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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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应该注意包含列宁的学说，因为是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了世界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杆子的，不然，它就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我想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我们的话题。
历史表明，只要存在国家间的斗争，国家财富就不主要是生产的结果而还包含分配的结果。生产创造财富，但财富多少取决于生产者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其实很多国家干得不多，拿得不少。为什么？因为国际分配体系是他们强力打下的。我们现在在外贸中，为什么拿钱少？因为我们拿的只是工钱，而且还是越来越低的工钱。然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凡事都不可过分。当劳动者及其国家在国际分配体系中连工钱都赚不到时，那这个国际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
但有些国家似乎是特例，像印度这个国家就没有强烈的革命传统。为什么？因为三百年殖
民压迫已压得它没脾气了。印度人最自豪的，也是英国人鼓励的“反抗”是“非暴力、不合作”。对此，黑格尔哀其不幸地说：“大体上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
有人说，香港人实惠，把内地所有的崇高都给化解了：内地人说“工作”，香港人则说“食”；你说“相声”，香港人说“搞笑”，似乎香港人看问题都看到“本质”。我觉得这只能说明英国的“成功”，这样香港就出不了“丘吉尔”式的人物了，香港要是出现了丘吉尔，英国怎么来统治呢？英国将香港人培养得都“食”去了。什么叫殖民文化？这就叫殖民文化。英国人不会把培养英国人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香港人。女装 品牌
一个人，总要给彼岸留点地方。你可以把彼岸世界叫做宗教，也可以叫理想。人的彼岸世界如果有崇高、有浪漫、有自尊、有理想，那这个人才是幸福的。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民族的彼岸世界没有了，那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那将是怎样的悲哀呀！
现在中国又热起来了，马克思又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了经济发展上搞拉美模式的危险。思想中有反对国家依附型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
普通话成绩查询时间主发展道路内容。值得一说的是，不仅反对依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对依附苏联这样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说它是“社会帝国主义”，因为苏联想让我们走“东欧模式”，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拉美模式”。要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当然，走这条路需要的是社会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
西方英美国家在初期失去了人民支持，导致其在国内由人民革命——如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及美国70、80年代的工人市民的反政府和大规模示威——提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迫使英美国家政府的东方扩张政策最后通过巨大的利润回流实现本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并由此获得了本国主体人口的重新支持。与此同时，他们却诱导后发国家走拉美道路。所以，对于没有外部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国家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是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绝对条件。卜凡成立工作室
简言之，没有独立自主，国家便没有光明的前途；没有人民支持，国家则无独立自主；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尤其是获得人民对市场经济政策的支持，对没有对外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就必须节制资本，节制精英意识，倡导“人民创造历史”，而非GDP即资本创造历史的世界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早期美国人的奋斗历史真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欧洲人瞧不起早期的美国人。欧洲当时整个的舆论认为北美人简直就不是正常人。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学科都歧视北美人，当时欧洲的人种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去，三代以后就变小了，如果人到北美去，三代以后也会变小。以至黑格尔都说：“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显得无力，至今还是如此。”“美洲土人体质的孱弱，实在是输送黑人到美洲的主要原因。”黑格尔还举例说一位英格兰的旅行家知道“一个北美土人，他的智力已经充分发达，他居然能够从事研究学问，但是开始不久，他就因为狂饮白兰地酒而死了”。当时欧洲人说起北美生活，就如同下了地狱。为了纠正这个偏见，杰斐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那个骂美国人的作者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对方大谈一通美国人种如何不行的观点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骂美国人的作家。
这说明美国打小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早期美国人根本不信英国人宣扬的“自由贸易原则”。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流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
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 南北战争中，美国人硬是将亲英的南方奴隶主阶级打败了，北方民族工业资本获得胜利。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这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已经确立。美国人奋斗的结果是：曾让欧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国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竟成了后来欧洲人的保护神。
我们再比较印度。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印度刚刚为英国完全占领。此后，印度的经济结构就失去了独立性。这对印度的发展影响至深。印度独立后，它的发展基本上是拉美模式。我查了印度1949—2003年的外贸发展状况，五十多年中只有1972—1973和1976—1977两个年度是顺差，到2000年后，印度外贸逆差就像雪崩一样。这说明印度经济基本上是靠外资拉动，除政府垄断的外，几乎没有多少自己的民族市场。印度的经济收入分配结构正好呈两个反比：人数最多部分收入最少，其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由政府保着。中间那部分人有些收入，收入最多的部分则是给了外国，印度软件人才很多是在给国外公司打工。
