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师1412 14200301202 孙健
我们所熟知的江南，并非是指地理范围或者是行政区划，而一般是指文化意义范畴上的江南，其范围大概是江浙两省。近现代以来，周瘦鹃的“鸳鸯蝴蝶”和陆文夫的小巷文学一向被认为是构成了苏州乃至江南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及人文精神，而江南语境、江南文化和江南作家，更无一不是积极影响和促进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形成与发展。此文仅以古镇文化为点而论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春晚导演哈文的父亲借用陆文夫“小巷”这一概念，小巷纵横连接，贯通水陆，如筋骨血脉般构筑了古镇的生命，逐渐形成江南独特的古镇文化，并在星辉灿烂的江南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其文化内涵并非仅在于建筑景物，而是以此为载体，如桥、河、屋、街之类，勾连起人们的日常生活、地域民俗以及趣味传统，透露出江南文化刚柔并济与开放包容的特征，成为尤其是出身江南的作家重要的创作源泉和创作特点。
江南六大古镇，江苏的周庄、同里、甪直和浙江的西塘、乌镇、南浔，一般都在开发为旅游
x女特工演员表图片景区的同时保留了原住民，古韵民俗特也得以保存，我们至今可以在追求时尚追求现代化的今天看到民间传统生活在当今社会的延续。以浙江乌镇为例，街道两旁既有如染布房、药材店、酒馆这样还在经营的店铺，又能看到老妪坐在小凳做虎鞋，或老叟一声一声地敲打制作着铜器，行人在青石板路上走街串巷，附近的餐馆摆上几道当地的特美食，河上摇橹的阿公行船载客驶向远处。古镇的人民在此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故有的生活，而这生活并没有随着时代时间的更迭而改变，在现代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始终可以捕捉到它的影子。
上世纪的古镇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有固有的传统的一套东西，同时又在经受外来事物的侵入与席卷，在社会巨大的变迁中底层劳动人民逐渐陷入困境。借一家人的辛酸遭遇或乡镇上一些人的穷苦命运来反映整个社会背景，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是很多现代作家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手法，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鲁迅的《孔乙己》、《祝福》，亦有如汪曾祺的《戴车匠》、《侯银匠》这类单纯写人写事的，多表现劳动人民勤劳质朴的美好品质。
茅盾的童年、少年时代都在浙江乌镇度过，青年时代也曾在此居住，故而他的很多作品都
受到了乌镇的影响。桑蚕业历来就是江南乡镇经济重要行业，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就以江南农村为背景，以蚕农老通宝一家为主要人物，大力描述了外货倾销、民族丝织业破产和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以及在农村灾难加剧中农民的抢粮风潮和自发的武装斗争。小说中对农村蚕事活动的种种习惯，无一不是生动的描绘，这来源于他对这方面的熟悉，或说是生活经历。30年代的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下苦苦求生，而他所塑造的“老通宝”何尝不是古镇人的一个缩影呢？忠厚倔强，有发家的志气，相信勤劳就有生路，然而自身又有落后保守的一面，虔信鬼神，排斥洋物。小说正是对旧社会乌镇各个方面的真实写照。
茅盾作于1932年的散文《故乡杂记》则更直观可见。衣衫褴褛的市民、穿着人造丝织品的女郎、挤满当铺的乡下人、坐在石阶喘气的焦黄脸、穿着“中山绨”“明华葛”的镇上人、养蚕卖丝还债的“丫姑老爷”、捐税苛重的商人、“两脚新闻报”、从前线下来的兵，他们以小人物的姿态构筑了三十年代乌镇的风貌，展现出乌镇一幅真实的图画。
古镇是有其地方的、传统的乃至是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地域文化的，我们最为熟知的莫过于沈从文用爱和美搭建的“湘西世界”了。而江南古镇自有其特风采，因历史悠久、地域宽
泛等缘故就表现出繁复多姿、细致深远、浓烈厚重的文化特点，影响到现代文学则大致可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民俗风气和宗法礼教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出现。
民俗在古镇有重要地位，是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综合而具体的体现，且与这一时期形成并发展的乡土小说不无关系，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彩。以节日为例，重大的节日活动场面热闹，事项繁琐。汪曾祺《端午的鸭蛋》首段就描述了高邮端午节的习俗：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鲁迅《祝福》对鲁镇的过年也有若干描述，“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虽然鲁镇是小说一个虚构的地方，但过年场景明显是现实中江南地区的样子。
这些民俗同时还具有活络情感、增进邻里关系的作用，表现出浓浓的故乡情怀。《社戏》就描述了春赛迅哥儿和双喜他们一行人夜晚行船去赵庄看社戏：乌篷船围着戏台，周围观
众疏疏朗朗站着，铁头老生的懈怠和老旦的坐唱让大家没了兴致，之后大家又趁夜“偷”了六一公公的罗汉豆。虽然题目是“社戏”，但小说重点不在看戏，而在于看戏的人，在于充满美好童年回忆的故乡。
周作人晚年写作的《儿童杂事诗》诸多诗作亦可看出江南风俗在其内心深处烙下的深重痕迹，如《新年》、《上元》、《扫墓》等，都是周作人耳顺之年的回忆和追述，但无一不是栩栩如生。童年生活中的这些多彩的的节日记忆，就形成了周作人思想要素的最初萌芽，其散文也较多趣味性。
民俗与宗法礼教有时是交织呈现的，是古镇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往往表现为贵男，文学作品里也多以此表现封建社会和宗法礼教对人性的迫害。比如《祝福》写过年场景中有这么一句，“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女子是没资格去拜神的；柳妈让祥林嫂“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赎罪免苦，然而就算祥林嫂捐了门槛，周围的人依旧嘲讽、排斥她，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便是现实的万千残酷。
《祝福》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祥林嫂被婆婆绑走强行嫁给贺老六以获得财礼给儿子娶亲，这是符合宗法的，就算祥林嫂逃出了婆家，依旧是婆家的一份子，要服从婆家；然而
