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 Prefabrication
– A Panel Discussion on Campus Designs in South China
超越预制 —— 有关南方校园设计的圆桌讨论
前言
2021年12月29日，五位建筑师朱竞翔、钟华颖、朱亦民、祝晓峰、何健翔向在线听众分享了五座独特的校园建筑，它们分别是深圳龙华第三小学、南京江心洲集装箱学校、深圳罗湖外语初中学校、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华展校区以及深圳红岭学校。在随后的近两小时的圆桌讨论中，他们交叉质询、深入介绍与细致评论，议题涉及建筑系统、结构价值、设计组织及南方性等方面。这些言论在图像、图纸之外再现了追求工程效率与表达建构品质的平衡，也呈现了其它复杂考量，涉及气候、社会、记忆与南方性。圆桌讨论的主要内容经删节整理成文如下。
朱竞翔：首先分享下讨论会的项目安排。何健翔老师的项目作为收尾，因其议题丰富且高度交织在一起。人们在参观红岭小学时，会觉得它真就像个“雨林”，郁郁葱葱，有很精微的材料细节，也有宏大的城市与景观议题，更不乏中尺度的结构创造与窗的讲究。七个词——城市、校、窗、桥、结构、植物和材料，把最大到最小，最庞杂到最本体，最具体到最抽象的要素都盘整在一起。
祝晓峰老师提供的项目也是案例级别的。我认为最高的认可是成为下一代需要学习的教学案例。祝老师特别仔细的介绍了丰富彩下材料的分配、结构与设备的技巧、对规范的应对及利用，它们都被细致包裹在平和的形态下。设计有对生活的塑造、对场地的认可，一些城市的议题，好比还没有展开的双重网格，非常有意思。这个项目对预制趋势作了一系列预演。
朱亦民老师、钟华颖老师和我的项目放在前面比较合适，因为它们像小草与灌木，非常灵巧地占据城市空间。朱亦民老师提到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立面(facade)和建筑投影立面(elevation)，他让模块化的东西并不直白地呈现。他之前跟黄伟文老师合作展览，利用中建科技集成房屋公司的体系。这个方法是经典的——先实验、到原型、再应用与扩散。有着高超技巧的钟华颖举重若轻，他用最低廉的价格，通过场地布局、标识彩，使一个简单的腾挪学校变得非常出众。他的应对策略属于一个大类别——使用现成品来做时尚的设计，这也是请他的原因。
系统异同与源流
祝晓峰: 我先提个问题，因为自己一直在做永久建筑与重建筑，所以我特别感兴趣前三位设计师的轻建筑，特别受感动。朱竞翔老师的项目我在之前已知怎么回事，但在今天还学到很多。让我感到更具冲击的是钟华颖老师和朱亦民老师的设计。朱竞翔老师是开发一个新的标准，而钟华颖老师和朱亦民老师是用标准的构件——标准集装箱或是标准的箱体去做设计，这特别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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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点是三位都有令人非常钦佩的美学能力，这个是作为建筑师最根本的，不管体系有多么完备，或不完备，或者有种种限制，可是其后的布局、比例这些东西的修养，我是能看到的。建筑师不管在哪个方向行走，这是一个根本。
区别在于朱竞翔老师的建筑，看完后我知道他是一个新体系、新标准，但它还特别地保持了一个轻建筑的印象，比较轻盈，我还知道它是一座临时建筑。或者说，这是我的一种刻板印象，觉得轻钢的结构就是临时的。之前任何轻质构造或结构所达不到的美学，这个轻巧的建筑它做到了。这个体系带来新的渗透可能性或者透明性，令人惊叹。但它整体表达的是临时体系或轻型体系。
钟华颖老师和朱亦民老师做的基本上感觉不是临时建筑或轻型建筑，甚至都不会想到轻质量的建筑，就呈现为永久性建筑！朱亦民老师特别提到努力要把它做成“永久性”建筑。可能业主有要求，可能跟建筑师开始的愿景有关。这些既有体系里面，并不都采用轻、细的构件。钟华颖老师的廊子用了我看上去大概200mm甚至300mm见方的柱子，达成的空间效果反呈现出一种纪念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特别想听三位怎么评价对方的轻质体系。朱竞翔老师怎么看这种非轻质，用标准构件做不像临时建筑的“永久”建筑？钟华颖老师和朱亦民老师怎么看朱竞翔老师的轻质设计思路的未来？
朱竞翔: 这里面有几个关系：一是轻型，一是轻量，再一个是轻质。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质与量是
