗
开心麻花 常远
这个时候，老天开眼——我们共产党人真是得道多助——雷光斗来到了西安。我很快在王志廉的牌桌上认识了雷光斗。第二天我便有意和他说东道西，说他的过去道他的现在，说他的经济状况道他的生活困难，又说道他今后的打算。我对雷光斗说，有一个无线电工作队队长的位子愿不愿干？雷光斗听了立即满脸笑容，欢喜得不得了，一再表示十分感谢。
我将雷光斗填写的履历表交给贺修之，再由他岳父转交给徐经济，没过几天，保安司令部司令祝绍周的委任状便送来了。委任雷光斗为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第一无线电工作队队长。中共西安情报处第二处秘密电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真是实现了总理讲过的“把电台架设到敌人司令部去”。
这部电台开始工作时，我只是对雷光斗说，我们有几个人做生意，必须了解上海的行情，托他为我们发几份密电报。雷光斗接受了。骗人么，偶尔一次两次是可以骗过去的。但一年，两年，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四年中，每天都有密电要发出，而且每份密电都有近二百多字。雷光斗也是聪明人，有头脑的，当然会怀疑，怎么会有这么多商报呢？！但雷光斗始终没有正面问过我，只是对我说：“对方的技术真好！”我则回答他说：“上海有的是技术高超的报务员。”“对方真和气，从不骂人，不象国民党的报务员，总好在机器上骂人。”“南方人嘛，说话总是客气的，不象我们陕西人，一说二骂三打人。”雷光斗明知我是在骗他，只是心照不宣。让国民党的电台收、发我们共产党的密电，乍一
听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兵不厌诈”，只要我做得诡秘，就可以让不可能变成为可能和相对更安
全。我对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各关节地方都认真地做了考虑和应对。如对在敌台收、发电文（码）须用标准格式的电报稿纸的这一环节，我料到我们密电的数量和字数都会很多，若靠偷用保安司令部电台的稿纸就可能出纰漏，被敌人怀疑。我便利用预先和李子健、赵子祥在西安西大街合开的纸店为掩护，秘密仿制电报稿纸，如此，不仅保证了我们密电书写的需要，还供应敌保安司令部电台也用我们印制的电报稿纸。同时我还依照保安司令部译电室图章的印样私下偷偷刻制其印章，加盖在每一份交报务员发出的密电稿纸上，以假乱真，蒙混过关，四年中没有发生问题。
到了一九四七年夏的一天，发生了译电室主任突闯报务室的事情。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电台正向陕北中央发报，突然敌保安司令部译电室主任走进了雷光斗的报务室，看到正在发的电报不是他签发的，就问报务员，这份电报是从哪里来的？发给谁？这个报务员倒很沉着，回答说，请问我们的雷队长去。一面回答，手指却没有离开按键，字码仍向空中飞去。正在这时，雷光斗来了，一看知道不妙，立刻把译电主任请到他的办公室，向主任解释说，自己过去的一个老上司，退休了，生活没有办法，做生意打听上海的行情，让我帮忙给上海的朋友发报了解一些情况。主任问，给多少钱？雷光斗说，生意赚了给几个算几个，赔了就不给了，因为是老上司么！也不好意思要，更不好意思拒绝不发。主任也就没再追问，只是说，既然是这样，以后就不要再发了。一场危机过去了。事后雷光斗对我讲了这件事，我即刻决定主动放弃这个电台。让雷光斗第二天主动请译电主任吃了顿“牛肉泡馍”，又送了礼到主任家里算是交个朋友。这个火星没有成灾就被扑灭了。几个月後，雷光斗被调离保安司令部，派往咸阳公署无线电队当队长。
口腔医学大专>王楚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情况。当时，国民党在西安的电台，几乎没有不为他们的上司假公济私，用公家的电台作生意发私报的。电台发生了问题，这样的说明才会使人信以为真，否则没有第二种解释可以骗过译电主任，即使这位主任不是特务，也是会出大问题的。
这个密台放弃了，我必须想办法再建第三个秘密电台，为我们的情报工作服务。
西安情报处机要负责人王释奇对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叫胡家兆，湖北人，目前在盐务总局电台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陕北公学学习过，据说是因为陕北“苦”又跑出来了。我即让王释奇争取他，仍是告诉他，有几个人合伙做生意，想发商报和上海联系，了解市场行情，请他用盐务总局的电台发几份电报，看他能否同意。王释奇对胡家兆如此一说，没想到胡家兆断然拒绝，不予接受。“做生意，发商报，不干！”我们碰了钉子。我和王释奇研究分析，对胡家兆这个关系，不能走老路子，不能用对雷光斗的方法。可否从政治上争取，公开讲明是给陕北发电报。不过我还是对王释奇说应该多考虑一下，胡家兆和他有没有这个交情。真跟胡交了底，胡若不同意进而出卖他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就大了。王释奇认为，胡家兆这个人为人挺仗义的，讲义气，即使不同意给陕北发电报也不至于连根烂掉，出卖朋友。最后我们决定，开门见山。王释奇直截了当向胡家兆说明请他给陕北共产党发电报。此话一说，胡家兆竟慨然接受。“做生意，发商报，为了赚钱我不干；给陕北共产党发电报，我愿意干。这是为革命干。”
一九四七年的初夏，西安情报处的第三个秘密电台架在了国民党晋、陕、豫盐务总局的电报房里。
盐务总局的电台设在西安南四府街湖广会馆内。而军统局电讯侦察科侦察台架在湖广会馆正西方向的大有巷和西南方向的五岳
我不愿让你一个
庙门街，相距都不足千米。而且盐务总局的电台功率又比较大，是一百瓦的机器。据说电键一击，附近的电灯都会闪动，是十分容易被侦察电台发现的。
七月，天气十分热了。一天，胡家兆正低头在机器上工作，军统局特务突然闯入机房，急速走到胡家兆身边，一把就把桌上正在发送的电报底稿抓起。因为是密码，特务看不明白，便把胡家兆带走了。
军统局特务审问胡家兆发的是什么电报，胡家兆回答说是“商报”，“是做生意用的”。“是发给上海的”、“现在西安电台谁不给官发私报”、“电台发商报不是秘密”。••••••特务当然不肯善罢甘休，进而开始刑讯，审问电报的内容。胡家兆一直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一套话，而电报的内容他自己也是不知道。敌特毒刑拷打，又一再追问电报是给谁的，是什么电报。最后拷问电报是什么人交给他的。肉刑、火刑、电刑••••••都用上了，就是逼问“谁交给你的电报？”受刑之下胡家兆几死几活。最后敌人知道了，电报是给西安天德福银号发的，是王释奇给他的（当时，王释奇的社会职业是天德福银号的襄理）。敌特把缴获的这份电报送交南京军统局，请译电专家破译，但始终未能揭开电报的秘密。现在我可以告诉军统局的特务头子，那份电报是中共西安情报处发给延安的，报告西安附近一处胡宗南军火仓库的情报密电。
张朝阳 身价
胡家兆明白是为共产党发电报。但在敌人法庭上和刑讯室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