印度的财政比我们国家的包袱要沉重，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尼赫鲁走的是和平取得政权的道路，虽是低成本的革命，得到的却是远比中国成本高得多的发展。很多私有权保留了下来，国家动辄就得给私有权付利。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调查结论表明：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这种截流导致印度经济基层萎缩性发展，导致社会基层没有强劲的投资和消费能力。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赛尔号最厉害的精灵 今天试想，如果美国当年也走印度这条路，那英国人就高兴了。今天美国人可以叫拉丁美洲走印度式道路，但绝不能让他们走美国式的道路。美国人宁愿在南美多出几个甘地，也不愿看到再出格瓦拉。
但美国在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不是没的争论的，它一开始也充满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美国独立后不久，国会就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走什么路的大讨论。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集中国家权力，认为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幸福，必须建立联邦制而不是松散的邦联制，为了保持联邦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不否认政府的权力太多会导致专制，但权力太少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两者对人民来说都是毁灭性的。财政政策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增加财政的紊乱，而是为了增加国家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上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和实行商业扩张，他说：“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商业民族，或者要保持大西洋这边的安全，我们必须尽快地为有一支海军而努力。” 他警告大西洋对岸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说：“决不能忘记，我国在一个有效政府下的坚强联合，可能是不止一个欧洲国家日益妒忌的对象；而颠覆我国的计划有时会出自国外强国的阴谋，而且往往受到某些强国的煽动和赞助。”以汉密尔顿为领导形成“联邦党”，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从法国回来的“海归”杰斐逊则与汉密尔顿有很大的区别。他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及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影响，相信自然权力和“天赋人权”说，认为当政府损害人民的利益时，人民有权反抗政府。杰斐逊将国家的稳定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辨别能力的改善。在权力分配上主张以州为基权，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以杰斐逊为首形成民主共和党政治集团，亦称“反联邦党”，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汉密尔顿希望集中国家权力，杰斐逊则希望分散国家权力。两人都不反对共和制，但汉密尔顿则偏重于公民国家主义，而杰斐逊则偏重于民本国家主义。这场争论对美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对推动国家海外商业扩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杰斐逊的民本主义国家政策导向使美国出台了维护国家利益、主权独立、反对霸权的外交政策。
杰斐逊执政期间注意到：美国商业和海运业的最大障碍就是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命脉，他认为，不发展本国工业，等于使美国“永远处于外国和不友好人民的附庸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霸权行为“使我国普遍产生一种发展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把依赖英国货物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奋发精神”。为此，1793年12月，杰斐逊曾向众议院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商业优惠和限制的报告》，郑重提出英国对美国贸易的不平等，要求与英国谈判缔约，以保护美国的商业，并适当对英国进行报复。1801年12月，杰斐逊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美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巨大计划。他将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列为“国家繁荣的四大支柱”。1806年4月18日，美国颁布《禁止输入法》，宣布自当年11月1日起禁止某些英国产品进口，除非在此期间两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1809年1月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强制执行法》，
进一步实行禁运。禁运的结果，尽管美国自己也遭受了很大经济损失，但在政治上它维护了美国的独立和主权尊严。1809年3月1日，杰斐逊卸任前签署撤销禁运法令，但国会针对英法的经济霸权另行一项《停止通商法》（即《断绝贸易法》），继续与英法断绝贸易。但如果英法之中任何一国首先废除其损害美国的商业法令，美国即与之恢复通商关系。
在美国不畏强权的斗争下，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英法霸权的阴影。这一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一些人提出的“与国际全面接轨”的道路形成鲜明对比。昨天美国人拒绝与英国“全面接轨”，而今我们一些人则不知疲倦地要与美国“全面接轨”，其中风险，令人不寒而栗。今天我们已加入了WTO，开始参与全球化。但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规则，以为只要自己融入全球化发展就可以了，我们也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我们加入资本中心体系，就可发大财。现在才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发展不是靠密集自主型技术产品，而是靠密集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更是由于中国技术面临的准入门坎是人家西方人设立的，实在太高；它向中国要的“买路钱”也实在太高。这对资源极丰富的后发国家而言，也没什么，我们看，俄国资源太丰富了，好像有上帝支持一样。问题是我们中国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与俄国不能相比，我们的资源太有限了，所以我们与目前的国际资本体系中的分配体制的矛盾要来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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