轻的，但型或形态的感知(perception)是可重可轻的。像桂离宫，或者中
国古代的房子，仔细算它的质与量，并不太重，但它看上去却很有威仪。因为它的深屋顶使整体看上去巨大。我团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因为梅丽小学建设速度太快，时间、经费等各方面因素来不及让我们处理那么多事情。项目有很多团队参与，很多信息和决定需要往后传。我作为这个过程中的总协调者，需要处理很多供应链与行政审查问题。我知道屋顶部分还可以做得更有意思，我们在乡村做轻质房屋时，曾刻意把屋顶做得看上去重。梅丽学校屋顶那块也允许变化。在龙华做第二、第三座学
校的时候，我们曾经想变化一下，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提交设计图纸后，我们面临技术审查，涉及结构安全、造价与工艺。只要一改，马上会导致所有东西都得变。建成学校的屋顶表面为了抵挡辐射热做成了白。我们曾经要求工厂把下表面做成深，让屋顶能够呈现为深的空腔。但后来因为订货原因也做不到，我们只好接受这个事实。幼细边缘很多，看上去处处都轻，带来脆弱临时的印象。优点在于是帮大家拓展了理性，解除了简单的思维联系——重型等于高强，轻型等于脆弱。传递一种可持续的(sustainable)或者低环境冲击(low impact)的价值美学，这在学理上还有很多研究空间。假如再有机会再做新项目，我们团队可能会往这方面多做些尝试。
钟华颖: 这触及建构议题。我自己的策略以及对朱竞翔老师的体系的理解，都是努力灌输设计师的意志与掌控，探索一个体系的潜能和边界，不管它是否自己从头到尾培植。朱竞翔的体系很早我便通过讲座学习了解过。我的评价是：设计者像建筑师中的钟表匠。这套体系每颗螺丝钉都可控。之前朱竞翔老师介绍过，每个部件、构件的开发生产，都有详细的表格、数据控制，包括成本、与供应的关联，所以这个体系代表了建筑师对硬件的物质体系的全面掌握。是具有根基性的一种全面体系。
比如，朱竞翔老师的项目过程类似于菜必须是自己种的，然后再去搭配。我的项目类似于超市买来的净菜，拿回去直接炒。菜不是我种的，搭配好就行。我当时接触这个项目，知道可供选用的设施时是比较崩溃的。开始不想接手这项目，因为只能在可控范围很小的范畴做设计。但这个议题已经存在，只能硬着头皮上，在小范围里发挥。因此采取技术
作者：朱竞翔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何健翔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朱亦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祝晓峰 (山水秀建筑事务所)、钟华颖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摘要：五位建筑师朱竞翔、钟华颖、朱亦民、祝晓峰、何健翔讨论了他们近期各自设计的五座校园建筑，议题涉及建筑系统、结构创新、设计组织以及南方性等。这些信息展示了追求工程效率、集成性之外，表达建构品质的追求，也呈现了超越预制的涉及气候、社会、记忆与南方性的。
关键词：校园建筑；建筑系统；结构创新；设计组织；南方性Abstract: Five architects, He Jianxiang, Zhong
Huaying, Zhu Jingxiang, Zhu Yimin and Zhu Xiaofeng,
recorded their discussion on the five campus buildings
they have completed recently in Shenzhen, Shanghai
and Nanjing, covering topics such as building system,
structural innovation, design organisation, and South
China locality. The article unveiled the pursuit of
tectonics quality and the interests on climate, society
and memory of those 5 school projects, which go
beyond the straight pursuit of engineering efficiency
through prefabrication.
Keywords: campus building; building system;
structural innovation; design organisation; South
China locality.