一个女人在丈夫死后逃跑，嫁给了第二个男人，之后丈夫和儿子又都死了，被大伯赶出家门，于是祥林嫂又被礼教所不容。这样的矛盾在现实中存在，人们没有去质疑，反而默认了它的合理性。
其二是江南历史或神话故事的延续或新编。
小池的意思江南历史悠久，地域文化深厚并且复杂，有相当长的时间迷信巫祝鬼神，尤其是吴越之地。在广大的乡镇区域，有关江南的历史故事或者在此发生的神话传说往往以口舌相传或图画文字的方式被人们传播铭记，或作妇孺闲时的乐趣谈资，或作以讹传讹的传闻谣言，或作当地有无的奇闻异事，或以满足老幼的猎奇心理，又或以教化世人行善积德。城、镇、村，镇作为一个中间地带，既是保留历史与神话的载体，同时又是历史与神话的传播者。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就有提及长妈妈给童年的他带过一套绘图的《山海经》，《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也有关于美女蛇的传说，少时接触的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给予鲁迅的童年以新奇自由的想象空间，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或许就可不难联想到鲁迅后来创作的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而写就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同《
论雷峰塔的倒掉》如出一辙，古今杂糅，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均是借以或鞭挞封建势力，或宣扬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或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精神，将历史与神话转化为可供自己驱使的素材。
其三是“江南”概念下的鸳鸯蝴蝶派。
江南语境的形成不仅仅是基于江南文化对现代文学作家（主要是出身江南或受其辐射影响的非江南籍的作家）的影响，同时也是江南文学文化传统上的一种概念。江南地区气候宜人，地势平坦辽阔，植被丰富，商业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这样的概念观点自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的文人、诗歌、地志等开始构筑，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合流和隋唐宋元文学的演变，加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的高度发达，事实的证明和文化的渲染便让我们对“江南”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理所当然地认为江南应该是这样的，什么故事才应该发生在江南，于是“江南”一词也就具有某种特殊含义。这样或许就不难理解二三十年代的通俗小说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江浙地区，而且主要以旧派言情小说为主，一方面是由于爱情题材在江南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很难说不是出自于既有的“江南”概念。
宸是什么意思鸳鸯蝴蝶牌动辄以“一双蝴蝶，卅六鸳鸯”来比拟书中的才子佳人，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
小说故事情节缠绵曲折，哀艳凄苦，且多发生在上海、苏州、扬州、无锡这类繁华的城市，这大概就是“江南”概念下现代言情小说的主要特征了。从古镇角度看，古镇不乏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故事，当地的爱情传说、流通的古代言情小说及诗词、戏曲等，都是是旧派言情小说重要的素材来源，其实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也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古镇，同时古镇人作为社会下层，因远离都市而老派读者众多，思想大多保守传统，通过购买、阅读、传播的方式也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发展与演变。
相比大都市现代化的生活，古镇的情趣品味、诗性意境也容易影响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其作品往往带有清奇朴实、趣味感性、闲适舒放的特质。江南趣味传统，是一种审美的古典情趣，或娱乐消遣一类故生情怀，或读来品咂有味而生意境，也有幽默嘲谑一类。520送什么给女友最合适
写食物的著作自古就有，如先秦《吕氏春秋·本味篇》、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清朝李渔《闲情偶记》，袁枚所著《随园食单》更是一部汉族饮食名著。而谈到吃，谈到江南，谈到现代文学作家，就不得不提一个人——汪曾祺。高邮悠久的历史文化氛围和宽松优越的家庭环境培养了汪曾祺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各种兴趣爱好，远离城市的浮华与快速而回归乡镇恬淡自然的淳朴，他的散文创作流露出古典和士人特质，
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在他的笔下，“吃”升到了艺术且文学的高度，连家乡一颗咸鸭蛋都被他专门写成了一篇文章。
谈吃不能就吃论吃，否则就是一本趣味的菜谱罢了。汪曾祺把吃的感受、吃的氛围和美食的来历说得头头是道，且很少提及奢华的美食，都是普通的家常食物，用真实细腻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同时也抒发了他内心漂泊的思乡情怀。汪曾祺爱高邮、爱江南的美食，于是写了《故乡的食物》系列；他游历大江南北，也吃遍大江南北，作为吃客的汪曾祺自然不会忘了说说那些美食，就有了文集《四方食事》。同时，汪曾祺的美食散文还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里就以食物来阐明他对文学的真知灼见。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曾出现一个作家体——“白马湖作家”，由文学研究会的部分作家组成，如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还有后来的俞平伯、叶圣陶等，他们大多出身江南，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交游方式和文学创作都极力表现出传统江南文人的古雅之趣，不仅在于有着一片远离城市依山傍水的江南佳地，也是源于江南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趣味传统，可以说“白马湖作家”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江南作家，传承着江南古典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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