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有企业涉足领域莫海静
我国的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主体部分，涉足领域之广堪称惊人，在世界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这其中有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当前众多垄断性国有企业涉足竞争性行业，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下，资本逐利性与国有企业职能规划形成了冲突，由于监管缺位，垄断性国企凭借其先天实力进入竞争性行业与民营企业竞争，本身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机制造成资源的无效配置，管理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建立强硬的问责制度与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估方法，政府机构常常成为国有企业实力疯狂扩张的推手，这符合了政府俘虏理论的假设，反应了当前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权力资本扩张势头。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当前许多大型央企，由于其均属于垄断性行业，在政策上理应相应许多优惠政策。这些央企本身的筹资成本极低，或通过优惠的银行贷款利率，或通过财政补贴（如税收减免、土地无偿拨付）等等。国家对这些垄断性国企进行扶持，是由于该类国企属于公益性企业，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本无可厚非。然后一旦行业监管缺位，我们就会发
现，资本逐利性必然导致资金流向潜在获利更大的地方。在垄断性国企其自身主营业务相对饱和的地方，他们本不应该再获得更多的廉价资金，这时资金溢出应该归还国家，让国家转移支付给其他真正需要资金补贴的地方。然而事实上，许多国企为了继续占用这部分廉价筹集的资金，会通过会计操纵等等手法，把相当部分资金留在企业里，或作为三公消费，或用作其他投资，增加了管理成本。对于这部分留在企业内的资金，作为投资扩充企业的本身并不是坏事，只要其经营确实需要。问题是，这部分资金进入的往往是与其垄断性主营业务无关的暴利行业，如房地产、信托、证券金融或者为其它既得利益者提供关联交易所需的过桥贷款或福利补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10月份，我国国营企业（含央企）整体平均利润率下跌8.3%，届时国资委表示：国营企业未来三到五年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冬。
面对当前国营企业的整体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笔者认为是由于其日益高企的管理成本得不到有效控制，这归咎于国营企业的投资规模过大，而这些投资本身就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这些业务不属于垄断性国营企业的主营业务。国营企业通过扩大投资占据国家财政，以一种极其低效率的投资方式，除了增加了自身的经济收入
之外，对国家整体的社会效益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大贡献。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凭空推测，让我们来看看一下一组数据。
据了解，目前国资委所管理的央企总共有117家，其中有87家即接近三分之二涉足了金融业。例如，我们的国家电网，其顾名思义应该经营国家电力系统的输电网络等设备，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电网除了其主营业务之外，还深度进入了许多金融领域，进行多元化经营，其下控制着“英大系”的品牌包括：英大财险、英大人寿、英大信托、英大证券、英大长安保险、英大期货及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等七家金融企业。一家主营电网设备的国营企业竟然涉足七家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金融企业，这种“混业经营”的程度实在惊人。与国家电网公司类似的还有红塔集团，其主营业务是烟草行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在银行业方面参股了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富滇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玉溪商业银行等投资；在保险方面，参股了太平洋保险、华泰财产保险；证券方面，参股了国信证券和控股了红塔证券。但这并不是特例，我们通过查询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发现，已经有相当多的垄断性央企热衷于进入竞争性行业经营非主营业务，具体如下：
1. 保险业务：中石化、宝钢集团、华润集团、中海油、中粮集团、中外运、中化集团；
铁探的演员
2. 控股信托业务：宝钢集团、华能集团、华润集团、中石油、国家电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3. 期货业务：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中钢集团、五矿集团、神华集团；
4. 银行业务：中国石油控股昆仑银行，国电电力控股河北银行，中国移动控股浦发银行，华润集团控股珠海华润银行，首钢集团控股华夏银行，招商局控股招商银行，中信集团控股中信银行；
5. 证券业务：南方航空控股天源证券，五矿集团控股五矿证券，航天科工控股航天证券，中航工业控股中航集团，宝钢集团控股华宝证券，国家电网控股英大证券，华能集团控股长城证券；
6. 租赁业务：中石油控股昆仑金融。
可以看出，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何等热衷于多元化经营，这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是一种错误的发展方向。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认为，这是造成国营企业整体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多元化经营导致了管理成本控制无效，即使忽略国营企业运用过程中存在的
贪污腐败与耗费庞大的三公支出，其多元化经营的结果也最终会导致资金利用率过低且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困境。市场化经济必须是通过民营经济为主导，国营企业依靠行政垄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不应该进入市场经济与民争利，否则对民营企业是一种不公平，有损市场效率。
2.多元化经营之下的大而不强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确实有着资本扩充与占领市场的能力与冲动。我们发现，国有企业虽然热衷于“做大做强”，但他们近年来的整体平均利润率却不尽人意，许多企业出现整体业绩下滑甚至亏损，需要动用政府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其庞大的运转机构。他们对业绩下滑的原因归咎于国际形势的错判，声称需要多元化经营来平衡经济周期带来的行业风险，这是为了以一种合理的姿态进入竞争性行业做的辩解。