NO. 207 世界建筑导报73 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的路径或者措施会有大不同。我采取的措施强烈地受到愿望驱使，和朱亦民老师接近：就是一定要把临时建筑做的不临时。所以从布局、构件处理下手。以单元为基准进行拼接，两个集装箱拼在一起，柱子从一根变两根，柱子就变粗了。从业主和校方的反馈来看，他们也潜移默化地被植入了一种“洗脑”。他们开始说建筑的使用年限就两到三年，现在觉得五六年也没关系，摆在这儿挺好，不急着拆。这个算是运用了许多设计策略后所达到的社会效果的一个旁证。
从这展开引申，今天讲座我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种建造体系究竟是掌握在建筑体系的哪一个环节呢？朱竞翔老师的学校项目所代表的，是这个体系完全掌握在建筑师手中，它的信息、构成、硬件加工，甚至整个营销乃至回收，都能掌握在建筑师的手中。我的则是一个被动类型。我被动地介入，在学习中被动吸收这套体系的特点，再加以改头换面进行嫁接。另几位同行的工作则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区别于朱竞翔老师的定制化、极致的标准化及在每个项目中又能产生变化，何健翔与祝晓峰的学校设计是建筑师设计的一种半定型化体系，这种体系它所构成的知识点与技术逻辑，掌握在建筑师手中？在建造施工单位的手中？还是弥散在整个体系中？这几类成果呈现了很多生动的点，对于今天整个行业探讨建筑的标准化、集成化与工业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也为建筑行业的发展引入了多样性与生态体系的概念。
朱亦民：我这个项目刚完成，时间不长，也没有来得及反思。我先说一点题外话，这个项目是合作成果，不是我个人的，公司的同事做了很多工作。最重要的是甲方，包括我提到的组织方，像罗湖前期办、工务署等。中建科技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个特殊项目，可能没有什么代表性或者普遍意义。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已做过类似的项目，是实验的过程，分阶段迭代很重要。比如东湖小学项目，有各种各样的瑕疵。一系列项目的探索帮助修正了很多，包括施工。这过程并非一个完全可控的状态。
对于气候的直观回应是必须的，这些可能完全超过建筑师美学上的一些假设。我的第一个学校设计，
就觉得就无法容忍某些位置外阳台外面需要再往外出挑，因为出挑了之后就不纯粹，美学上的这种偏向会让建筑师接受不了。后来我觉得不管能不能控制它，这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某个构件你一定要做，它跟美丑没有关系。后来我们主动把这个构件放在那儿，最后建出来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构件。类似的还包括架空层、屋面上的双层屋顶。前面项目的设计获得了认可，就一直保留下来，在项目里从头到尾一直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从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到接受这些问题与挑战，还需要时间总结其总体上的设计策略。
这跟朱竞翔老师的体系开发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咨询他时，便已知他的钢结构系统。这可能跟他在汶川地震后的援建有关系。由于在区环境没法进入大型器械，所以必须考虑人工可以操作的杆件结构。而我和钟华颖老师用的是现成的箱式体系，出发点一开始是在成熟体系上做一些修正，根据施工、工艺、配套，甚至管理的要求或问题，在具体设计上做一些回应。罗湖的学校的设计是一个修正式、渐进式的过程，结果也容纳了多种体系。要把它做成一个不像临时的建筑是我、校方和政府一致的出发点。我再给一个数据，大家会有更直观的感受。这个箱体结构平均每平方米用钢量达120公斤，已是重钢的范畴了。朱竞翔老师的项目应该是在90公斤以内的轻钢范畴。有关结构体系的由来，朱竞翔老师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
朱竞翔：您的观察很细致。我们早期开发都是针对灾后重建。当时大部分地区的建筑加工是半工业化或者手工业化为主，作坊居多，工厂很少。我们早年很多系统都是针对手工作业，或者在现场没有重
