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江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因士绅富豪导引而煽起的“奢靡之风”，学界多有论及。然而细究之下，所谓的“奢”，其实迥然有别。权贵富商所追求的主要是物质生活的奢华、惬意，而文人学士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的闲适、优雅。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刻意区分“清”与“浊”、“雅”与“俗”的差别，意在以一种富有文化内涵，高品位和艺术化的生活情趣，彰显其文才学养，标榜其道德情操，由此拉开与达官贵戚、富商巨贾的距离，凭借文化上的优越感，抚慰内心的失落和愤懑。盛行一时的园林、书斋、茶寮，即为江南文人构建其理想生活的主要手段，而其间的文物古玩尤凸显出他们的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
一
如果说园林、书斋、茶寮为江南文人所倾心的生活样式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那么贮藏其中的图书及各类文物古玩则是其精神生活具体内容的重要构件。谈论经史子集之书，抚琴啜茗，题诗作跋，玩赏书帖绘画、鼎彝名瓷，可谓江南文人普遍追求的精神享受。为此，明代文献中有关江南文人醉心于古书古玩的记载比比皆是，随手拈出数例，便可见其一斑。松江名士何良俊在京任职时，“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①吴江隐士史鉴，“家居甚胜，水竹幽茂，亭馆相通”，书斋中收藏颇富，“客至，陈三
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②。长洲文士顾国本，“家多蓄古书法帖，性耽山水，尝筑小园于舍旁，颜曰：澹园”；其家“藏书数千卷，率皆秘本。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士大夫之博雅好古者，遂往无虚日”③。常熟名士钱谦益收藏之富尤称江南之最，所筑绛云楼，“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鼎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汝、宣、成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物其中”④。钱谦益的从弟钱谦贞也以富于收藏闻名，时人称其“筑室种树，似仲长统；明窗棐几，丹黄校勘，似陆龟蒙；蒲团茗碗，栖心释梵，似白乐天；临池泼墨，淋漓绢素，似米元章；钟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别款式，似赵明诚；而忍辱不较，阖户自守，又似管幼安。于虞山城东搆怀古之堂，愚公之榭，居平栖迟偃仰其中，一觞一咏，移日易月，将以是终身焉”⑤。杭州文士高濂对清秘阁的描述：“左右列以松桂兰竹之属，敷纡缭绕。外则高木修篁，郁然深秀。周列奇石，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尊罍，法书名画。每雨止风收，杖履自随，逍遥容与，
咏歌以娱。望之者，识其为世外人也。”非常真切地道出了江南文人的内心追求⑥。以至游宦在外，也往往特辟一室，购藏几件文物，用作政务之余的清赏。如上海士人顾从礼赴京任职，便建有研山斋，“窗明几净，折松枝梅花作供，凿玉河冰烹茗啜之。又新得凫鼎奇古，目所未见。炙内府龙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复知有京华尘土”⑦。沈德符对江南文人嗜好古玩的现象有一段颇为详细的记述：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吾郡项氏，以高价钩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
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世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⑧
一时风气之盛，超过达官显贵集聚的京城。嘉靖时的归安士人姚翼曾感叹：“余尝观世之贵游公子，往往驰心于金玉珠玑、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间或厌苦世俗而稍务为清虚者，则或奇花怪石，或古器图画，终其身淋漓燕嬉于其中而不出。”⑨
就江南文人收藏鉴赏的文物种类而言，古版善本图书集典籍、文物于一身，自然极受珍视，其余古玩也按照“文化”含量的高低，被人次第看待。其中，字画、鼎彝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又有较高的文物、艺术价值，鉴藏此类古董，不仅反映其
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而且显现出趣味的清逸高雅，因而江南文人多痴迷于此⑩。除古籍外，各类文物在江南文人心目的等第大致为：字画、碑帖、青铜器、玉器、
