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主要内容从清朝状元看古代科举考试制度
家世出身与竞争机制
清代的会、殿试，始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止于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共举行112次。由于顺治九年壬辰科和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为满、汉分榜，每科有两名状元，故112科中，共取一甲进士114名。
清代科举报考，例有一定限制。籍贯无误，家世清白，非出身倡、优、隶、皂之家，未居父母之丧者，方准应试。除此之外，上自仕宦之家，下至寒微之士，均可报考。当然，求学读书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家境过于贫寒，自然无力攻读应试，但这并非政府规定的报考条件。由于是公平竞争，许多寒微之士就是通过勤学苦读，取得了功名。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由两大等级构成。帝王、贵族、官僚拥有世袭、封爵、仕籍等一般平民多不能拥有的特权，属于“官等级”。各种生产者、未入仕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农工商，属于“民等级”。笔者稽诸史料，查考出了清代57名状元的家世出身，依据他们父辈以来的社会地位，可分为三种类型，其情况是：第一类，仕宦家庭出身。凡父辈有举人以上功名
曾充任知县以上官职者，属于此类。在封建社会里，他们属于官等级。这类家庭出身者有29人，占51%。
拍一拍怎么设置?其中大臣（包括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总督、巡抚）的子弟，不足10人。第二类，士人家庭出身。凡父辈虽为读书人，但无功名及官职者，属于此类。其中有的家境十分贫困，称为寒士之家。这类出身者有20人，占35%。第三类，其他家庭出身，如商人、农民等。他们的家境贫富不一。这类出身者有8人，占14%。这第二、第三类家庭出身的人，属于民等级。换言之，在57名状元里出身于“民等级”的占49%。
在科举时代，元魁鼎甲极难获中，士人莫不以独占鳌头为殊荣。仕宦人家子弟在物质与文化方面拥有种种有利条件，在角逐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即使如此，普通士人与其他家庭出身的人，由于才智卓绝和勤勉超人，在清代状元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如王杰、洪钧、刘春霖等，都是出身寒门而卓然举首的典型。王杰早年丧父，靠抄写收入养母，艰苦备尝；洪钧少时家贫，曾令习贾；刘春霖出身贫农，日间务农，晚上苦读，深夜饥肠辘辘，曾私取邻居晾晒的酱曲充饥。这些事实，充分表现了科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
科举制自实行时起，便伴有一些弊端。泊乎清代，法久弊多。但清廷为了甄拔寒俊、遴选真才，采取了严禁营私舞弊、严格科场纪律、裁抑大臣子弟、屡兴科场之狱等诸多措施。清初，达官世族子弟
中试者独多，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除临时加以裁抑外，还制定官、民分卷法，分额取中。并有科场回避条例，防范日严。唐宋时期，科场案少且处罚轻，不过革职、降秩而已。清代迭兴科场案，
对违法者往往处以极刑，且殃及亲属。如顺治丁酉乡试一案，斩考官7人，流放100余人。惟其如此，才基本上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原则。所以，魏源称科举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公”。梁启超说：“科举，法之最善者也”、“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夺魁年龄与八股制义
清代历科状元廷试首冠时的年龄是多大？在目前能查到的66人的情况中，岁数最小的是于敏中和戴衢亨，均为24岁；最大的是王式丹，59岁。在26岁至45岁之间抡元者最多，占86.3%，平均夺魁年龄是35岁。有人统计过，古今中外千余名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是25岁至45岁，首次贡献的最佳成名年龄在33岁左右。这与清代状元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我们也统计了60余名状元的寿命，其中最短的是邹忠倚，年龄32岁；最长的是张之万，年龄87岁，平均寿命是63.3岁。换言之，这些状元一生中要把半数以上的时光用于接受启蒙教育、研讨历史典籍、增进书法技巧和掌握应试程式等方面，代价是相当可观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士子在掌握文化典籍方面有特殊的难处。汉字结构复杂、数量繁多，需要通晓文字、训诂、音韵学。中国文化典籍浩繁，门类卷帙可观，迫使一些人青少年时代的精力皆专注于此。故凡涉及中华古典文化的学问，研习者负担皆重。另一方面，毋庸置疑，也和八股制艺虚耗士子大量精力有关。清代读书人往往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八股文，因为它是科举我心中的黄河作文
田曦薇个人资料
考试中最重要的文体。这种文体是将经义、策论、诗赋融合在一起，在六七百字的一篇文章内，既考查应试者对儒经的熟悉程度，又考察其文字表达能力。由于每篇试文分为八股，每股的文句形式与内容均有特定的要求，就便于考官迅速判断应试人水平的高低。所以，八股文是科举时代一种比较成熟的标准化试卷模式。但是，世界上没有无弊之法，八股文行之愈久弊端愈多。这种程式，掌握起来费时费力，入仕后又全然无用。更有舍弃根本之学，心术变坏者。故许多有识之士，对它进行过猛烈抨击。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清代状元及万千举子都曾为这种科场应对文字而呕心沥血，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海德一号
政事德行与儒家教育
儒士阶层内部有不同的流品，一些人得势以后，衣冠禽兽，虐政害民，史称这类是“伪儒”、
“小人儒”。但总的来说，由于儒家长期“尊德行、道问学”的教育，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相当一批人能体察民情、重视名节、博学多识、干练通达，将这些人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并使之不断流动，当然有裨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得士者昌”作为重要信条。青媚狐
考察历史上殿试夺魁者的情况，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部分证明，状元三年必有一人，但其人必须有功业文章，事迹方得流传。笔者统计了15种史籍，有近半数清代状元的传记可以查到，说明他们在当时
有一定的影响。清制，殿试传胪以后，一甲一名进士例授修撰之职，官居六品，这是每个状元的殊荣，以后多数可升至四、五品。升为三品以上大员，参与中枢机要的，为数亦不算少。据统计，清代殿撰官至内阁大学士，即所谓“状元宰相”者，前后有14人；简充军机大臣者，有7人；任总督、巡抚者，有9人。这当中，如徐元文、于敏中、毕沅、王杰、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铄、孙家鼐、洪钧等人，都是清代名臣，为史家所熟知。而张謇、骆成骧、王寿彭、刘春霖等人，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还有如彭定求、钱维城、金榜、吴其溶、陈沅、陆润庠等人，在经史着述、诗词书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民国初年，有位经历过科举考试的齐如山先生撰写了《中国的科名》一书，他毫不留情地讥评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与丑闻陋习，但在书的结论中却郑重地说：“科举考试，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过有极大的一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