型机械的状态，因此团队对小型构件的熟悉度更高。实际上我们之前用同样的小型构件，在菲律宾的一个小岛上系统地设计过一个酒店。2021年12月整个岛遭受台风猛烈的正面侵袭，菲律宾全国死了300多人，岛上的椰子林与民居基本被荡平，风刮过后的小岛就像炸完过后一样。但酒店建筑幸存下来，一米多的海浪直接冲击岸边，但只有一些面板被掀掉，说明结构系统与设计本身是可靠的。深圳梅丽小学正是这一材料系统、建造系统正式进到城市中的应用。由于当时对工期的严苛要求，对团队来讲，用小杆件、用工厂熟悉的加工
工艺，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中建科技、中集、雅致公司都在用箱房体系。中集重点
应用它来做海岸城市的快装酒店，以便在城市里快速部
署。2014年我们跟雅致合作时用过一次，知道箱房体系
细节。在做梅丽学校时，实际上我们只能控制很少的部
分——即影响信息。“控制”这个词需要细讲，自上而
下的安排是“控”，不让人干什么是“制”，相当于闸。
我们起到的作用是在机构之间协调，从专业角度是协作，
从设计角度就是协同。在南方语境就比较明晰，权、责、
利的分界要通过争吵、摩擦和冲突达成一致，这个过程在
非常短的时间发生，因为时间紧迫，每方都必须快速做决
策。这个情形下，掌握相对多的信息资源的建筑师便拥有
优势。如果甲方决策不拖半年，可能没你什么事，因为选
择还多。但拖了半年之后，甲方发现没其它选择，那就只
能听你的建议。钟华颖老师的项目例子就是明证。
项目组织与协作
钟华颖: 深圳校园的容积率最低为2.0，长三角地区达不到
这样的密度，还在1.0水平，在规划管控上，指标制定标准
不一样，校园建筑容积率达到2.0已是一个综合体的特。里
边用到的大跨结构、多层架空、建筑层高，都突破长三角
这边四到五层的限制征。以前学校作为事业部门，职员非
常单一，大部分是任课教师，少数管理层。一个综合体校
园包括绿化维护、校园组织、活动组织、后勤保障等，它
的运营管理面临很大的挑战。何健翔老师的项目中植入的
内容非常多，大量的活动空间与丰富的绿化。这样规模的
校园建筑，校方仅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运营管理，是不是能
够维持和支撑起来？运营费用怎样？不知道何健翔老师是
否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何健翔: 我认为指标的1.0、2.0，不等于是进化了的1.0
诗意的帮派名字
、2.0成果。我们也在反思，这个密度是不是太高？它带来
很多问题，包括小朋友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也包括管理
运营各方面的问题。指标不是线性的成就，只是被迫的一
种选择，或者说在城市高速发展之后由底层经济逻辑和各
种合力促成的结果。
关于运营管理，祝晓峰老师的讲座也提到，目前大量私立
民办学校在市场上竞争，有一部分公立学校，尤其是比较
好的公立学校已经集团化。红岭学校就是例子，下属管理
好多所学校。他们希望能够弯道超车，通过建筑或某种特
殊方式引进人才。跟建筑空间、新型教育模式结合，能够
突围变成有声望、名望的学校。面对很多民营、私立学校
不同教育体系的竞争性挤压，公立学校也想在这方面能做
出点成就。
红岭小学刚好将这几件事联系在一起。校长眼光长远，亲
历亲为促成其新教育模式的建立。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基
本上都是新招，在设计阶段已经建立了要实践全新教育模
式的目标。第一个教学内容和模式是，两个老师是跟着一
批小朋友，从一年级一直跟到三年级，创立家庭式的氛
围；第二个教学内容和模式是，整个小学的教学科目不分
所谓语文、数学，每个学期有两到三个综合性项目，每个
项目，每个主题集合所有科目由两三位老师跨学科上，红
岭学校空间里能容纳这样的模式。
红岭学校目前的状态及运营还靠本身的团队，校长为了新
的教育模式建立了团队自己在运营、管理，部分清洁、绿
化工作会进行外包。而且如他们所期望，红岭小学在深圳
产生了它的魅力与吸引力。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在另
外两个学校的设计合作过程中，就远没能产生这么好的合
作以及共赢的效果。
何健翔: 我最后想补充的是，在中国做项目可能有不同的
策略，让校长、老师参与，或者说通过体系、比较稳定的
技术都可以控制建筑出品。我们很多时候是选择或到能
够充分信任的人共同做这件事。整个过程中不可控因素很
多，如果人为因素不可控，这件事基本上就不可干。
我做设计实际上挺纠结的。今天听下来，朱竞翔老师从轻
量的腾挪学校，再到最近龙岗区新校园下雪村小学设计
竞赛，虽然各种原因最后没有选上，但是形式做得非常
极致，非常到位。我接着想问朱竞翔老师，你从江南到华