瓷器及竹木工艺品。对此，顾起元在记载南京的鉴藏之风时说得颇为明白：
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留都旧有金静虚润，王尚文徽，黄美之琳，罗子文凤，严子寅宾，胡懋礼汝嘉，顾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时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赏鉴，或好事，皆负雋声。黄与胡多书画，罗藏
法书、名画、金石遗刻至数千种，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为名器，它数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笥，尽掩前辈。伯时、元章之余风，至是大为一煽矣。(11)
有关各类文物的鉴藏次第，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罗列颇详，议论精审，尤能代表江南文人的一般看法。古籍收藏，高濂称：“宋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况多奇书，未经后人重刻，惜不多见……故以宋刻为善。海内名家，评书次第，为价之重轻。若坟典、六经、《骚》、《国》、《史记》、《汉书》、《文选》为最，以诗集百家次之，文集道释二书又其次也。”(12)文震
亨也称：“藏书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清润。……书以班、范二书、《左传》、《国语》、《老》、《庄》、《史记》、《文选》、诸子为
第一，名家诗文、杂记、道释等书次之。纸白板新绵纸者为上，竹纸活衬者亦可观，糊背批点，不蓄
可也。”(13)
书法墨迹和碑帖的鉴藏，大体遵行厚古薄今的原则。文震亨明确指出：“书学必以时代为限，六朝不及晋魏，宋元不及六朝与唐。”(14)为此，他列举了鉴赏家“收藏不可缺”的历代名家法书，“周、秦、汉则史籀篆《石鼓文》、坛山石刻”以及李斯、
蔡邕诸碑，魏晋南北朝有钟繇、二王、萧子云、智永等，隋唐有薛道衡、欧阳询、
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李邕等，宋元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倪瓒等。至于本朝名家，“所书佳者，亦当兼收，以供
赏鉴，不必太杂”。(15)其实，文震亨的主张完全承袭高濂，《燕闲清赏笺》中开列
的必藏品虽更为详细，但评价的标准如出一辙。高濂的书学同样以古为贵：“吾人学书，当自上古诸体名家所存碑文，兼收并蓄，以备展阅。求其字体形势，转侧结构，若鸟兽飞走，风云转移，若四时代谢，二仪起伏，利若刀戈，强若弓矢，点摘
如山颓雨骤，而纤轻如烟雾游丝，使胸中宏博，纵横有象，庶学不窘于小成，而书可名于当代矣。”(16)
中国高中排名绘画作品的鉴藏准则与书法不同。文震亨评论诸科绘画的收藏次第：“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阁、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17)而山水
以及梅、竹、兰、菊、树、石之类的文人墨戏，其流行较人物、楼阁、走兽为晚，故
文震亨辨古今优劣称：
侣皓吉吉整容前后书学必以时代为限……画则不然。佛道、人物、仕女、牛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古不及今。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玄及阎立德、立本，
皆纯重雅正，性出自然；周昉、韩幹、戴嵩，气韵骨法，皆出意表，后之学者，终莫能及。至如关仝、徐熙、黄筌、居寀、李成、范宽、董源、二米、胜国松雪、大痴、元镇、叔明诸公，近代唐(唐寅)、沈(沈周)，及吾家太史(文徵明)、和州(文嘉)辈，皆
不藉师资，穷工极致，借使二李复生，边鸾再出，亦何以措手其间。故蓄书必远求上古，蓄画始自顾、张、吴，下至嘉、隆名笔，皆有奇观。(18)
其所列举的“皆名笔不可缺”的77位古今名家中，元明画家有45位，约占总数的60%(19)。高濂曾论及时人品评画作的标准称：“今之论画，必曰士气。所谓士气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用神气生动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
斗鱼丸子写而不曰描者，欲脱画工院气故耳。”又称：“士夫画家，各得其趣。若郑颠仙、张
复阳、钟钦礼，蒋三松、张平山、汪海云，皆画家邪学，徒逞狂态者也，俱无足取。”(20)显然，江南文人尤为推重的是合诗、书、画、印于一体，兼具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崇尚意趣，温润清雅的文人画，而唯求形似，剑拔弩张的“工匠画”，则
遭到鄙视和摒弃。其实，略观画史即可明白，王维、苏轼、元四家以来的文人画，正是经过明代吴门派画家的发扬光大和董其昌等人的极力倡导，才一统天下，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胡咏梅下毒