细数近年来中国国营企业的亏损时，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时候是由于其好大喜功的进行扩张经营，在自身主营业务没有做好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并购行为而引起的。在企业管理方面，一味强调资本扩张，却没有合理评估扩张的风险与商业行为的绩效，甚至把公司扩张当作衡量管理层绩效的标准，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对于国有企业只重规模不重质量的诟病，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根据上市公司2012年披露的年报显示，中国远洋亏损95.6亿、中国铝业亏损80亿、中国中冶亏损70亿…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国企的亏损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好比中国中冶在2011年曾实现42亿元的净利润，在2012年第三季度还保持8.47亿元的纯利，为何会在第四季度上演业绩大变脸？
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中冶集团在2009年上市，2010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53亿元和42亿元的净利润，到了2012年却亏损70亿元，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更是亏了108亿元。对于2012年度的巨额亏损，中冶的管理层解释这主要是因为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但这理由显然不能够说明一切，因为如果连中国最大且享受国家如此之多优惠政策的龙头冶金企业都如此巨幅亏损，那么它就不值得国家重点扶植，更不应该上市，让股民为这样不负责任的企业改革买单。除了系统性风险，造成中冶亏损的另一主要原因来源于跨国并购项目，由于没有经过招投标而采取直接定标的方式，事后由于报价存在纷争，导致并购成本上升于是发生了亏损。知名财经人士李若山则认为这样的合同纠纷完全可以避免，纯粹是因为中冶集团在事前没有经过详细调研就接受了与中信泰富（另一家大型国企）的工程报价协议，事后由于结算问题而发生了巨额亏损。这种不专业的商业行为怎么
会出现在中冶公司？
近年来，中国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央企。然而，在资产暴增的同时，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急剧上升。特别是许多国有企业，超出了自身经营业务范围进军了不熟悉的金融领域，最终酿成大幅亏损。
雅痞2004年，中航油通过高盛集团在国际市场上以套期保值对冲风险为名，卖出远远多于其实际需求的看涨期权，进行石油展期期权投机交易。最终油价上涨导致其被强行逼仓，最终亏损5.5亿美元；
补水效果好的面膜2008年，深南电，这家主营电力的国有企业，和国际投资银行签订石油掉期交易的对赌协议，深南电赌涨，结果当年国际油价暴跌，深南电亏损严重；
2008年，中信泰富与多家外资投资银行签订了外汇累计期权合约，本为了对冲汇率风险，却因为抱着投机赌博的心理，订立的合同头寸远远大于其自身需求的套保量，反而加大了风险，最终由于汇率变动超出预期而造成亏损达到186亿港元。
3.多元化扩张投资的结果与原因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国有企业，他们的经济总量确实是巨大的，但我们看到他们销售规模巨大的同时，却亏损连连，不得不反思其中原因。为什么众多国有企业热衷于经营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呢？为什么他们不专心做好自身行业内的专业事物，总是喜欢把资金投向金融、大宗商品买卖、房地产项目等等呢？
疑神疑鬼这其中有许多制度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垄断的行业地位，积累了大量经营结余。而企业有了收益与结余，由于内部人控制与既得利益者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往往不愿意把盈余资金上交给国家（哪怕国有资产本身属于全民所有），而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即既得利益者倾向于隐瞒利润不上报，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运营成本，主要的形式除了增加三公消费支出，更多的是以投资的合理形式出现。至于投资的项目，因为其主营业务已相对饱和，只能把资金投向与竞争性行业，如金融、地产等等。这就造成了资本溢出，垄断性国企与市场经济的其他构成部分竞争。这种竞争从先天性来说就带有不公平，主要是筹资成本与行政垄断权力的体现。
公司名还有学者认为，这种国有企业的扩张冲动来源于政府本身。
著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官员冒充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
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本身是政府官员。此股东非彼股东，把彼股东的口头用在此股东上，是不对的。
根据教授的理解，由于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而产权的不可分割性让严格意义上的公司股东只能通过国家政府代表全民持有国有企业。于是，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是由政府任命的，归根到底属于政府官员。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企分离，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接受董事会任命，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政府负责而不是直接对全民负责。因此也就没有国有企业对全体国民负责这一说法了。
笔者认为，教授的理解是相对客观理性的，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制度问题。基于产权的不确定，至少是不能直接体现出产权归属，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高低取决于其需要面对的上级管制部门政府，而不取决于人民。在董事会代表的政府政治利益与公民的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不可避免的成为牺牲奉献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下国内经济形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补贴国有企业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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