南，再到香港，一直处于漂浮在外的状态。最早是做重型
项目，一路走来接入了轻量技术体系，经过多年发展为成
熟的体系。从你投标的这个学校中，我看到很多轻量技术
的影响跟影子。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大家在设计管理方式、
控制方式上的差别，你一旦有机会建造永久建筑，比如要
建下雪村小学的长圆形投标方案，你会怎么操作？（图1）
朱竞翔：这个问题蛮重要。我们现在做的事跟大学架构有很
大关系。大学教职导致时间比较碎片化，不太可能为一个
应用项目无止境地出差。可我们又想做好项目，因此只能
把时间更多的投放在构想和组织上，现场的时间必须高度
压缩，所以我们最早一些项目基本上都是两到三周执行，
限制因素很多。比如压缩尺寸，只有把东西做小才有机会
在两周到三周左右搞定。但这也发展出一些独特的东西。
你刚才那个词很好——“漂浮”，你只能遥远地影响一
些东西。对人的判断我觉得非常重要，你刚才也提到了，
毒爱纯男人如果不想在一个方向上共同做事，那这事十有八九做不
成，就不要做。
大学架构也导致我们极度需要NGO组织1。因为NGO组织
或者正常的商业组织都有其背后的工作逻辑。这个逻辑在早
期比较容易预判。如果要通过设计，工作才能撬动，这些组
织会需要你的工作。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重复设计有蛮多是赋
能工作。也就是说我自己做一次，要马上向下游工厂、团队
与助手传递，他们做成了，我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们可以用哺乳动物的繁衍做比喻看两种组织方法的区
别：小马驹一生下来就能马上站起来开始跟着妈妈跑。而
人类所有的婴儿都是早产儿，生下后，你要花10年20年养
大。因为房子会离开设计者独立存活，何时离开，是设计
者需要关注的！
我过去做重型建筑时，较多依赖感觉来控制而不是依赖原
则。而工业界的产品实际上要依赖原则控制。控制的话就
要求设计者在设计现场，这也导致我还不太能尝试那种比
较自由或者非常丰富的形态。除非场所上有较强烈的控制
郑伊健蒙嘉慧结婚因素。比如在菲律宾我们不想砍一棵树，那这个形态自然
要围绕树来做安排。
这些都影响到我们做重型建筑的一些策略。团队在做下雪
村小学时，为什么形态做的比较单纯？就是因为后面会有
过各种关卡的情况，我希望后面各个伙伴都觉得对方案有
所贡献。因此最开始搭建的应该是一个框架或架构性的东
奥运会入场国家顺序西，而不是作为一个形态的解答来呈现给大家。我们没有
在解题那段花特别多的力气，而是在架构与提问上花很多
力气，藏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新想法或者针对未来进行提
议，如此设计师在后面便可进可退。这也是轻量结构工作
反向影响重型结构方法的一个例子。
人在南方
朱竞翔：祝老师您在上海有展览，刚刚又做了新书的发
布。原来是在华南受教育，之后从美国回到江南。上海市
高安路第一小学华展校区设备议题谈得比较周密，也较多
考虑气候议题。请问您怎么理解南方内部的南北差异，例
如华南与江南在建构上的转化以及设计师体的方法？
祝晓峰：我本来是江南人，算是回到江南。我祖籍浙江，
生于上海，期间去了深圳，然后去美国，回来后直接到江
南。我的第一故乡是江南，求学和毕业后刚工作的这段时
间在深圳，属于第二故乡。我在深大的毕业设计也是探讨
气候性，对深圳的湿热比较了解。
江南这边自然的风物和文脉关系处于完全咬合的状态。传
统形制早就包含很多对古代技术及气候应对的归纳。在江
南地区做实践，经常会享受到这样一种便利，把传统的形
式做某种改良或某些变化、变异，其实我们已经继承了一
些过去自然和文化的气质。
当年在深圳时做的项目也不多，积累的经验也不够，最近
刚开始在深圳有一些项目机会。深圳地区的自然以一种更
野的方式呈现，我很羡慕何健翔老师说的，他的建筑过了
两年、三年，这些植物，大树或者爬藤植物都长起来了。
如果去新加坡，植物长得会更快。江南地区树的生长的速
度远远比不上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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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野性不光体现在植物上面，也反映在建筑师运用的各种技术。很多人说深圳这边施工比较糙，我还没有直接经验。但看到朱竞翔老师用的这些新发明的构造与构件，以及朱亦民老师用现成的标准构件做出不一样的、高质量的成果，我觉得深圳的施工并不像某些建筑师说得那么不堪。