巴西龟的饲养对于其他文物的鉴藏，文震亨也有明确的论断：
玉器中圭璧最贵，鼎彝、觚尊、杯注、环玦次之；钩束、镇纸、玉璏、充耳、刚卯、瑱珈、珌琫、印章之类又次之；琴剑觿佩、扇坠又次之。铜器：鼎、彝、觚、尊、敦、鬲最贵；匜、卣、罍、觯次之；簠、簋、钟、注、歃血盆、奁花囊之属又次之。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未知然否？官、哥、汝窑以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纹取冰裂、鳝血、铁足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最下。官窑隐纹如蟹爪；哥窑隐纹如鱼子；定窑以白而加以泑水如泪痕者佳，紫、黑俱不贵。均州窑如胭脂者为上，青若葱翠、紫若黑者次之，杂者不贵。龙泉窑甚厚，不易茅蔑，第工匠稍拙，不甚古雅。宣窑冰裂、鳝血纹者，与官、哥同，隐纹如橘皮、红花、青花者，俱鲜彩夺目，堆垛可爱。又有元烧枢府字号，亦有可取。至于永乐
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纯白薄如玻璃者，今皆极贵，实不甚雅。(21)
二
富于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高度艺术观赏性的文物古玩，原本唯有才情横溢、学问渊博的文人士夫方能真正懂得其内在的价值，才能凭借深厚的文化素养从事鉴
赏和研究。然而，随着宋元以来文物市场的日益繁盛，文物不仅是文化的物化形态，而且成为财富的象征。于是，江南的权贵富豪也蜂拥而起，或炫耀富贵，或附庸风雅，往往不吝千金，竞相购藏古玩字画。黄省曾记载：“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尤骇人听闻的是，“自正德中，吴中古墓如城内梁朝公主坟，盘门外
孙王陵，张士诚母坟，俱为势豪所发，获其殉葬金玉、古器万万计，开吴民发掘之端。其后，西山九龙坞诸坟，凡葬后二三日间，即发掘之……所发之棺则归寄势
观刈麦翻译要家人店肆以卖”(22)。郎瑛曾记述一则富家以名画标榜清雅的逸事，虽颇发噱，却很能说明问题：
宜兴吴尚书俨，家巨富，至尚书益甚。其子沧州，酷好书画，购藏名笔颇多。一友家有宋宫所藏唐人《十八学士》袖轴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吴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积，清士常鄙之。
其弟一日语画主曰：“《十八学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数易之。而后置酒宴兄与其素鄙己者，酒半，故意谈画，众复嗤焉，然后出所易以玩。其兄惊且叹曰：“今日方可与素之鄙俗扯平。”吴下至今传为笑柄。(23)
流风之下，文物价格腾贵，市场上伪作迭出，真赝难辨。王士性记载苏州人仿制
文物的技艺，称：“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24)。沈德符也记载：“玩好之物，以古为贵”，但因嗜之者众，而前代之物今已不可多得，“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鉴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蔽不知何极。”(25)
显然，文人学士若非家财万贯，其购藏的文物，无论品种、数量还是价格，皆无法与达官贵戚、富商巨贾相捋，唯一能胜出的是对文物内涵的真正了解。因此，江
南文人论及文物鉴藏皆极力分清“鉴赏家”与“好事家”的差别。高濂引述前贤之语称：“好事家与赏鉴家，自是两等家。多资蓄，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赏鉴家，天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知画意，每得一图，终
日宝玩，如对古人，声之奉不能夺也，名曰真赏。”(26)文震亨也论道：
金生于山，珠产于渊，取之不穷，犹为天下所珍惜。况书画在宇宙，岁月既久，名人艺士，不能复生，可不珍秘宝爱？一入俗子之手，动见劳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书画之厄也。故有收藏而未能识鉴，识鉴而不善阅玩，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不能铨次，皆非能真蓄书画者。又蓄聚既多，妍蚩混杂，甲乙次第，毫不可讹。若使真赝并陈，新旧错出，如入贾胡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晋、唐、宋、元名迹，乃称博古；若徒取近代纸墨，较量真伪，心无真赏，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贵贱，真恶道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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