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易明袁遠源*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是在市场制度信息、知识与原有计划体制的冲突、矛盾之间发生的。原有制度和规则与新制度高度不相容是
银行 贷款利率改革发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特区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将市场制度信息内
化为新的经济制度，成为中国新经济制度的“拓荒者”。
关键词：经济特区制度创新先行区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40年来，深圳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探索深圳未来如何发展的关键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的出台，赋予了深圳新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机遇。那么，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成功之路，未来的路又该如何走，这也许是包括专家学者在内所有关心特区发展的人们所关切的问题。
经济特区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制度转变过程中的制度试验区域，其根本的独特性在于发展过程中拥有先于内地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其存在的依据在于制度转换能够产生制度替代效应，这是深圳等经济特区获得
*袁易明，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玆源，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新经济制度的"拓荒者”2发展的根本原因。
40年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情形复杂，资本不足、市场制约和经济制度落后是经济起飞的3个阻碍因素。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足以解决资本和市场问题，而且是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的制度障碍。因此中国需要首先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经济特区通过开放策略解决了资本要素和有效经济制度供给不足两个问题，使中国从长期落后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中国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开启经济起飞的基本逻辑是：第一，创造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一制度条件；第二，开放创造市场制度运行的基本条件一市场化企业；第三，经济特区功能与使命具有时代演进性。
-创造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五一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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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没有声音怎么办#制度条件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生产经济产品的能力获得长期提升和制度、思想意识的调整。库兹涅茨的定义有三层含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技术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形成、具备制度（包括政治与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和思想意识条件。中国经济的起飞内涵不完全如此，其根本内容在于制度变革和经济规模的增长。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制度的改变不仅是指改革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不合理部分，而且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在计划体制背景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信息的内外交流是先于物质流动的。这里的信息包括两种信息：关于改革的信息流向海外，首先是流向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对外开放的改革信息，使海外资本，特别是华人资本，在观望、吸收、加工、风险评估后，日渐形成收益预期，成为后来资本进入经济特区的巨大推力。
同时从，尤其是从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也有重要的信息流向经济特区，这就是市场知识、市场理念、财富水平与财富分配等。经济特区的作用就在于
10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20年第1辑总第13辑）
在率先开放过程中，率先获得了较为完全的制度信息。新鲜制度信息的有效性使这些信息逐渐成为经济特区的关键发展动力。
海外关于经济制度信息的高强度引入，创造了经济特区经济起飞所需的“库兹涅茨条件”。
由于观念、知识并不是制度，它至多是制度的必要条件，来自海外的市场制度信息经过重要而艰难的改革演变成市场规则。显然，经济特区市场制度的创建过程是一个海外市场制度信息、知识、理论的“内部化过程”，即改革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刺激一反应”机制的建立过程。通过建立个人作为决策者的“刺激一反应”机制，在利益的驱使和成本约束下，人们在不同的选择间进行抉择以获最大福利，逐步地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
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是在市场制度信息、知识与原有计划体制的冲突、矛盾之间发生的。原有制度和规则与新制度高度不相容是改革发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特区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将市场制度信息内化为新的经济制度，成为中国新经济制度的“拓荒者”。
冯绍峰简介二开放创造市场制度运行的基本条件
----市场化企业郑爽被曝已录好退圈声明
市场制度具有财富效率的本质原因是市场制度的竞争属性，所以竞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自
由企业是竞争的主体。这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企业必须是自主的且有足够多的数量。企业性质（公有制与私有制）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差别，因缺乏财富效率，大比例的计划企业会被“挤出”竞争机制。另一种是，因为垄断或者资源禀赋条件严重不足造成企业数量不足时，市场制度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低下，这是世界上一些虽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发展依然落后的国家出现的原因。
经济特区开放发展的范式解决了市场中企业不足的问题，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一年间，营业的外商协议投资数量增长91%，协议投资金额年度增长218%，而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额度则增长了242%。企业数量大量增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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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家增加到16136家。另外，在全部16136家企业中，大型企业仅71家, 99%的企业为中小规模企业，其竞争性可见一斑。不同性质企业开始大量出现，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竞争机制也由此建立。
对于以制度试验为重要使命的经济特区而言，企业性质与企业数量是决定制度试验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检验制度试验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尺。开放路径带来的市场主体变化，是经济特区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现代化先行者的一个重要体现。
与世界上其他经济特区不同，中国经济特区不断呈现出动态演化特征（这个动态演化特征为：中国经济特区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从制度试验导向到区域发展导向再到发展问题导向；在期望功能的设定上呈现“全局性一战略区域性一特定局部性”的变化；从本质内涵上则呈现“制度试验——综合实践——路径探索”的变化。但总体看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实践是围绕目标体制、发展路径、制度变迁方式展开的。
三经济特区功能与使命具有时代演进性
中国经济特区的演进性首先表现为从制度型特区到路径型特区的演进。中国经济特区由不同时期的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新区、自由贸易区等共同构成，根据设立的逻辑依据、功能与内涵，中国经济特区经历了快速的演化过程，出现了三代经济特区。
以深圳为代表的第一代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同时建立的4个经济特区一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在空间特征上具有共同性，即几乎每一个经济特区都有明确的合作针对性：香港旁边的深圳、毗邻澳门的珠海、台湾对岸的厦门，只有汕头在地理空间上的针对性较为模糊，汕头的合作对象是具有广大潮汕移民的海外地区。
不难看出，第一代经济特区具有严格一致的地理区位选择逻辑，这样精准的地理区位选择，是第一代经济特区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出历史奇迹的重要条件，也是特区创立决策者智慧的体现。
空间区位选择思路的一致性虽是第一代经济特区的重要特征，但非本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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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具有相似或相同理念的决策者们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问题与矛盾，尤其是对引起问题与矛盾的根本原因有了清楚把握后，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就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抉择，怎样开展体制变革，即走什么样的制度变革路径是下一个关键的改革技术问题。决策者选择了“试验一推广一创新”的改革路径，这是一条稳妥的道路，即著名的“渐进式改革”。第一代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条路径上的具体战略安排，“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是国家对发展经济特区的要求，也是总体思路，其中“特”和“新”是对制度探索形象而生动的表述。显然，第一代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与使命是制度试验和体制机制探索，而不是发展局部区域。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中国制度大试验的4个样本。今天经济特区已经发展出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先行示范区等形式，它们均力图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并承担示范的历史使命。因此，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在自身发展基础上探索更高层次的、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借鉴意义的一般性体制机制和发展方法，在新发展时代发挥经济特区在全国发展中的更高价值。
经济特区的演进在期望功能的设定上有“全局性一战略区域性一特定局部性”变化。第一代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全局性。这里的全局性是指，第一代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是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制度uj
建设服务的，即具有空间上的全局性，除此之外，其制度试验的内容不仅在某一个单一领域展开，而且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特区的建立不是某一省的行为，而是中央行为。显然，率先性决定了第一代经济特区的全局性。
以浦东开发开放新区为代表的第二代经济特区，以及天津滨海开发开放新区，二者具有相似的特征，它们在新区设立的逻辑依据、基本功能、空间选择策略上与第一代经济特区存在明显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后设立的第二代经济特区，在发展阶段上，具有第一代经济特区不同的背景，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计划与市场制度间的取向已成共识，不再争议，更重要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制度试验探索，第一代经济特区开始向外输出经验，担当市场体制的供给者角，虽然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刚建立，完善市场制度的探索仍然十分必要，但制度试验显然不是第二代经济特区的首要使命，至少不是唯一的使命，区域发展在第二代经济特区的功能、任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通过发展培育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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