跟江南相比，建筑师在运用创新类型或者在建构上做突破时，没有那么多文化需要继承。再往前追溯，岭南建筑比较容易跟自然、跟气候有直接关联，身上的枷锁会更少，有机会看到更多、更开放，更野性的呈现，这是我观察华南实践的感受。
结构表达与复杂结构
朱竞翔: 朱亦民老师的讲座提了一个重要问题，表达立面(Façade)或投影立面(Elevation)。祝晓峰老师的项目同时触碰了这两项，它的结构对内直接暴露，对外则含蓄展现。前者呈现真实的结构，后者却又有一层轻量的铝合金构件，把走廊端巧妙地转换成一层面纱。这个铝合金层级的、修辞化的材料立面跟后面主结构的弧形有形式上的关系，可能会让人误解它是次级结构，或是第三级结构。可设计师又选用纤细的构件，用非常亮眼的材料和木来做配合与混凝土形成区别。这层面纱的想法是怎样的一种来源？
祝晓峰：我并没有明确的从建筑历史追溯其来源，更多的是从建构和使用需求出发。在这个项目里，半拱券的主结构解决了大空间的品质问题：教室内更古典专注，教室外更自由活泼。但寄希望于主结构把学校校园里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有点困难。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比如由它产生家具。后来稍微进行尝试，觉得做作，于是开始投向另一种方向。既然主结构不解决所有事，那么就用一个次结构来解决其它问题。
如果看正投影立面，其实窗户与门已把走廊内立面占满，很多要靠走廊的外组件来解决。比如刚才说的阅读板、座位、消火栓箱，走廊便是一处半户外的窗，由此看外面的树。我觉得此处需要用轻量化的幕墙体系。它不是玻璃，附在主结构外面，我希望它最后呈现出的效果更轻一点，看上去像纱帘。完成物只呈现了这种感觉的四分之三，没做到我最满意的效果。我也希望人们不会把它误读为主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用的材料颜比较亮丽，铝板用深灰，可跟暴露的混凝土进行区分。我希望
次结构可以容纳学生活动，并跟人的身心活动发生更多关系。也就是说主结构解决了大空间的区分和层次，然后由次结构进一步的去调配更细微的身心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朱竞翔：何健翔老师的红岭学校项目的结构体系是今天讲座所有项目中最复杂的——有框架、剪力墙、框筒，而且跨度都很大。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如何实现复杂结构创新的协同工作？
何健翔：我自己的成长跟国内很多建筑师不太一样。我之前也参与过国内的大项目，但感觉方式不合适，所以先暂时退出来。可能也是对消逝怀有某种情感，因为我在珠三角粤语文化里长大，对土地及现有景物感情特别浓烈。重新从一些比较小的改造项目开始，我们对场地、对建造的认知，也就实实在在从这些小项目、小场地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里理解出来了。小建筑的建造过程回想起来像手工艺——不管用砖、木，还是用混凝土。后来有机会接触到深圳明德学院，是一个旧工厂改造为学校。改造跟新建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体量不是我们生产，而是现场就有，我们只是把元素植入进去。明德学院项目场地高差很大，起伏多，这也是我们喜欢的地形状态——地理跟建筑交织的一种状态。
而在做红岭小学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场地内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巨大的工地，连周边道路、建筑条件也完全没有。投标过程只有十天时间，我们用了一个比较标准的一字型平面。在此平面下，我们希望把手工艺的做法放到大型基建中去。几万平方米建筑体量的学校在深圳不算大项目，但相对于我
们以前的尺度算比较大了。进去之后，发现恰好条件不错，自由度比较大，所以我们请了结构顾问——容柏生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一起在广州配合进行结构设计，这是让这件事情最后能够成行的关键。结构顾问公司跟我们工作室很近，我们配合得相当密切。在大的结构体系基本确定之后，方案在后面施工图阶段还是被改了不少，其中有我们最痛心的斜的钢梯，一是因为梁的尺度大了，二是因为跟主体交接处有一个巨大的墩子，但因为施工时间紧促，没办法实现。后面做红岭高中项目，以及我们刚做完施工图的罗湖某个学校，我们希望在这当中寻更好的平衡，也让我们预见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
场地的历史与记忆
朱竞翔：线上东南大学李劢博士有提问。李劢老师是一个优秀的建筑评论作者。他的问题给予钟华颖和何健翔：南京江心洲集装箱学校几字形平面以及红岭小学教学山谷如何顾及场地历史？还有一个问题，前三位老师的轻量建筑都是向死而生的建筑，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建筑被拆除后，它们还能成为地形学历史的一部分？这个能否请朱亦民老师回答？
钟华颖：借这个问题我发表一个感言。轻建筑的场地历史链接的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建设，它呈现的历史面貌是一个缩影的极致片段。平常我们对应的都是厚重的、有长的时间跨度的历史。在这个项目里面，历史反而指代一个现实的缩微呈现。
这个历史也指示了它的命运——注定会被拆除。用地将来会用于商业性开发，也链接了周边的状况、背后城市更新的趋势。南京的金陵中学将会搬迁到江心洲，韩冬青教授将会主持设计，他是我的老师，我帮他开辟好战场。
这个项目的历史将是片段的，但这个片段性背后链接的是城市在这个历史时期发展的一种必然——通过土地不断腾挪以换取更高的商业利益。不然这些项目便不会存在，除去形态、布局、甚至集装箱建造手段本身，都是当代史微小、局部、浓缩的体现。
金融风暴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临时学校的需求？为什么深圳出现的比较多？为什么朱竞翔老师在深圳做的比较多，而在南京做的相对较少，我是否只是一个特例？我认为，这其实是深圳经济总量和城市地段的价值不断升值中所产生的诉求。江心洲需要一个更大的名校入驻，它拉动地价的上升，投入这一点小的代价，哪怕临时，哪怕我给你做投资，去做这样一个学校，这样的代价完全花得起！所以场地的历史信息，与传统建筑学对于场地或者历史的诠释方式不同，集装箱学校以一种深度的、直接的方式“链接”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经济、社会的一大运转规律。
何健翔：场地如何关联项目，如何跟历史、地理、地景建立关联？这确实是我们一贯所追寻的。早期的改造项目实际上就是让新的生活、城市发展跟即有的历史嫁接起来。新旧嫁接之后所生产出的空间，或者说不同类型的城市生活的并置，它们比很多新建筑所建造出来的空间、用很多装饰做出来的
空间更有韵味。城市的未来始终牵挂着过往的历史。在红岭小学开发前，场地与历史的关联完全消失。唯一的依托就是远处的一座山，和这个山体所代表的过去以及这段开发的历史。所以从一个成长在珠三角的人的朴素情感来说，我真的希望这个项目有机会长久地保留下这种关联。我们希望山谷这个空间寓意，能跟当时安托山的场地建立某种历史关联性。我们因此为未来创建一种粒子性的空间，融合精神性的粒子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材料尽可能地用一些本土材料：水洗石、水刷石之类的微小石头，由具体材料跟土地本身发生关系。
我们也在反抗、对抗刚才提到的城市以经济逻辑所做的不断更迭。我们是否可以从建筑出发，在有限的产业范围内，建立一个逆向的城市发展史？可以说我们每一座建筑都会寻求、谋求这样一种状态。
朱亦民：这是一个挺根本的问题，很有意义。钟华颖说的我大都同意，确实我们的工作只是一种现象，反映着后面的某些机制。我们做是当下历史的一部分。如果非要把它上升到历史的话，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太宏大，或者说有点抽象。我们最多是一个故事或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具体到深圳的情况，深圳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学位房
需求，突然这么急迫，是因为深圳较少对人口来源作区分，城市户口特别是教育相对比较开放，而有
些城市会把人口分类。深圳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大家没有一致的来源，情感上面有一种天然的平等意识。这是我特别欣赏这个城市的地方，深圳也是少有的几个我觉得待着很舒服的地方。20多年前我在深圳工作过，也在那儿生活过几年。这个特点好像中国很多城市不具备。这些历史也决定了我们的项目如今能够实施的可能性。
具体到设计本身物质性的存在，它的将来都是脆弱的。我们这个现代、当代的文化的特性，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我们对建筑意义的一些看法。在物质性上，不管哪种形式，最后都会湮灭，任何一个房子都像万神庙那样千年不倒，是不可能的。但在精神性或文化态度上，可能会有记录留存。
技术当然非常重要，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决定性因素。我个人一直主张限制性使用技术，我也不觉得技术应成为塑造城市主要的、甚至唯一决定性的一种力量。一开始的问题有关场地，但如果只是局限于场地的物质形态或现存自然元素，比如说树，可能我们很难到它的意义所在。场地的将来是它历史的转化或留存，或者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这些选择跟我们怎么识别有关。当然现在不管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还是我国现有的状态，都不太鼓励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具体的事情，这么宏大、这么根本性的一个价值追问，这两个东西好像很难联系到一起。也许等做了实践之后，或者我们的观念有所改变之后，这个问题可能能够到答案。
朱竞翔：在学校进行全面更新时，建筑师场景预判将有多大意义，如何回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策划
的矛盾？
朱亦民：我的校园项目属于腾挪学校模式，任务书非常具体，缺多少学位，多少公共空间或教室等等，都非常确定。当然过了若干年后，可能需要七或八年、十年以后，需求会变化。具体来说，它是一个限制性的项目，不是真正开放性的项目。这个限制性包括场地指导意见、用地变通等。这有点像下围棋时的一本道，你没得选。
结语
朱竞翔：请史永高教授总结陈词。
史永高：我对于各位老师的了解深浅不同，今天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大家的分享内容深入，层次清楚，我了解到背后很多东西。项目虽然有轻重型分别，但每位建筑师介入同一问题的方式差别很大，大家的讲述也很清楚。我尤其喜欢今天讨论、发问的环节，不是一般建筑师之间的闲聊，也不是就理论概念的辨析展开的“鸡同鸭讲”。大家讲的很实在，这点让我耳目一新，尤其是最后的讨论环节，将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非常感谢各位！
朱竞翔：有史永高教授的加持与把关，出版活动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发生。多谢线上的听众，你们的支持让我们通过电流感觉到丝丝暖意。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项飙最近在澳门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
很好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公众不会允许专家用非常复杂的术语来讲述常识。这篇文章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提到了学术的一种形态——学者之间通过竞争来获得相互之间的承认，并且进一步形成学术共同体。这种学术承认不是小圈子的游戏，也不是去发明晦涩的词语，让社会团体和公众被排除在外，而是不断地通过各种有意思的表演，使我们针对一个概念，有越来越清晰且不会忘记的一种存在的感受。今天五位建筑师，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各自的经验，使我们相信美好校园是可以获得的，可以更有意思地去建构，这种建构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成为异端别样也是幸福的！再次谢谢大家，围绕深圳新校园运动，我们会持续地以这种学术性的讨论，持续把南方的经验传向远方！
注释：
1NGO组织：意为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提及非政府组织(NGO)与非营利组织(NPO)，把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看作在公共管理领域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组织形式。
NO. 207 世界建筑导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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